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 庄闲棋牌官网官方版 -199IT //www.otias-ub.com 发现数据的价值-199IT Mon, 05 Aug 2024 15:35:18 +0000 zh-CN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5.4.2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等收入陷阱 //www.otias-ub.com/archives/1711670.html Mon, 05 Aug 2024 21:30:39 +0000 //www.otias-ub.com/?p=1711670 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指出,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逾百个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十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努力面临严重障碍,同时率先提出了帮助这些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全方位路线图。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过去半个世纪的洞察,发现各国随着财富增长,通常会在人均GDP达到美国年度水平的10%左右时——相当于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个“陷阱”。这一水平处于世界银行定义的 “中等收入” 国家的中段位置。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2023年底,108个国家被列入中等收入组别,其年度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间。这些国家共有60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5%,其中三分之二是极端贫困人口;其在全球的GDP占比超过40%,碳排放占比超过60%。与以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相比,这些国家面临着远为艰巨的挑战:人口迅速老龄化,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还需顾及加快能源转型的需求。

研究指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提升至高收入水平的“3i(投资、引进和创新)战略”。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些国家需采取逐步复杂的政策组合。初阶段的低收入国家可聚焦增加投资的政策,即1i阶段。但一旦达到中等较低收入水平,国家就须要作调整,将政策组合拓展至2i 阶段:投资和引进,此包括采纳海外技术并普及至整个经济领域。达到中等较高收入水平后,国家应再度作出变革,进入最终的3i 阶段:投资、引进和创新。在创新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再只是模仿全球技术前沿的理念,而是促进前沿技术的发展。

研究表明,在3i战略的三个阶段,韩国一直是一个杰出的案例。在1960年,韩国的人均收入仅为1200美元,而到2023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了33000美元。韩国最初采用了一系列简单的政策措施,旨在增加公共投资,促进私人投资。到了1970年代,这些政策逐渐演变为产业政策,旨在鼓励国内企业引入外国技术和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韩国公司积极参与。三星曾是面条销售企业,后转型为电视制造商,供应本地及区域市场。为此,它向三洋和日电获取技术授权,成功带动了对工程师、管理者及其他专业人员的需求。韩国政府迅速作出积极回应,教育部为公立大学设定了新目标并增加了相应预算,以培养符合国内企业需求的新技能人才。目前,三星已跻身世界级创新企业之列,是全球两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

波兰、智利等国同样经历了相似过程。波兰专注于引入西欧技术以提升生产力,而智利鼓励外国技术转移,用之推动本国创新。值得一提的是智利成功借助本地条件改良挪威三文鱼养殖技术,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三文鱼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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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www.otias-ub.com/archives/575477.html Sat, 25 Mar 2017 15:20:28 +0000 //www.otias-ub.com/?p=575477

过去三十余年,中国依托低廉的人工成本,树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尽管是出口第一大国,但制造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处于全球制造链的低端,生产过程能耗大,竞争力不强。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效率下呈现不断放缓的趋势,而要素成本的增长仍保持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逐步或者明显低于核心要素成本上升的速度,则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发展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将有赖于技术创新及转型升级。

制度创新

开放的市场环境、多元化所有制共存、公平有序的竞争促使企业为了逐利而不断创新、提高效率。新一届政府加大反腐、提倡简政放权、掀起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崇万众创新,释放了良好的信号。国有资本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国企改革对振兴GDP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本轮改革的动力不足,未来能否实现真正的“大刀阔斧”则有待于政府提振经济的渴望和决心。

在这点上,必须在两个方面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一是以国资委为代表的国有资本控制者如何对其自身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有比较客观的界定,让其真正扮演一个投资者和股东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书面上,更多地要从理念和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的改变;二是切实赋予经营管理者权限和与之相适应的薪酬激励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很难从根本上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能力和积极性,国企改革的效果就不会令人满意。

所以讲,制度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属于顶层设计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未来十年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产业创新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即告别简单粗暴、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制造业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过程。

在争夺高端制造业方面,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要大力发展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技术为主的现代制造业;欧洲以德国“工业4.0战略”为代表,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相应的,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本着“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以人为本”的基本方针,主要聚焦于智能制造,实现从资源驱动向信息驱动的发展。

然而,中国目前传统制造业比重较大,多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阶段,有远见的企业开始工厂升级,大量引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设备来提升工厂的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成本。在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点提出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调整结构,通过转型创新引导新供给,满足消费端的有效需求,来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我们预计,未来在开放程度高的行业,市场将会逐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中国一些行业将会经历一个“痛并快乐”的转型期,进入增长的新阶段。

管理创新

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和核心能力,在管理的各个环节寻求创新的着力点。前面提到的产业创新从根本上来讲还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来推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创新初始阶段的国家,国家层面的战略推动和经济支持(含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就企业而言,我们建议企业还需要在管理创新上发力。首先,应进行文化调整。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长期存在风险厌恶的情况,在创新为动力的背景下,企业文化应调整为“容许试错”,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企业活力。其次,应进行投资调整。应摆脱以前“销量为王”的思维,更加注重对研发和客户体验的投入。第三,应进行人才发展创新,针对未来创新的领域以及这些领域对人才的需求进行系统性的结构性的策略调整,为迎接未来产业发展对于人才需求的挑战做好准备。

来自:普华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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