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卫健委官方公众号健康中国的消息，截至2021年5月16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40693.8万剂次。此前卫健委表示，截至5月13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 36691万剂次，其中13日单日接种1263.8万剂次，是自3月24日我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日报”制度以来单日最高接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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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用药需求增加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柴慧婷在论坛上透露，儿童临床试验少，儿童用药研发较为单一;儿童药缺乏适宜的剂型和规格，儿童每个年龄段适宜剂型不同，临床使用儿童药适宜剂型较少。目前存在的现象是，我国约50%成人用药减半用于儿童临床用药，儿童口服片剂93.3%需要拆分使用。

针对儿童药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困难，儿童药适用规格、剂型缺乏等问题，2020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儿童用药(化学药品)药学开发指导原则》(试行)中明确，引导企业合理研发符合儿童用药特点的新型制剂，补充儿童用药的规格和剂型等不足，进一步促进我国儿童药物研发，满足儿童用药需求，为儿童用药开发提供研发思路和技术指导。

回首70年，我国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深化医疗卫生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完善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建设，实现了医疗质量与安全持续改进，医疗技术快速发展，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诊疗技术与计算机、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高能物理等现代科技交叉融合，给医疗技术服务能力与医疗质量的发展增加了新动力，一方面，以个体化、微创、无痛为典型特点的现代医疗技术在临床广泛应用，减轻了患者痛苦；另一方面，精准医疗理念的推广使疾病诊疗逐步由传统的病原学、病理学层面向基因、分子学层面迈进，提升了诊疗效果；此外，随着以病人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不断推进，内外科诊疗技术不断交融，逐步显现出“内科治疗外科化，外科手术微创化”的趋势，为患者提供了更加全面、合理、科学的诊疗方案，也成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的新动力。

70年来，我们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多、病多、底子薄”的社会现状，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将医疗质量管理和学科能力建设贯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全过程。我国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已经从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等反映一个国家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三大指标上得到了良好的体现，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77.0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1‰，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一、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创新质量管理模式

医疗质量水平和医疗技术能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健康，提高医疗质量水平和医疗技术能力，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70年以来，通过政府主导、行业推动和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精到强，逐步建立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为我国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完善顶层设计和法治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覆盖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医疗质量、医疗技术及合理用药等医疗诸要素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从国家层面对医疗管理制度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加强制度保障，实现医疗服务行为全覆盖。2016年，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发布《医疗质量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医疗质量管理评估制度、医疗安全与风险管理制度和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体系。明确了医疗质量管理各项要求以及卫生健康部门、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在医疗质量管理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使医疗质量管理工作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管理的轨道。

（二）建立我国医疗质量相关标准体系

我国高度重视医疗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持续改进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机制。一是颁布各类临床诊疗及医疗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委托行业学会颁布《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对重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以及器官移植等医疗技术制定实施技术管理规范。二是制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颁布涵盖医疗机构、临床专科、重点病种及医疗技术的质量控制指标，加强质控管理。三是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制定印发涉及30多个专业、覆盖121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在医院普遍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四是加强临床药事特别是抗菌药物管理。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加强处方管理，开展用药监测。在加强抗菌药物管理方面，颁布实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联合12个部门建立应对细菌耐药联防联控机制，实施《中国遏制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16-2020年）》，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标本兼治解决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中的突出问题。这些标准对于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保障医疗质量安全，促进医疗质量管理从粗放式管理，向专业化、精细化的全程管理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推动医疗质量管理科学化

逐步完善我国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组织体系。成立35个国家级质量控制中心，基本涵盖主要临床专业，各省（区、市）成立了省级质控中心1400余个。各级质控中心协助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开展日常质控工作，加强纵向、横向联系，形成工作网络和合力，成为我国医疗质量进步的专业力量。全面质量管理（TQC）、质量环（PDCA循环）、品管圈（QCC）、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绩效评价等医疗质量管理工具已在医疗管理实践中广泛应用，医疗机构运用这些工具开展医疗质量管理与自我评价，实现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取得良好效果。

（四）推进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信息化

制定发布覆盖医疗机构、临床专科、医疗技术的多层级指标体系，建立单病种质量监测系统、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等信息系统，加强质控指标收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质控指标，采用多中心数据来源系统评估的方法，对各省（市、区）医疗机构以及重点专业、病种、技术进行多维度评价。连续5年组织编写《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向行业内发布，全面客观展现我国现阶段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的形势与现状，加强区域间比较分析，为促进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持续改进，以及政策制定和加强管理提供循证依据。

二、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水平明显提升

从整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呈现出“四升一降”的变化趋势，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医疗服务效率有所提升，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稳中有升，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水平不断提升，住院死亡率持续下降。这些成绩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研究显示，自1990年至2015年25年间，我国是医疗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全球排名从110位提高到第60位，进步幅度位居全球第3位。2016年进一步提升至第48位，成为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一）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

7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医院数量、医疗机构床位数量、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显著增长。195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仅8915所，2018年为997433所，增长110余倍；医院数量由1950年的2803所，增加至2018的33009所。

我国医院数量变化（图1）

我国医疗机构床位数由1950年的11.91万张，增加至2018年的840.41万张，增长70余倍。

我国医疗机构床位数变化（图2）

我国卫生人员数量从1950年的61万余人增长至2018年的1230万余人，增长20余倍。

我国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变化（图3）

医院入院人次由1980年的0.22亿增加至2018年的2亿，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由2010年的58.38亿人次增长至2018年的83.08亿人次。

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数变化（图4）

（二）医疗服务效率不断提升

2018年全国医院平均住院日为9.3天，较2010年分别下降1.2天，降幅达11.4%，其中三级医院实现5年连续下降。

 医院平均住院日变化（图5）

在平均住院日缩短的同时，综合医院医师日均诊疗人次稳定在7.8左右，医院工作效率不断提升。

综合医院医师日均诊疗人次（图6）

（三）临床合理用药水平不断提升

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我国门诊抗菌药物使用率从2010年的19.4%下降到2017年的7.7%，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2010年的67.3%下降到2018年的36.4%，细菌耐药趋势总体平稳。

2010-2018年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100）（图7）

（四）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稳中有升

对急性心肌梗死、消化道出血等20个重点病种和颅脑手术等20个重点手术连续监测显示，大部分病种和手术的诊疗质量稳中向好。心脏大血管外科和神经外科等传统高风险手术低风险组患者死亡率下降。其中，三级公立医院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死亡率由2014年下半年的6.12%下降至2017年的5.02%。

三级公立医院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死亡率（图8）

三级公立医院消化道出血患者死亡率由2014年的3.59%，下降至2017年的1.72%，下降幅度超过50%。

三级公立医院消化道出血患者死亡率(/100)（图9）

三级公立医院肾衰竭患者的死亡率由2013年的1.23%，下降至2017年的1.03%。

三级公立医院肾衰竭患者死亡率(/100)（图10）

颅脑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是体现医疗机构诊治水平的代表性手术之一。我国医疗三级公立医院颅脑手术死亡率由2014年的4.37%，下降至2017年的4.23%。

三级公立医院颅、脑手术死亡率(/100)（图11）

　　（五）住院患者死亡率持续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

三级公立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总死亡率由2014年的0.74%下降至2017年的0.63%，连续4年下降。

三级公立医院住院死亡率变化（/100）（图12）

三、医疗技术能力快速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医疗技术不断进步，以微创化、个体化为典型特点的现代医疗技术在临床广泛应用，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祉。在微创化方面，微创手术器械与设备的应用，改变传统手术的方式。在个体化方面，疾病的诊断、治疗从病原学、病理学层面向患者及病原体基因层面迈进，从基因、分子水平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患者提供个体化诊疗方案。以病人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不断推进，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合理、科学的诊疗方案。

（一）外科手术微创化

与传统手术相比，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等优点，成为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重要技术手段。我国腹腔镜临床应用始于1991年，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从最初的胆囊切除术，扩展到腹部外科、妇产科、泌尿外科、胸外科等诸多临床领域，高难度手术例数逐渐增多，逐步取代了传统手术，在部分三级甲等医院中，腔镜手术的占比已经达到80%以上。

外科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微创外科的发展，使普通腔镜手术无法或很难做到微创手术得以实现微创操作。机器人手术系统采用高清晰的三维立体视频等创新性技术，具有稳定性好、操作灵活、运动精准、手眼协调、实时同步等特点，突破了人眼、人手、距离的限制，让手术操作更方便、精细。截至2017年，我国已累计完成各类机器人手术67611台，年增长幅度达73%。

2007-2017年我国机器人手术量（图13）

随着我国机器人手术系统的推广应用，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享受到先进医疗技术带来的优质医疗服务。利用5G通讯技术，远程手术已成为可能。

（二）内科治疗外科化

经自然腔道的内窥镜技术，以其微无创、无瘢痕、方便快捷的特点受到医患双方的青睐，成为现代医学的代表技术之一。内镜技术通过与现代声、光、微电子技术相结合，提升了检视、摄像性能，为手术、操作提供了良好、清晰的视野。结合高频电刀、微波、激光、冷冻和注药等技术，已经实现从诊断到治疗、从腔内到腔外的突破，成功替代了部分传统外科手术，广泛应用于呼吸、消化、耳鼻咽喉科、妇科等专业，并在县区级医院普遍应用。胃镜、纤维支气管镜、肠镜等已经成为内科诊疗中不可缺少的手段。以支气管异物的诊疗为例，过去需要手术切开取出异物，不仅创伤大、恢复慢，还面临着感染、神经损伤等并发症的威胁，现在通过支气管镜技术基本实现了无创治疗。

（三）介入治疗常态化

介入治疗是处于外科、内科之间的新兴治疗方法，对于内科疾病，药物通过介入途径直达病灶，不仅提高了疗效，还降低了药物副作用；对于外科疾病，无需开刀暴露病灶即可完成治疗，不仅损伤小、恢复快，而且降低了麻醉并发症、感染等风险。在心血管领域，介入诊疗已推广发展了近40年，接受心血管介入诊疗的人数以每年5%-15%的速度增长，2018年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达915256例，手术量位世界前列。

我国心血管介入诊疗例数变化（图14）

在神经系统疾病领域，介入治疗在颅内外血管成形、支架置入、卒中处理等血管内治疗以及脑动脉瘤、动静脉瘘和动静脉畸形的栓塞治疗等领域的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外周血管疾病领域，介入诊疗技术广泛应用于闭塞性动脉硬化症、大动脉炎及闭塞性脉管炎等外周血管病的治疗，血管开通率由早期的50%提高到90%以上，半年再狭窄率下降至30%～20%，并发症由5%下降至1%。在恶性肿瘤治疗领域，非血管介入治疗快速发展，已经占到我国介入治疗50%以上的工作量，并成为肝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已有30%需外科手术治疗的肿瘤及其相关并发症可以用介入方法治疗。

（四）器官移植技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建立了公平、高效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

我国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形成一定规模，90年代得到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后器官移植种类、数量、质量均有所提高。自2010年起，我国着力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于2015年完成器官来源转型，除亲属间活体捐献外，所有器官均来源于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我国构建了公平、高效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成立106个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169家医疗机构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1.8万余例，捐献大器官突破5.2万个。其中2018年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达到4.53，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87.97%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12.03%来源于亲属间活体捐献，捐献、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2位，亚洲第1位。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数量（图15）

在捐献器官数量增长的同时，单位捐献者捐献器官产出量也得到持续提升，2018年单位捐献者肝脏产出均数达到0.91，单位捐献者肾脏产出均数达到1.91，均为历史新高。

我国捐献器官移植数量（图16）

2.器官移植技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目前国际能开展的大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均能开展，肝脏、心脏、肺脏移植多个单中心移植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心肺、胰肾等器官联合移植技术达到国际水平，部分肝脏移植技术如：自体肝移植技术，无缺血肝移植技术，儿童肝脏移植、肾脏移植技术国际领先。患者生存率等质量指标已与国际水平持平，部分指标明显优于国际水平。2018年我国完成肝脏移植手术6272例，手术例数较2015年（2620例）增长近139%；实施肾脏移植12948例，较2015年（7040例）增长84%；实施心脏移植487例，较2015年（279例）增长75%，且术后30天存活率93.9%，高于国际平均术后30天存活率90.4%；实施肺移植手术403例，较2015年（118例）增长241%。

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数量（图17）

四、重点疾病诊疗能力显著提高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主要疾病已由建国初期的传染性疾病转为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2018年，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导致的死亡占据了城市居民死亡率的69.78%，农村居民死亡率的68.62%。为提高相关疾病的诊疗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成立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国家癌症中心及相关专业国家质控中心，在各方努力下，相关疾病诊疗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一）心血管系统疾病

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相应的药物和技术，我国冠心病患者的住院死亡率约30%。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一些大医院相继建立了冠心病监护病房，对患者进行心电监测，并使用直流电除颤装置对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患者电复律，患者住院病死率的大幅度下降至15%左右。1984年，我国成功开展了经冠状动脉溶栓治疗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和静脉溶栓治疗，并在国内推广应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作为成熟技术在国内迅速发展。根据国家心血管疾病质量控制中心的统计资料，2018年全国1788所地方医院及部队医院共完成PCI术915256例，数量居世界首位。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直接PCI的患者占比逐年增长，由2009年的29.76%增长为2017年的42.2%。

直接PCI的患者占比变化(/100)（图18）

我国不断加强冠心病介入治疗质量控制，经皮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0.5%，且呈下降态势。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诊疗并发症发生率(/100)（图19）

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手术方式——冠脉搭桥手术，从2004年至2013年，在年手术量保持5-10%的增幅的同时，院内手术死亡率从2.8%下降至1.6%，主要并发症发生率从7.8%下降至3.8%，术后住院天数和总住院天数分别缩短2天。随着诊疗技术的发展，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住院死亡率已降至5%左右。

2.心律失常。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进入心律失常心电学诊断和应用的时代。六十年代，临时起搏技术和植入型心脏永久起搏技术开始应用。1973年，成功记录到我国第一例希氏束电图，标志着我国心腔内电生理诊断和应用时代的开始。九十年代我国相继引进导管消融治疗室上性心动过速和导管消融治疗心房颤动技术并取得了经验。根据国家心血管质控中心数据，我国起搏器植入量从2010年的38768例增长至2018年的82779例，年增长8.8%。

2010-2018年我国起搏器植入量变化（图20）

3.高血压。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与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如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等密切相关。我国高血压患病率为23.2%，患病人群庞大，但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水平较低。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高血压防治工作，采取了积极举措，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均明显提高。

1991-2015年我国高血压防治情况(/100)（图21）

（二）脑血管系统疾病

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脑卒中发病率急剧攀升，脑卒中已成为当前我国居民的重大威胁，数据调查显示，脑卒中是造成我国减寿年数的第一位病因。2017年脑血管病占我国居民疾病死亡比例在农村人群为23.18%、城市人群为20.52%。我国高度重视区域卒中防治网络建设，卫生健康部门组织区域内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疾病控制中心、急救机构等单位共同开展卒中防治工作。逐步建立人群卒中筛查预防、急诊急救、规范治疗、康复随访“四位一体”的全流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全面开展中国卒中中心建设，医疗机构建设脑卒中急诊绿色通道，推广脑卒中防治适宜技术。脑卒中患者入院至溶栓时间（DNT）下降明显，2018年DNT中位数已缩短至50分钟以内，较2014年平均缩短18.23分钟。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动脉溶栓和取栓数量快速增长，由2014年卒中中心建设前的1821例增长至2016年3907例，增长幅度达214.55%。

（三）恶性肿瘤系统疾病

恶性肿瘤系统疾病是医学难题之一。70年来，恶性肿瘤诊疗新技术不断发展，手术、放疗、化疗等传统手段不断优化，消融、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新手段层出不穷。以CT、MRI和PET-CT定位和逆向调强计划为基础，放疗新技术从常规二维放疗发展到三维适形放疗、调强放疗、图像引导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自适应放疗等，在提高诊疗效果的同时明显降低了副作用。鼻咽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等疾病通过放疗新技术，生存率提高了约5-10%。通过高通量基因测序、液体活检、肿瘤药物浓度监测等新技术，实施肿瘤个体化治疗及全程管理，大大促进了临床合理用药、精准用药，强化肿瘤用药全程质控，有效提高了晚期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使患者可以长期“带瘤生存”。据统计，我国恶性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逐渐提高，已由2000年的30.9%提升到2017年的40.5%。

我国癌症总体生存率（/100）（图22）

五、平台学科有力支撑

 我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日新月异,临床诊疗服务呈现出个体化、微创化、复杂化、各专业交叉融合的趋势。受益于医学影像、麻醉、重症医学、病理科等支撑专业的“及时补位”，我国医疗机构临床专科医疗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一）医学影像专业

近年来，我国医学影像学正在从以解剖结构为成像基础的传统医学影像学向以细胞、分子结构和功能为成像基础的分子和功能影像学方向发展。MRI、CT及超声检查等已经普及；PET、SPECT、磁共振波谱成像及光学成像等提供功能及分子信息的影像技术快速发展。此外，不同的成像方式能够信息互补，成像方式不断融合，多模态成像技术（如PET/CT和SPECT/CT等技术）成为医学影像学的发展趋势。随着医学影像的进步，带动疾病诊疗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提高了术前评估的准确性，手术安全性、有效性明显改善。

（二）麻醉专业

1949年我国首个麻醉科在兰州创立，70年来，随着麻醉业务领域不断丰富、服务量不断增加，从子宫内胎儿、新生儿到百岁老人均可实施麻醉，解决了“不敢”、“不能”手术的问题。麻醉门诊由2015年的544万人次增加到2018年的836万人次，增加了约53%。手术室内的麻醉由2015年的2411万例次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加，到2017年已经突破2800万例次；手术室外麻醉则由2015年的1170万例次增加到2017年的1500万例次，麻醉科成为体现医疗机构综合能力的重要临床专科。与此同时，麻醉直接相关死亡率和严重并发症率明显下降，目前，我国麻醉相关死亡率为12/百万，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41/百万，麻醉后24小时内全因死亡率约为万分之3～4。

（三）病理专业

病理专业在我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为临床提供了常规、简便、有效的服务，已成为医疗机构不可或缺的支撑性学科。2017年我国三级公立医院术中快速病理诊断及时率达96.65%，细胞病理诊断及时率97.52%，处于较高水平。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病理学科也引进了许多自动化装置，如病理标本的自动脱水机，自动包埋机、自动切片机、自动染色机等。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省（区、市）均建立了病理远程会诊中心，开展了远程病理图文会诊，为临床提供了更便捷、可靠、有效的诊断治疗建议。

六、问题与展望

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医疗服务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且仍在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和要求越来越高。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了我国主要矛盾已经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在医疗卫生领域尤为明显。为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健康中国”“质量强国”战略，将医疗卫生工作和医疗质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这在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既明确了关键问题所在，又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另一方面要以问题为导向，持续做好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提升工作，打造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中国模式”，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一是持续扩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继续深化医疗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资金投入，聚焦跨省异地就医患者集中的病种和专科，精准开展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增加优质医疗资源总量，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同时，促进社会办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促进专科间、区域间均衡发展。聚焦就医矛盾突出的儿科、产科、精神、麻醉、病理等薄弱专科和中西部地区，在资金投入、政策引导、临床专科能力建设、区域医疗中心设置等方面向薄弱专业和中西部地区倾斜，逐步缩小专科间、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促进专科间、区域间均衡发展。

三是提高医疗质量同质化水平。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建设，完善质控指标，扩大质控工作覆盖范围，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统一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推动质控工作深入基层。加强质量管理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医疗质量安全信息化管理。指导医疗机构开展医疗质量管理与自我评价，实现医疗质量持续改进，提高医疗机构间医疗质量同质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