近年来，我对世界各地劳动人民身上流露出的幻灭情绪感到愈发忧心。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声音无人倾听、自身权利得不到保护，自己与那些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脱节。对制度的信任正在流失，且对太多人而言，“付出与贡献将换来尊严与机会”的承诺业已破灭。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场信心危机，一场触及社会凝聚力与社会正义核心的危机。
让我深受触动的是，人们在表达这些忧虑时，往往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一语中的：“明天我还能有工作吗？”、“我能维持生计吗？”、“我对未来有发言权吗？”这些问题并非杞人忧天。我们不应回避承认民众期待与现实体验之间的鸿沟正日益扩大。
然而，我坚信，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绝非无能为力。相反，我们深知解决之道。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其章程开宗明义：“鉴于现有的劳动条件使很多人遭受不公正、苦难和贫困，以致产生如此巨大的动荡，使世界和平与和诺遭受危害…•改善此种条件是当务之急”。《1944 年费城宣言》也提醒我们，一切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政策与措施，尤其是经济和财政性质的政策与举措，都必须以是否促进社会正义为衡量标准。我们肩负机构责任，必须予以回应。
这份报告——我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第三份报告—重申，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强化就业、权利与增长之间的纽带联系。本报告还进一步阐明，这种稳固关系由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共同维系—它们确保问责、参与、公平，以及至关重要的民主参与。我们深知：社会对话让人民能够对那些与他们切身相关的问题发声，从而确保他们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结果，而是主动参与制定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解决方案。
换言之，社会对话是践行这些价值观的平台。它是重建信任的途径，是调和利益分歧的手段，更是实现持久进步的阶梯。在这个瞬息万变与深度不确定的时代，它也是我们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推进体面劳动、增强机构响应能力的最有效途径。
我们肩负使命，我们拥有工具、掌握知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决心——去深入倾听，去付诸行动、促进政策协调，并再次认识到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公正的劳动世界。我相信，这份报告将助力我们携手前行，迈向社会正义，实现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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