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正在缓慢下降，但经济增速仍处于历史低位，金融风险已经上升

全球经济正持续从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逐步复苏。中国经济在重新开放后正在强劲反弹。供应链扰动正在缓解，战争导致的能源和粮食市场混乱正在消退。与此同时，大多数央行同步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的成效应将开始显现，通胀将逐渐回归目标水平。

我们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经济增速今年将在2.8%的水平上触底回升，明年将小幅上升至3%——比1月份的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从去年的8.7%降至今年的7.0%和2024年的4.9%，尽管下降速度比最初预期的要慢。

今年的经济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元区和英国，预计二者今年的增速将分别降至0.8%和-0.3%，并于2024年回升至1.4%和1.0%。相比之下，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正在加快，按年末同比计算的增长率从2022年的2.8%上升至2023年的4.5%，尽管预测值下调了0.5个百分点。

风险

然而，最近的银行业动荡提醒我们，形势仍然脆弱。下行风险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全球经济前景的灰雾弥漫。

首先，与哪怕仅几个月前的预期相比，目前的通胀问题已变得棘手得多。尽管全球通胀率有所下降，但这主要反映了能源和粮食价格的大幅回落。许多国家的核心通胀（不包括能源和粮食价格）尚未见顶。我们预计，按年末同比计算的核心通胀今年将降至5.1%，与我们1月份预测相比大幅上调了0.6个百分点，远高于目标水平。

此外，经济活动呈现出韧性迹象，因为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十分强劲。在当前的紧缩周期阶段，我们本预计产出和就业会出现更多的走弱迹象。然而，过去两个季度的产出和通胀估计值均已被上调，表明总需求强于预期。因此，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或是在更长时间内保持紧缩。

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工资与价格螺旋式上升失控的风险？从当前来看，我还不确信存在这种情况。名义工资增长仍滞后于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在下降。有些矛盾的是，这发生在劳动力需求非常旺盛（企业登出大量空缺职位）、而劳动力供应依然疲软（许多工人在疫情后还没有完全重新就业）的情况下。这表明实际工资应当增加，我的预期也是如此。然而，企业利润率近年来大幅上升，这是因为价格急剧上涨但工资仅略有增长。平均来看，这应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只要通胀预期继续得到良好锚定，这一过程应不会失控，但很可能比预期经历更长时间。

前路料难一帆风顺

更令人担忧的是，去年货币政策的大幅收紧正开始对金融部门产生副作用，正如我们一再警告的那样。也许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这种副作用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显现出来。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低通胀和低利率之后，金融部门对期限和流动性错配问题过于掉以轻心。去年货币政策的快速收紧引发了长期固定收益资产的大幅损失并提高了融资成本。

任何一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都取决于其在不依赖纳税人资金的情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去年秋天，英国的金边债券市场出现了短暂动荡。最近，美国的银行体系经历了波动。这些情况表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都存在着巨大的脆弱性。英国和美国当局都采取了迅速而有力的行动，目前来看防止了动荡进一步蔓延。

我们的《世界经济展望》探讨了这样一种情景，即银行在融资成本上升、需要更谨慎开展业务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削减贷款规模。这将导致今年的产出再减少0.3%。

然而，金融体系很可能受到进一步的考验。紧张的投资者往往会寻找下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像瑞信银行（一家具有全球系统性但陷入困境的欧洲银行）曾发生的情况。如果一家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信用风险或利率风险过高，过度依赖短期资金，或是所处辖区财政的空间有限，那么其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经济基本面较弱的国家也是如此。

全球金融环境急剧收紧（一个所谓的“避险”事件）可能对信贷环境和公共财政产生巨大影响，这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这会引起资本大量外流，风险溢价突然上升，资金涌向安全资产从而导致美元升值，全球经济活动因信心下降、家庭支出收缩和投资减少而显著下滑。

在这种严重的下行情景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1%，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长几乎停滞。我们估计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约为15%。

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棘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速按历史标准看持续不振，金融风险有所上升，但通胀形势尚未彻底转危为安。

政策

政策制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沉稳应对，清晰沟通。

在金融动荡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继续以降低通胀为重心，但同时需要随时准备根据金融形势的变化快速做出调整。乌云之下的一丝希望是，银行业的动荡将促使总体经济活动放缓，因为银行会缩减贷款。就其本身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能降低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但同时能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但任何关于央行将过早停止对抗通胀的预期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其将降低收益率，为经济提供过度的支持，并最终使货币当局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财政政策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财政政策的收紧可以使经济活动降温，从而支持货币政策，使实际利率更快回归较低的自然利率水平 。 设计合理的财政整顿也有助于重建亟需的财政缓冲，并有助于加强金融稳定。许多国家财政政策的扩张性今年都有所减弱，但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重建财政空间。

监管机构现在就应采取行动，通过加强监管和积极管理市场压力，确保仍然存在的金融脆弱性不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也意味着要确保其能够适当使用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IMF的预防性安排）；同时，还应确保它们能够使用美联储为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提供的回购工具，或是在存在央行互换安排的情况下予以使用。根据我们的“综合政策框架”，汇率应在最大程度上作出调整，除非这样会增加金融稳定风险或威胁价格稳定。

我们的最新预测还显示，中期增长将总体放缓。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已从2011年的4.6%连续下降至2023年的3.0%。这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韩国等一些过去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增长的放缓。这是可以预见的：在有关国家实现趋同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将放缓。但最近经济增长的放缓也可能反映了一些更为不利的因素：疫情给经济带来了长期创伤；结构性改革步伐放慢；地缘经济割裂的威胁不断增加且日益严峻，引发了更多的贸易矛盾； 直接投资减少 ；全球分裂为不同的“集团”，且在这种环境下开展创新和采用技术的速度放慢。在一个相互割裂的世界中，我们将很难实现惠及所有人的进步，或是成功应对气候变化或疫情防范等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走上那条道路。

在实际收入下降、价格上涨的环境下，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今年或明年可能发生萎缩

受以下三个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继续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二是通胀压力 持续存在且不断扩大，引发了一场生活成本危机；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减缓。

我们将今年全球增长率的预测值维持在3.2%的水平不变，将明年的预测值下调至2.7%，较7月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2023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占全球经济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将在今年或明年发生经济萎缩。美国、中国和欧元区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将继续处于增长停滞状态。总的来说，疫情之后的经济创伤尚未完全愈合，这些伤疤又将被今年的冲击重新揭开。简言之，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对很多人来说，2023年从感受上将是衰退的一年。

在美国，货币和金融环境的收紧将导致明年的增长率降至1%。在中国，鉴于房地产行业下滑和持续实施防疫封锁，我们已将其明年的增长率预测值下调至4.4%。

欧元区的经济放缓最为显著，战争引起的能源危机将继续产生严重不利影响，2023年的增长率将降至0.5%。在几乎所有国家，价格特别是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给家庭造成了严重困难，这对贫困群体尤其如此。

尽管经济在放缓，但通胀压力比预期的更广泛、更持久。我们目前预计，全球通胀今年最高将达到9.5%，而后于2024年降至4.1%。通胀范围也远远超出了食品和能源之外。按中位国家月度通胀折年率衡量，全球核心通胀从2021年底的4.2%上升到7月份的6.7%。

经济前景持续面临巨大的下行风险，同时，各国在应对这场生活成本危机中的政策权衡已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在报告中强调的下行风险包括：

•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日益加剧的脆弱性下，货币、财政或金融政策校准不当的风险已经急剧上升。
• 如果金融市场发生动荡，那么全球金融环境可能恶化，美元可能进一步升值，促使投资者转向安全资产。这将大大增加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和金融脆弱性。
• 事实可能再次证明通胀会持续更久，特别是如果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极度紧张状态。
• 最后，乌克兰战争仍在肆虐，其若进一步升级将会加剧能源危机。

在对经济前景的最新分析中，我们还评估了围绕基线预测的风险。我们估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速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概率会降至2%这一历史较低水平以下。如果上述中的许多风险成为现实，2023年的全球增长率将降至1.1%，人均收入增长将基本停滞。根据我们的计算，出现这种不利结果甚至更糟结果的可能性是10%到15%。

生活成本危机

不断加剧的价格压力会压缩实际收入并损害宏观经济稳定，因此仍是当前和未来繁荣的最紧迫威胁。各国央行目前高度专注于恢复价格稳定，政策收紧的步伐急剧加快。

而不论政策收紧幅度过小还是过大，都会带来风险。收紧程度不足将导致通胀持续时间更久，削弱央行的可信度，并造成通胀预期脱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只会增加控制通胀的最终成本。

过度收紧货币政策则可能将全球经济推向不必要的严重衰退。金融市场也可能难以承受过快的政策收紧步伐。不过，这些政策失误的代价并不对称。如果央行再次误判通胀的顽固程度，它们来之不易的信誉可能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宏观经济稳定受到的损害会大得多。必要时，各国应通过金融政策维持市场稳定。但央行需要沉稳实施货币政策，坚定专注于抑制通胀。

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已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我想谈一谈几个重要的原则。

首先，财政政策不应与货币当局控制通胀的目标相冲突，否则只会导致通胀持续更久，并可能严重破坏金融稳定，正如最近相关事件所显示的那样。

其次，各地特别是欧洲的能源危机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冲击。战争之后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调整是广泛而持久的。2022年的冬季将是一个挑战，而2023年的冬季则很可能更糟。价格信号将是抑制能源需求和刺激供给的关键。价格管制、非定向补贴或出口禁令会带来高昂的财政成本，并会导致需求过剩、供给不足、资源错配和定量配给。这些措施很少奏效。相反，财政政策应着眼于通过临时性的定向转移支付来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第三，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投资扩大产能，包括投资人力资本、数字化、绿色能源和供应链多元化，帮助各经济体适应更加动荡的环境。扩大这些投资可以增强各经济体抵御未来危机的能力。可惜的是，当前各方的政策并未完全遵循这些重要的原则。

强势美元的影响

对于许多新兴市场来说，美元走强是一个重大挑战。美元币值目前处于本世纪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对发达经济体货币的升值最为明显。到目前为止，这种升值似乎主要是由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和能源危机等基本面因素推动的。

为此，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的行动是：适当校准货币政策以维持价格稳定，同时允许汇率调整，以便保存宝贵的外汇储备并将之用于金融环境真正恶化之时。

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一场风暴，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就应未雨绸缪。

具备使用资格、实施健全政策的国家应紧急考虑通过申请使用IMF预防性工具等方式加强其流动资金缓冲。各国还应根据我们的综合政策框架，视情结合使用预防性的宏观审慎措施和资本流动措施，最大程度地减轻未来金融动荡的影响。

太多的低收入国家已经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目前，各方亟需通过二十国集团的“共同框架”，在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有序债务重组方面取得进展，避免出现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我们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不多。

能源和粮食危机，加上夏季的极端高温，正清楚地提醒我们放任气候变化不管会产生何种影响。如果各方能在实施气候政策、开展债务处置以及处理其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多边问题上取得进展，则将证明目标明确的多边主义确实能为所有人取得成果，并能成功克服地缘经济分裂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