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数据显示，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预测AI将取代美国半数白领岗位。摩根大通高管预计，其部分业务未来几年员工人数将减少10%。更为激进的预测来自Anthropic，其CEO认为未来一至五年内，半数入门级岗位或将消失，可能导致美国失业率攀升至10%至20%的区间。

与预测相对应的是企业已开始采取的实际行动。例如，Shopify要求管理者证明新增岗位无法由AI胜任后方可招聘。IBM已利用AI替代数百个人力资源岗位，同时增聘了程序员与销售人员。企业正通过整合岗位、提升人均产出等方式，积极探索更为精简的运营模式。

然而，市场对此并非全无异议。部分科技企业高管，如OpenAI的首席运营官，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入门级岗位被大规模取代。同时，AT&T等公司高管也指出，技术革命往往催生新的工作岗位，AI对就业市场的最终净效应仍存在不确定性。

综合来看，无论最终的岗位流失与创造净值如何，由AI驱动的劳动力结构性调整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企业战略正从人力扩张转向人机协同的效率最大化。未来，就业市场将对能够驾驭和协同AI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激增，而标准化、流程化的白领及入门级岗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替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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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这引发了如何应对“双重转型”的问题。
• 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发展等因素正影响总体生产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如何更好地平衡雇主和员工的需求，以提高各个行业的生产力。

• 超24亿人在工作中面临过度高温的风险。
• 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热浪将导致160万人死亡。
• 联合国劳工组织呼吁制定新政策以保护工人免受热应激的影响。

随着地球变暖，数十亿劳动者面临日益严重的热浪风险。Image: 国际劳工组织

在非洲，近93%的劳动力暴露于极端高温。在阿拉伯半岛，超过83%的劳动者面临过度高温。在欧洲和中亚，劳动者面临极端高温的风险增长速度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快，自2000年以来已经增长超过17%。

美国国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NIOSH）指出，最容易受到过度高温影响的劳动者包括：“消防员、烘焙工作者、农民、建筑工人、矿工、锅炉房工人、工厂工人和其他人员”。

NIOSH表示，65岁及以上的老人、肥胖人群、有心脏病或高血压的工人更容易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

极端高温对人体健康有何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在2024年7月的讲话中发出警告，全球有近2300万起工伤事件是由过度高温引起的。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指出，热应激是“隐形杀手”，会“立即影响在岗工人，导致热衰竭、中暑甚至死亡。长期而言，劳动者会患上严重且令人衰弱的慢性疾病，影响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以及肾脏”。

国际劳工组织表示，目前有2620万人因工作场所热应激而患上慢性肾病。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4年的一份报告中将全球变暖与数十亿人的健康风险联系起来，对过度高温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影响给予关注。

《量化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报告指出，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尤其是2022年5月至9月的欧洲热浪导致6.2万人死亡。

到2050年，热浪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夺去约160万人的生命。Image: 世界经济论坛

报告预测，到2050年，热浪将在全球范围内夺去约160万人的生命，65岁及以上的老人最易受到长期极端高温的影响。东南亚等地区未来可能面临长期热浪带来的更严重的健康影响。

气候变化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尤其是对弱势群体。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旨在明确最需要立即引起关注的气候与健康问题。与艾意凯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证据情况和私营部门的角色》报告分析了相关影响，指出了研究空白，并为私营部门采取行动以改善健康结果提供了指导。

该报告是世界经济论坛更广泛的气候与健康倡议的一部分，旨在提高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如极端热浪）的健康影响的能力，团结行业、政府和国际领导人以制定协作战略并交流最佳实践。其目标包括提高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评估气候变化的健康和经济影响，并促进跨部门合作以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

如何避免过度高温风险

国际劳工组织指出，一些简单有效的措施可以减少工作场所过度高温的风险，如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提供凉爽遮阳的休息区等。

在策略层面，国际劳工组织希望能够更新过时的法规，并将劳动者保护范围扩大到官方认定的热浪时期以外。

在制定热应激政策以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将劳动者纳入考虑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国际劳工组织表示，跨国合作和知识共享将加快制定政策，以保护数十亿劳动者免受日益严重的过度高温的威胁。

本文作者：

Simon Torkington，论坛高级撰稿人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

保加利亚时薪最低，卢森堡最高

平均小时劳动力成本掩盖了欧盟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保加利亚（9.3欧元）、罗马尼亚（11.0欧元）和匈牙利（12.8欧元）的小时劳动力成本最低，而卢森堡（53.9欧元）、丹麦（48.1欧元）和比利时（47.1欧元）的小时劳动力成本最高。

在欧盟，每小时的工业劳动力成本为32.2欧元，在欧元区为38欧元。建筑业则分别为28.5欧元和31.9欧元。在服务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为31.8欧元（欧盟）和34.8欧元（欧元区）之间。在主要的非商业经济（不包括公共管理）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2.4欧元和35.7欧元。

劳动力成本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工资和薪金以及非工资成本。非工资成本占整个经济体总劳动力成本的比例在欧盟为24.7%，在欧元区为25.5%。非工资成本占比最低的是马耳他（1.4%）、罗马尼亚（5.0%）和立陶宛（5.4%），最高的是瑞典（32.2%）和法国（31.9%）。

从2022年到2023年，欧盟的小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3%

2023年与2022年相比，欧盟的小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3%，欧元区上升了4.8%。

在欧元区，所有国家的小时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增幅最大的是克罗地亚（+14.2%）、立陶宛（+12.4%）和爱沙尼亚（+11.7%）。

对于欧元区以外的欧盟国家，2023年以本国货币表示的每小时劳动力成本在所有国家都有所增加，增幅最大的是匈牙利（+17.0%）、罗马尼亚（+16.5%）、保加利亚（+14.0%）和波兰（+12.4%）。丹麦的增幅最小（+2.7%）。

报告已经在“很大”或“非常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利益的组织比例为18%-36%，具体取决于所追求的利益类型。

报告生成式人工智能专业水平“高”或“非常高”的组织更积极地扩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且比其他组织更大程度地实现了预期的利益。

企业主要计划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节省的资金再投资于创新（45%）和改善运营（43%）。

扩大

领导者认为，扩展是创造价值、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业务的影响和扩大技术用户基础的关键。缩放阶段是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价值的阶段。

常见的关注领域包括数据安全和质量，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可解释性，以及工作人员不信任或不熟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员工使用经批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和应用程序的比例仍然很低，近一半的受访组织（46%）只向一小部分员工（20%或更少）提供了经批准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访问。

建立信任

缺乏信任仍然是大规模采用和部署生成人工智能的主要障碍。

信任问题并没有阻止组织迅速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实验和概念验证，60%的组织正在有效地平衡快速实施和风险管理。

发展劳动力

大多数组织（75%）预计该技术将在两年内影响其人才战略；32%的组织报告了“非常高”水平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业知识，他们已经在做出改变。

最令人期待的人才战略影响是流程重新设计（48%）和技能提升或再培训（47%）。

在短期内，更多的组织预计该技术将增加员工人数（39%），而不是减少员工人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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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主席Marina Bill表示：“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工业经济体之一。在五年内，工业机器人的运营库存增加了一倍多，到2021年达到33220台。这相当于自2016年以来年均增长率为16%。”

印度的工业机器人库存创下历史新高

以制造业产出衡量，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为4439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21.6%。

汽车行业仍然是印度机器人行业的最大客户，2021年的份额为31%。安装量增加了一倍多，新安装1547台(+108%)。印度的一般工业以金属工业为首，新安装机器人308台(-9%)，橡胶和塑料工业新安装246台(+27%)，电气/电子工业新安装215台(+98%)。

印度潜力巨大

与中国相比，印度机器人技术的长期潜力变得更加清晰:印度汽车行业的机器人密度，即每万名员工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在2021年达到148台。中国的机器人密度在2010年达到131台，并在2021年飙升至772台。

印度政府支持工业部门的增长，这是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数字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道，印度约3万亿美元的GDP排名第五，与英国和法国并列，仅次于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

机器人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印度新的制造能力是为其人民提供充分教育和就业机会的重要一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印度现在有14亿人口，首次超过中国。这意味着印度拥有庞大而年轻的劳动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预计到2027年，印度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年龄人口。

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吃紧，但随着职位空缺数量从历史高点略有下降，出现了一些缓解迹象。

在生活成本危机中，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实际工资都在下降

在许多国家，利润的增长超过了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对国内价格压力的贡献异常巨大，并导致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虽然公共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提供了一些缓解，但购买力的丧失对低收入家庭的工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通过储蓄或借贷来应对价格上涨的余地较小，而且往往面临更高的有效通胀率，因为他们的支出中有更高比例用于能源和食品。

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可以帮助弥补购买力的损失

可以启动一些政策杠杆来限制通货膨胀对工人的影响，并确保政府、公司和工人之间公平分担成本。帮助工人的最直接方式是提高他们的工资，包括由政府控制的法定最低工资。

人工智能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指导政策制定者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报告回顾了有关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新证据，同时强调了围绕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当前和未来影响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促进人工智能可靠使用的最合适政策行动。

到目前为止，工作质量受到的影响大于工作数量

根据目前的文献，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工智能对就业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人工智能的采用率仍然相对较低，或者因为公司到目前为止更倾向于依赖自愿的劳动力调整。

政策和社会对话将发挥关键作用

在工作场所使用人工智能的风险，加上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的快速步伐，突显出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制定政策，以获得人工智能可以给工作场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解决工人基本权利和福祉的风险。

在很大程度上，2022年普查反映了2020年的调查结果，而不是表明劳动力人口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英国总劳动力相比，游戏行业仍然趋于年轻化，但其间的两年略有老化。

英国游戏行业的种族构成与2020年相比没有变化：89%的劳动力是白人，这意味着有色人种在游戏行业中的占比低于英国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英国游戏劳动力非常国际化：近30%的游戏工作者来自外国。该行业的性别构成略有多样化，男性占2/3，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人群都有小幅增长。大约3/4的英国游戏劳动力是异性恋，比2020年略有下降。24%是双性恋、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其他。

游戏行业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资格与2020年保持相似。游戏行业从业者在家庭中长大的可能性显著高于一般人群。

超过4/5的游戏从业者至少拥有本科学历。与2020年人口普查相比，报告身体健康的人数有所减少，但数字仍高于劳动力平均水平。18%的受访者报告了健康状况。

1/10的劳动力报告有影响注意力集中的状况，例如多动症。这比2020年显著增长，尽管这可能是由于提出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游戏行业的自闭症患者和多动症患者比成年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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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和AWESOME于2021年2月至3月对223家供应链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自2016年首次调查以来，供应链中的女性比例最高。

Gartner供应链实践部副总裁和分析师Dana Stiffler表示：“与其他行业相反，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供应链没有减少劳动力，而是继续招聘，甚至面临人才短缺，特别是在产品供应链方面。这导致许多女性不仅在供应链企业站稳了脚跟，而且提高了她们在企业中的代表性。”

留住中年女性是最大的挑战

调查显示，流行病似乎并未打乱供应链中的两性平等努力。84%的企业表示，新冠对他们留住和提升妇女的能力没有明显影响。

但是，54%的受访者表示，留住女性就业者是一项日益严峻的挑战。缺乏机会是女性离开供应链企业或供应商的首要原因。

Dana Stiffler补充说：“认真对待两性平等努力的供应链领导者必须量身定制领导力发展计划，探索灵活的工作政策，以满足职业中期女性的需求。”

更多的企业正在制定性别多样性目标，并采取主动行动

设定目标和明确的目标是改进管道和其他DEI成果的关键驱动力。2021年，拥有目标的供应链企业所占比例从2020年的64%增长至73%。在有目标的受访者（29%）中有68%表示有一项以女性为重点的有针对性的举措，这比从2020年的46%大幅提高。

一场重大危机正在迫在眉睫，到2030年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将超过供应，导致全球超过8520万人才短缺。这种迹象已经显露出来，两年内就将面临没有足够的人才可供选择的状况。在低失业率和工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劳动力短缺已经加速了自动化并增加了机器人使用量。这并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才。

如果不加控制，到2030年人才短缺将造成8.452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德国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

仅美国就可能因劳动力短缺损失1.748万亿美元，相当于整个经济的大约6%。更多地使用机器人或许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问题在于技术进步与技术需求之间并不同不。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拥有合适的技能，技术就无法实现生产力收益的承诺。这也为全球人才紧缺奠定了基础。

2030年各行业人才短缺情况预测：

1. 金融行业：劳动力技能短缺1070万人，影响313万亿美元收益。
2. TMT（科技、媒体和电信）：劳动力技能短缺430万人，影响产值4497亿美元。
3. 制造业：劳动力技能短缺790万人，影响收益4亿美元。

2030年各国人才短缺情况预测：

1. 美国：劳动力技能短缺2390万人，影响2307亿美元收益。
2. 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劳动力技能短缺1430万人，影响1906亿美元产出。
3. 亚太地区：劳动力技能短缺4700万人，影响4238亿美元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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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2015年欧盟共有2350万非金融企业，其中98.7%为小型，即就业人员在0-49人；1.0%为中型，就业人员有50-249名；只有0.2%为大型企业，就业人员在250人以上。在小企业中，就业人数不足10人的占企业总数的93%。从各成员国来看，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的比例基本相同。

对求职者来说，小企业虽然没有大企业有吸引力，但它们创造了33%的就业岗位和44%的加值

考察欧盟就业人数时，小企业在2015年为约一半的劳动力提供了工作，17%的欧洲劳动力在中型企业工作，大企业的贡献是最小的。在增加价值方面，38%来自小企业，19%来自中型企业，44%来自大型企业。

199IT.com原创编译自：欧盟统计局 非授权请勿转载

这组数据源自《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以下简称“报告”），该研究由摩根大通支持发起、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和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领衔，同两校30多位研究骨干合作，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供需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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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摩根大通支持和发起，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完成并在本周四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显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正在向价值链上游转移，其提供或制造的产品也逐渐向高附加值产品过渡。

随着上述进程的加速，中国因此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上升。

调研报告显示，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从低价产品加工出口转向包括IT服务、软件服务、会计服务、金融服务、市场和客户服务等领域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这些行业对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也逐步增加。

此外，中国不同地区对人才的需求亦存在巨大差异。报告指出，中国东部地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大，但同时供给也较多；尽管西部地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不如东部，但由于供给少，供求矛盾也很突出。而在中国企业纷纷向海外拓展之际，国际化管理人才和战略设计人才尤为短缺。

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问题日益凸显，研究报告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技能劳动者数量目前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则占5%。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日益明显。报告称，中国劳动力供给存在人才层次矛盾显著，低学历未技能智能化、高学历却低能化的问题。

具体而言，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招生规模与市场需求脱节，加之学生本身就业准备不足、离职率高。调查显示，大学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高达1/3，并且大约有70%的企业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实用性不强”。

中职教育则面临着生源规模不足、规模萎缩和专任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在高职教育方面，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仍更偏重“普通教育”，高职院校生均财政教育经费仅为本科院校的1/3左右。

虽然年轻一代农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升，但技能依然缺乏，其接受正规技能培训的渠道缺乏且限制较多。

报告指出，受教育程度低、培训机会缺乏等问题使得低技能劳动力无法适应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的需要。而对于高学历大学毕业生以及海归人员，其技能却与产业需求严重脱钩，学校培养的技能无法满足企业实际应用需要。

根据调查报告，中国劳动人口中失业风险最高的三类群体是：16-29岁青年农民工、22-24岁大学毕业生和45-60岁中老年劳动力。因此，提高技能水平是减少上述群体失业风险、降低整体失业率的关键所在。

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报告建议提升劳动力质量，调整劳动力技能培训的相关性和及时性，从而更好地适应高成长性行业的技能需求。

“要解决技能缺口的难题，我们必须对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职业培训和认证体制,包括诸多影响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进行反思和改革。”上述报告称。

来自：界面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在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重要转变、劳动关系日渐复杂的历史时期，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以《劳动合同法》为主要内容的劳动法律法规，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体面就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工作时间是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合理的工作时间安排不仅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也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基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达到了中上收入国家水平，并正在向高收入国家大步迈进。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关系也开始进入了矛盾频发的“深水区”。这其中，由于工作时间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引发的劳动纠纷，正在成为引发劳资纠纷的重要“导火索”。不仅如此，过度加班还容易导致劳动者职业病上升、休闲时间减少、工作家庭关系失调等等。事实上，过度加班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由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正式发布。作为每年一部的系列报告之一，此次最新发布的报告以“提倡适度劳动，实现体面就业”为主题，聚焦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该书的发布得到了诸多劳动就业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他们都对本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

该报告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的工作时间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本报告认为，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虽然工时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但加班现象仍然严重

总体来看，我国的法定劳动时间虽然有所减少，且与国际基本接轨，但各行业劳动者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加班现象。研究发现，我国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小时以上。从城镇数据来看，除农林牧渔业之外，所有行业的周工时均超过了40小时。另外，大多数行业的周加班时间（按标准工时40小时计算）在3—5小时之间，超过50%的行业的平均周工时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无特殊需求企业”应遵守的最高工时限制44小时。对所有行业平均周工时进行排名发现，住宿和餐饮业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51.4小时，排名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平均周工时分别以50.2小时、49.4小时、49.1小时，列二至四位，以上四个行业的周工时均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特殊行业”周工时界限（49小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制造业的周工时为48.8小时和48.2小时。上述六个行业每周的加班时间均超过了8个小时，也就是说，依照《劳动法》规定的日8小时标准，这些行业的工作者平均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更少。

　　（二）过度劳动伴随工时闲置

我国劳动者的平均闲置工时近些年呈现增加趋势。从城镇劳动者工作时间构成情况来看，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下的就业人员占比约在10%左右，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同年份出现短期波动，但整体变化不大。而不同行业过度劳动程度和闲置工时特征差异显著：农、林、牧、渔业是城镇就业人员闲置工时最多的行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闲置工时较多，且同时存在严重的过度劳动问题；和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类似，建筑业同时存在过度劳动和闲置工时多的特征；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过度劳动问题严重，几乎不存在工时闲置情况；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闲置工时很少，尤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甚。

　　（三）男性“长工时”与女性家庭“第二轮班”并存

总体而言，男性工时普遍要高于女性。然而在家务劳动时间上，女性的分担比率却在增加。这种在中国出现的“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现象：说明尽管女性的经济地位日渐提升，男性所承担的家务却没有增多，而女性除了在办公室进行“第一轮班”的工作外，还要在家里承担更多的“第二轮班”工作。不过，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北京、上海的男人顾家系数最高。

　　(四) 城乡劳动者工作时间差异大

相比城镇劳动者，农村就业人员劳动时间更长。从总体上来看，城市和农村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分别为378分钟和410分钟，约合6.3和6.8小时，后者比前者平均每天多工作半小时，平均一周多工作约3.5小时。

　　（五）特大城市劳动者上下班时间长

在所调查的典型城市中，上下班时间较长的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几个特大城市，其日平均通勤时间都接近或者超过一个半小时，“舟车劳顿”已经成为大城市人群每天都要经历的事情。其中，北京通勤时间最长，达到97分钟。天津、南京、沈阳、重庆、太原等城市就业者每天的通勤时间均超过了65分钟。除了居住地较远，不同城市在上班高峰时段或多或少都存在拥堵现象，也是造成通勤时间延长的主因之一。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的拥堵现象最为严重，特大城市的交通阻塞严重影响通勤时间。

　　（六）雇主比雇员工作时间长

不同就业身份人员工作时间差异较大。其中雇主工作时间最长，超过了47小时；其次为家庭帮工，达到45小时；自营劳动者（自雇者）周工作时间最短，为42小时。从该数据中不难发现，就平均劳动时间来看，雇主的平均周工作时间要长于一般雇员。从工作时间构成来看，在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几个就业身份中，55.5%的雇主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成为“最辛苦群体”。如果按照法定标准工时（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进行衡量，70%的雇主都会加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雇员的工作时间构成，47.1%的雇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而工作时间在41—48小时或48小时以上的雇员分别占20.7%和27.4%。另外，有40.9%的自营劳动者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8小时以上。这表明，虽然自营劳动者平均周工作时间只有42小时，但是从结构比例来看，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最长工作时间（44小时）的自营劳动者也不在少数。可见，无论是雇佣他人协助自己，还是自己雇佣自己进行生产或者提供服务，雇主都投入了比雇员更多的劳动时间。

　　（七）中国人假期时间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劳动者最短带薪年假为5天，且需要工作满一年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劳动者带薪休假的时间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亚太国家平均水平。工龄在20年及以上的劳动者的法定年假才能达到20天，比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与中国情况类似的还有尼日利亚、菲律宾、玻利维亚等少数几个低收入国家，其余国家劳动者的最低带薪年假均在10天以上。尽管中国人的带薪年假天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法定公共假期天数和大部分国家类似，只不过在休假方式上略有差异。另外，“带病工作，不休病假”已经成为一种“气候”。分群体来看，科技工作者、行政工作者、教师等群体少休或不休病假的现象最为普遍。

　　（八）由于过度劳动所导致的劳动者职业病和过劳死现象比较突出

一般而言，员工工作时间的长短与其劳动强度之间成正比，即工作时间越长，工作强度越大。因而工作时间长引致的过度劳动，是导致职业病和过劳死频发直接而重要的原因。在我国，建设、工矿等行业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小企业是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的重灾区，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是受到工伤和职业病危害最大的群体。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共报告新发职业病26393例，煤炭、有色金属、机械和建筑行业的职业病病例数占报告总数的73.53%。其中，尘肺病为23152例，占总病例人数的87.72%。而城镇白领阶层也同样是职业病和过劳死频发的群体，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引发的抑郁症甚至自杀现象不断增加。

本报告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赖德胜指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尽快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任务。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时间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但是，劳动者还普遍存在过度劳动的问题，加班现象严重，这也许是“中国奇迹”的密码之一，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不可持续。因此，展现当前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特征，探寻其中的变化规律，为实现对过度劳动的有效治理出谋划策，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很紧迫的工作。

赖德胜强调，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必须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这是因为，缩短工作时间除了会有利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之外，还有利于促进就业数量的扩大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有利于激励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而且闲暇时间的增加会潜在地促进创新的发生。要解决当前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关键，良好的制度设计是基础，适当差异化的工时设计是手段，基于新技术建立的工时协商机制是途径，政府宏观协助是保障。总而言之，一个良好的工时制度背后，需要有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在不违背市场基本运行规律的前提下，组合运用各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