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全球增长前景相比去年10月预测基本未发生变化，但各国的分化正在扩大。在发达经济体中，由于国内需求持续保持强劲，美国的经济增速高于此前的预测水平。我们将美国今年的增速预测值上调了0.5个百分点，至2.7%。

与欧元区相比，其经济增长预计仅小幅提升，由2024年的0.8%增至1%。主要挑战包括制造业等经济活动乏力、消费者信心不足及持续的能源价格压力。当前，欧洲天然气价格约为美国的五倍，远高于疫情前的两倍水平。

新兴市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4.2%和4.3%的水平。贸易摩擦与政策波动抑制了多国需求，但随着形势趋稳，经济复苏可期。

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差异部分源于周期性因素，如美国经济表现超出其潜在能力，而欧亚地区则未达预期。随着政策调整，这种周期性差异将逐渐消失。然而，美欧间的差距更多源自结构性因素，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差异将持续存在。得益于优越的商业氛围和深厚的资本市场，美国在生产力增长方面持续领先，特别是在科技领域。这种优势促使美国随时间积累更多投资回报，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并增强美元地位，从而使其生活水平超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更类似于其他新兴市场。

2024年多国政权更迭导致经济政策存在较大变数。本研究基于近期市场动态及贸易政策波动（假设其影响为短期）进行预测，但未考虑当前热议的政策调整可能性。

短期内，多重风险或将加剧经济分化。欧洲经济增长放缓程度可能超预期，特别是当投资者对脆弱国家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产生更深忧虑时。核心风险在于：经济活动疲软或使利率逼近有效下限，导致欧元区货币与财政政策空间双双受限；若此时财政整顿不力推高风险溢价，将进一步制约财政政策空间。

尽管难以量化评估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调整，但其短期内或推升通胀，突破预期基准。宽松财政政策与监管放松等措施可能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并推升通胀，因其促使支出与投资快速上升。而关税提升及移民限制等举措则会产生负面供给冲击，造成产出下降并加大价格上行压力。

供需失衡或在美国引发新一轮价格波动，但其对短期经济产出的具体影响仍难以确定。通胀攀升或将阻碍美联储降息决策，甚至可能促使其上调利率，进而推高美元汇率并加剧美国贸易逆差。美元升值与紧缩货币政策叠加，或将导致金融市场趋紧，新兴经济体首当其冲。自11月大选后，美元已攀升约4%，市场对此早有预期。

近期风险可能加剧经济体间的分化。中期来看，美国财政刺激的正面效应或将减弱，若财政脆弱性增加，甚至可能转为负面。通过放宽监管减少行政束缚并促进创新，有望提升中期潜在增长率。过度放宽监管可能削弱金融安全网，加剧金融系统脆弱性，使美国经济陷入繁荣-衰退的恶性循环。同时，限制性贸易措施与严格的移民政策或将加剧中长期经济风险。

近期物价快速上涨后，若通胀再度反弹，可能导致预期失控，因当前企业和个人对维护实际收益更为敏感。相较于2017-2021年阶段，当前通胀预期已显著偏离央行既定目标，暗示通胀上行压力加剧。为此，货币政策应更具弹性与主动性，以遏制通胀预期失控；同时，宏观金融政策需保持审慎，防范金融风险积聚。

鉴于美元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导效应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可能更为严峻。通常，这些经济体应适时允许货币贬值，并调整货币政策以维持物价稳定。当通胀趋势严重偏离或面临金融风险时，采取资本管制或汇率干预具有积极作用，但这些措施不能替代必需的宏观政策调整，这与IMF的综合政策框架相吻合。

部分国家财政政策实施滞后或力度不足，导致债务状况难以稳定。当前首要任务是重建财政可持续性，防止错失时机，并构建充足缓冲以应对未来可能频发的大规模冲击。若相关措施未能及时实施，或将陷入市场信心丧失、融资成本攀升的困境，进而加剧经济调整压力。近期巴西金融市场承压，与2022年9月英国”迷你预算案”引发的市场动荡相似，反映出融资环境存在快速恶化的风险。

尽管大规模财政紧缩必然抑制经济发展，但各国在调整政策时应优先保障经济增速，建议减少非定向补贴而非压缩政府投资。为达成这一目的并缩小各国经济增速差距，各国需聚焦深层次结构改革以刺激经济。具体措施包括优化资源配置、增加财政收入、吸引投资、推动创新与市场竞争。

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需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建设。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如关税壁垒、补贴政策等，虽短期内或可提升本国竞争力，但难以持续改善经济发展状况。此类政策不仅无法有效调节国际收支失衡，还可能损害贸易伙伴利益，引发贸易摩擦，最终导致各国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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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环球市场播报

2024年上半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保持强劲，但增长动力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主要依赖出口，而新兴经济体则同时受到国内和外部需求的推动。

通货膨胀率在亚太大部分地区有所回落。商品价格通胀率下降是关键因素，因为全球需求在 COVID-19 疫情后从商品转向服务。2 大多数新兴亚洲经济体在 2023 年底已恢复到目标通胀率。2 发达亚洲的通货紧缩速度较慢，因为工资压力阻碍了服务业的通货紧缩，但预计到 2025 年初，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将恢复到政策目标水平。

8 月初，由于对美联储政策利率路径的预期向下调整，全球和区域金融市场出现短暂波动。日元大幅升值，因为日元融资的套利交易头寸平仓，压力蔓延到其他亚洲货币。股市遭到抛售，但很快复苏。

预计2024年和2025年亚洲经济增长将放缓。这反映出疫情后复苏的支持力度减弱，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长期因素的影响。

预计 2024 年该地区增长率将小幅上调至 4.6%，这主要反映了年初的强劲表现。

2025 年，预计更宽松的全球和国内货币条件将提振私人需求，**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率将小幅上调至 4.4%。

印度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预计 2024 年的增长率为 7.0%。

预计 2024 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的增长率将达到 4.6%，2025 年将达到 4.7%。

全球贸易限制措施继续快速实施。78 虽然亚洲实施的措施似乎很少针对区域内贸易，但许多亚洲国家已经实施了包含贸易扭曲因素的产业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也指出，尽管近期增长强劲，但前景风险已经上升，风险平衡现在偏向下行。近期风险包括外部环境疲软，全球货币政策紧缩的滞后影响可能大于预期，贸易紧张局势或冲突进一步升级，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加深。谨慎灵活的政策管理对于引导亚洲经济体度过未来一段时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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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不包括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在 2022 年为 4.0%，2023 年放缓至 2.6%，预计到 2024 年底和 2025 年将进一步放缓。

拉丁美洲 7 国（LA7）集团（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的增长率从 2022 年的 3.6% 放缓至 2023 年的约 2.4%，2024 年上半年为 2.0%。

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因外部需求疲软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而放缓。

巴西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洪水造成的干扰小于预期。

中美洲、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CAPDR）的经济增长在 2024 年初依然强劲，这得益于强劲的汇款推动的消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强劲的出口（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

加勒比地区（不包括圭亚那）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因为疫情后的旅游业反弹正在消退。

LAC 的总体通货膨胀率自 2022 年年中/年底以来一直在下降，最近几个月（除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外）已在目标范围内运行。

该地区的公共债务水平仍然很高，在不进行进一步财政整顿的情况下将进一步上升。

大多数 LAC 国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加强公共财政并在当前水平上稳定债务。

该报告还包括以下内容的数据:

• 全球经济环境，包括全球增长、通货膨胀和商品价格。
• LAC 近期的经济发展，包括增长、通货膨胀、贸易模式和资本流动。
• LAC 的经济前景和风险，包括增长、通货膨胀和中期增长前景。
• 政策建议，包括财政整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 CAPDR、加勒比地区和 LA7 国家中选定经济体的专题分析。
• 拉丁美洲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公共债务动态的背景文件摘要。
• 西半球主要经济和财政指标的附录表。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仅提供了部分 LAC 国家的数据，并且其中一些数据是基于估计或预测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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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市场方面，亚洲新兴经济体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引领下，人工智能和电子产品领域的需求急剧上升。然而，中东、中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增长前景却因大宗商品供应链中断、冲突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而蒙上阴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在未来五年内，全球经济增速将维持在3.1%左右，这一增速与疫情前相比并无明显优势。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抑制着全球经济的增长潜力。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通胀压力仍未完全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和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加剧。在全球范围内，尽管抗击通胀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受到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不容忽视。

报告列举了多项主要下行风险，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特别是俄乌冲突）可能会进一步扰乱能源市场；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抑制经济活动；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再次加剧，从而影响主权债务和金融稳定。

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也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这种趋势不仅会削弱全球贸易的效率与活力，还可能激起报复性措施，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加速改革进程，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低生产率增长等长期性问题，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提升经济韧性以及改善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强调，全球多边合作是解决当前全球性挑战的关键。无论是加速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还是推动债务重组和实现全球经济增长，多边框架和基于规则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确保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并使所有国家都能从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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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断积累的脆弱性可能会放大负面冲击——在军事冲突持续不断、各国新当选政府未来政策不明朗的背景下，经济和地缘政 治的不确定性很大，出现上述放大作用的可能性已经增加。特别是，不确定性与市场波动性之间的脱节日益严重（图 ES.2），这增加了市 场波动性突然大幅升高和资产大幅度重新定价的可能性，且这可能因脆弱性而被放大。如第一章所示，2024 年 8 月初市场出现动荡，日本 和美国股市波动性大幅上升（图 ES.3），全球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这让人们得以窥见，当市场波动性大幅上升与金融机构加杠杆相互作 用、从而产生非线性市场反应并引发资产抛售时，市场可能出现剧烈反应。

实际上，第二章的定量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的进一步上升可能会增加未来经济增速、资产价格和银行贷款增速的下行风险。 例如，假设全球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跳升，且其达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升幅，那么提前一年全球平均实际 GDP 增速的下行结果（具体而 言，为第 10 百分位数的结果）将恶化 1.2 个百分点。当宏观金融脆弱性较高，或市场波动性与不确定性的脱节更严重时，这种 影响会更强。不确定性还可以通过贸易和金融联系带来跨境溢出效应。

高企且快速增长的主权债务仍然是一项全球性挑战，而许多辖区未能达到实现长期债务稳定所需的基本余额。在许多发达经济 体，随着央行持续实施量化紧缩，政府新发行的债券中有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将需要由价格敏感型买家吸纳，这可能会加剧债券市场的波 动。对于财政缓冲薄弱且不断恶化的新兴市场和前沿经济体，其主权债券和信用违约掉期的利差增幅超过了其他辖区，这增加了它们的偿 债难度。

自 2024 年 4 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发布以来，新兴市场持续展现出抗风险能力。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持续关注了国内经济和 通胀状况，依靠汇率调整来缓解外部不利因素。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计划放松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压力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和。但在未 来，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作为许多新兴市场重要贸易伙伴的）中国增长前景的放缓，可能会增加新兴市场维护金 融稳定的难度。证券投资流动的波动性可能会升高，获得国际融资的难度也可能增加，这对前沿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实际上，在过去十 年中，发达经济体对新兴市场的利率溢出效应有所增强，美国 10 年期债券的期限溢价（投资者持有长期证券所要求的风险溢价）的变化对 新兴市场 10 年期债券期限溢价变化的解释力不断增加（图 ES.5）。

2024 年，全球可持续债务的发行量有所反弹。然而，从今年初至今的发行量看，新兴市场在其中仅占到了 13%（图 ES.6），而且 新兴市场以本币计价的可持续债务比例很小。气候融资投资的不足可能会使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被推迟，并可能在未来影响金融稳 定。

即使全球利率正在下降，未来几年许多企业在偿债方面还是会面临挑战。尽管强劲的经济活动和健康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帮助部分 企业维持了稳健的利润率，但实力较弱的企业身陷困境，使企业债违约率持续上升。一些在私募信贷市场以高利率借款的中型企业的情况 正日益紧张，并已经采取了实物支付方式，这实际上推迟了利息支付且积累了更多债务。此外，贸易限制措施和地缘政治事件可能推高投 入品成本和削弱付息能力，从而对企业造成影响。尽管信用恶化的迹象越来越多，但按照历史标准看，企业债仍然在较窄的利差范围内交 易，这导致了定价偏离，表明市场突然进行信用风险重新定价的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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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活动走强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预测值上调，这是由亚洲经济活动走强推动的。东南亚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上调至7.0%，这一变化反映了2023年增速上调的影响以及私人消费前景的改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服务业通胀持续

报告表示，服务业通胀正阻碍降通胀的努力取得进一步成果，使得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报告认为，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增加，这使利率更可能在更长时期内走高。报告指出，应谨慎安排政策组合的顺序，以实现价格稳定并补充业已减少的缓冲。

报告显示，今年年初，全球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企稳回升，亚洲地区的强劲出口刺激了贸易活动。与今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相比，许多国家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意外提速，而日本和美国的增长则出乎预料地明显放缓。美国经济在经历持续强劲的出色表现后，出现了超预期的增速放缓，这反映了消费趋缓以及净贸易带来的负面作用。日本经济意外出现负增长，原因在于出现了临时性的供给扰动，这与第一季度一家主要汽车制造厂商的停产有关。相比之下，在服务业活动改善的带动下，欧洲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

全球金融环境保持宽松

报告表示，长期收益率已总体上行，这与政策路径的重新定价相一致；但企业的高估值使金融环境保持了宽松，大致处于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水平。然而，收益率的上升很可能给财政纪律带来压力——部分国家无法控制支出或实施了增税，已经使财政纪律承压。

前景尚不明确

报告指出，总体而言，与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相同，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保持平衡，但一些短期风险愈发凸显。这些风险包括，因服务业通胀下行缺乏进展而产生的通胀上行风险，以及贸易或地缘政治形势再度紧张所带来的价格压力。

确保经济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

报告表示，随着产出缺口开始缩小以及通胀消退，政策制定者面临两项任务：一是坚持不懈地恢复价格稳定，二是解决近期多场危机的遗留问题，包括补充失去的缓冲以及持久地提振经济增长。短期内，这将需要对政策组合进行仔细校准和排序。在通胀上行风险，包括外部渠道带来的上行风险已经显现的国家，央行应避免过早放松政策，并对在必要时进一步收紧政策保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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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种逐险环境促使资本重新流入许多新兴市场，一些前沿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经历了漫长的发行间断期后，也利用投资者强劲的风险偏好发行了主权债券。在所有新兴市场，预计明年出现资本外流的可能性已经下降。

在许多国家的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的背景下，对全球经济实现软着陆的信心正在增强。投资者和央行认为过去两年的累计加息已经创造了足以使通胀回落至央行目标水平的限制性货币环境，因此都预期货币政策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放松。然而，全球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可能会对这种预期形成挑战，并可能引发不稳定。最近一些国家核心通胀数据的波动提醒我们，抗击通胀的工作尚未完成。

到目前为止，金融体系的裂缝——在货币紧缩周期中因高利率而暴露出来——没有进一步断裂。在利率上升过程中，主要新兴市场的金融部门和对外部门呈现出了韧性。2023 年 3 月瑞士和美国的银行倒闭事件并未扩散到其他地方，多数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指标表明这些机构仍具有韧性。

因此，根据 IMF 的“在险增长”框架分析，近期金融稳定风险已经消退，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也有所降低。

然而，近期一些突出的金融脆弱性可能使抗击通胀“最后一里路”变得复杂。

近期存在的显著风险

由于利率上升和新冠疫情后的结构性变化，过去一年全球商业房地产价格按实际水平计算下跌了 12%，其中美国和欧洲写字楼价格的跌幅最大。尽管整体来看，银行似乎有能力吸收商业房地产的损失，但某些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它们的银行持有大量商业房地产

贷款，特别是如果这些贷款集中在需求疲软的商业地产领域。在银行体系中，某些银行可能会比其他银行遭受更大的损失；在某些情况下，融资不稳定等问题会加剧损失。

在多数国家，住宅价格继续向下调整，但总体上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实际房价的下跌是由按揭贷款利率上升驱动的，发达经济体的实际

房价降幅（同比-2.7%）大于新兴市场（-1.6%）。尽管如此，从全球范围看，家庭债务可持续性比率仍处于适度水平，住宅按揭贷款违约大幅增加仍然是一个尾部风险。

多数资产类别的波动性已降至多年低点，这可能反映出市场对全球加息周期接近尾声抱有更加乐观的预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股票、债券、信贷和大宗商品指数之间的平均相关性都分别超过了历史第 90 百分位数。低波动性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与过去的加息周期相比，在本轮加息周期中，金融环境对经济数据（尤其是通胀数据）的反应更加灵敏。通胀大幅偏离预期可能会突然改变投资者情绪，引

起资产价格波动性迅速回升，并导致相互关联的市场同时出现价格逆转，从而促使金融环境急剧收紧。

中期脆弱性

除了近期更为紧迫的这些问题，中期脆弱性也在“最后一里路”不断增加。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持续累积，这可能会加剧不利冲击，并导致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进一步恶化。

主要新兴市场继续呈现出韧性。在许多新兴市场，由于央行及早大幅收紧了货币政策，通胀明显缓解，一些国家得以启动降息周期。当前，关键问题是新兴市场的韧性是否正处于转折点。例如，有迹象表明，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中期财政可持续性。在利率和赤字仍处于高位、通胀下降、增长放缓的环境下，更多的新兴市场现在面临的实际再融资成本相对于经济增速来说很高。

自 2023 年 10 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发布以来，企业信用利差已经收窄，尽管多数国家企业盈利的上升势头似乎正在减弱。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于全球利率居高不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企业的现金流动性缓冲在 2023 年进一步受到侵蚀。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在发达经济体，现金与利息支出之比低于 1 的小企业所占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在新兴市场则超过一半。各国将有大量企业债务在未来一年内到期，到期时的市场利率将显著高于现有息票利率，这可能会给再融资带来挑战。

尽管违约率正在上升，但相比以往的加息周期，本轮加息周期中全球企业借贷增长恢复得更快。私募信贷帮助推动了这一趋势。私募信贷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在商业银行部门和公开债务市场之外为中型企业提供贷款。第二章分析了私募信贷市场的潜在脆弱性，其中包括：相比高收益和杠杆融资市场，借款人相对脆弱；半流动性投资工具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具有多层杠杆；估值过时且可能主观；以及金融市场各部分和参与者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

一些发达经济体可能需要大量发行政府债券来填补财政赤字。英格兰银行、欧央行和美联储正在分别以每年 1000 亿英镑、2120 亿欧元和7800 亿美元的规模进行量化紧缩，其他央行也在实施各自的量化紧缩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券的买家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政府债券的新增买家，如对冲基金——它们购买债券的部分原因是实施其杠杆交易策略，以获取债券和期货之间的价格差异——可以说对价格更敏感，更关注债务的可持续性。这表明债券市场在中期内将出现更大的波动。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现，偿还主权债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陷入“债务产生更多债务”的困境。

在非银行机构中，开放式债券基金（包括专注于低流动性资产的基金）近年来获得了大量资金流入。过度的流动性转换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其在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暴发之初也非常明显。这一问题可能会再度出现。

数字化发展、技术进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网络安全事件（尤其是恶意事件）日益影响宏观金融稳定。第三章表明，尽管多数网络攻击造成的损失不大，但发生极端损失的风险在增加。金融部门尤其容易受到网络风险的影响，尽管网络安全事件迄今尚不具有系统性，但由于金融体系接触敏感数据、高度集中以及技术和金融相互关联，这些事件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威胁。完善网络立法以及加强企业的网络相关治理安排有助于减轻这些风险，但网络政策框架往往仍不健全，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政策建议

各国央行应避免过早放松货币政策，并适当抵制市场对政策利率下调过于乐观的预期，因为这种预期可能导致金融环境进一步放松，使得抗击通胀的“最后一里路”变得更加复杂。如果降低通胀的进展足以表明通胀正在可持续地向目标靠进，那么央行应逐步转向更为中性的政策立场。

监管当局应使用恰当的工具，包括压力测试和早期纠正措施，以确保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能够经受住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以及信贷周期下行的影响。必须在建立处置框架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并做好实施准备，以便在不破坏金融稳定或危及公共资金的情况下解决薄弱或濒临破产银行的问题。

量化紧缩和缩表工作需要谨慎进行。各国央行应密切关注市场运作问题并积极应对潜在的市场压力。确保银行做好准备使用央行流动性，并及早干预以解决金融部门的流动性压力，这些措施可以缓解金融不稳定。

鉴于快速增长的私募信贷市场存在潜在风险，当局应考虑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监管措施。关键是要弥合数据缺口，提高报告要求，以全面评估风险。当局还应加强跨部门和跨境监管合作，并保持对各金融部门风险评估的一致性。

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管能力，并改善网络安全事件的信息报告，这些措施可以加强金融部门的网络韧性。提供关键服务应对系统中断对于限制金融体系受到的潜在损害至关重要。金融企业应制定和测试响应与恢复程序，以便在发生网络安全事件时继续运营。鉴于网络攻击的全球性和系统性影响，跨境协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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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23年10月所做的预测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的经济增速上调了0.3个百分点；该组织同时预测，全球总体通胀中位水平将从2024年底的2.8%下降至2025年底的2.4%。

报告分析称，增长呈现韧性，通胀快速下行，表明供应形势出现有利变化，包括能源价格冲击正在消退，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供应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实现大幅反弹。

通胀风险依然存在

但报告同时指出，自今年年初以来，实现通胀目标的进展有所停滞，这有些令人担忧。因此，将通胀降至目标水平仍应是当前的优先任务。

各国经济分化扩大

报告显示，美国经济近期表现强劲，这是由于生产率和就业增长稳健，同时也是由于经济仍处于过热状态，因此需求旺盛。根据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7%，比去年高出0.2个百分点，但预计2025年将下滑至1.9%。

报告同时认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将反弹，不过由于过去的冲击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造成拖累，其反弹的起点很低。预测显示，欧元区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0.8%和1.5%。

乌云开始散去。全球经济开始进入实现软着陆的最后阶段，通胀稳步下行，增长得到巩固。但经济扩张的步伐仍然缓慢，未来可能会出现动荡。

去年下半年，由于需求和供给因素支撑了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全球经济活动呈现出韧性。在需求方面，尽管货币环境紧缩，但私人和政府支出增强，维持了经济活动。在供给方面，尽管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再度加剧，但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供应链的修复以及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这种韧性将延续下去。根据我们的基线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稳定在3.1%，较我们去年10月的预测值上调0.2个百分点，明年增速将小幅升至3.2%。

但仍存在重要的分化。我们预计美国增长将放缓，紧缩货币政策仍在对经济产生影响；欧元区在2023年面临挑战，当时能源价格高涨和紧缩货币政策限制了需求，目前预计其经济活动将略有回升。其他很多经济体继续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巴西、印度和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正在加速。

通胀持续下降。除阿根廷外，全球总体通胀今年将降至4.9%，较我们去年10月的预测值（也不包括阿根廷）下降了0.4个百分点。核心通胀（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也呈下降趋势。发达经济体今年的总体和核心通胀平均约为2.6%，接近央行的通胀目标。

随着前景改善，风险已经减轻并处于平衡状态。从上行方面看：

通胀的下降速度可能比预计的更快，特别是如果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进一步缓解、短期通胀预期持续下降，从而使各国央行能够更早放松政策。

各国政府宣布的2024-2025年财政整顿措施可能会推迟，因为今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选举年，许多国家面对的要求扩大公共支出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可能会提振经济活动，但也会刺激通胀，并导致今后更有可能发生扰动。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快速进展可能会促进投资并推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尽管这对劳动者来说构成了一个重大挑战。

从下行方面看：

地缘政治局势再次升级（尤其是中东地区），可能导致大宗商品和供应链受到新的干扰。亚欧间的运输成本因红海袭击而大幅上涨，改变了非洲周边货物的运输路线。尽管目前扰动尚属有限，但局势依然不稳定。

核心通胀有可能会持续更久。商品价格仍然维持在历史水平的高位，相对于服务价格。调整可能通过服务部门的通胀以及整体经济的通胀持续更长时间来实现。工资趋势，尤其是欧元区谈判工资仍在上涨，可能会加剧价格压力。

市场对于很快降息的前景似乎过于乐观，如果投资者重新评估他们的观点，长期利率有可能上升，给政府带来新的压力，要求政府更迅速地进行财政整顿，这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拖累。

政策挑战

在通缩改善、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现阶段正是评估现状和展望未来的时刻。我们的分析指出，最近的通缩趋势主要是受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下降的影响，而非经济活动减缩造成的。

因为货币紧缩一般会通过抑制经济活动来产生影响，所以关键问题是，货币政策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回答是，货币政策通过另外两种途径起作用。首先，迅速收紧政策可以帮助民众和企业相信高通胀不会长时间持续。这样做可以阻止通胀预期继续上升，有助于控制工资增长的速度，并减少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风险。另外，各国采取收紧政策的行动出现了罕见的同步性，这减少了全球能源需求，进而直接降低了整体通胀。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各国央行目前面临着双重风险。央行必须谨慎放松政策，以免损害他们辛苦建立的声誉并导致通胀加剧。然而，在建筑业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有迹象表明，压力正在增加，同时贷款活动也明显减少。几个经济体已经开始及时推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因为通胀正在稳步下降。如果不能及时恢复政策常态，经济增长将受到损害，通胀可能降到目标水平以下。

据我看来，在美国，通胀似乎主要是由需求所推动，所以需重点关注第一种风险。然而在欧元区，能源价格上涨对其影响较大，所以需更多地处理第二种风险。在这两种情况下，实现软着陆可能都不容易。

我们所面对的主要难题是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风险。在经历了疫情和能源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更高的公共债务水平和借款成本。降低公共债务和赤字将为我们应对未来的冲击提供更多空间。

考虑到能源危机已经过去，各个国家应当立即开始取消目前仍在实施的旨在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财政措施。然而，仍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面临的风险是双重的。最迫切的风险是各个国家行动不足。财政脆弱性将不断加剧，直到财政危机的风险迫使各国付出巨大代价，实施突然而破坏性的调整。一些国家已经面临这种风险，即为了让市场信任政府的财政清廉，采取了过多、过快的行动。这可能对经济增长前景造成损害，也会使应对气候转型等迫在眉睫的财政挑战变得更加艰难。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是，稳妥地实施财政整顿，而第一步显得十分重要。仅仅给出未来调整的承诺是不够的。在推进第一阶段整顿的同时，还应建立一个经过改进并有效执行的财政框架，以确保今后的财政整顿工作既有充足的规模又具备可信度。随着货币政策的逐步宽松和经济增长的恢复，采取更多行动将变得更加容易。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新兴市场一直以其韧性而闻名，增长表现超过预期，外部环境稳定，这主要归功于货币和财政框架的改善。不过，各国政策的分化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和货币波动。因此，各国应根据我们的全面政策框架加强缓冲措施。

除了财政整顿之外，重点应该重新关注中期增长。根据我们的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仅达到3.2%，仍然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为了应对全球面临的诸多结构性挑战，如气候转型、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各国需要加快步伐。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进行改革以解决经济活动面临的主要限制，例如治理、商业监管和对外事务的改革，有助于释放生产力增长的潜力。此外，各方应采取措施减轻地缘经济分裂的影响，比如消除不同地缘政治集团之间贸易壁垒，包括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低碳技术领域，这也将推动更强劲的经济增长。

我们需努力促进我们的经济更大程度上的互联互通，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多边合作仍是解决全球性挑战的最佳途径，我们对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如最近将IMF的永久资源增加50%）。

IMF的报告中提到，全球近40%的就业机会将受到人工智能影响。从历史上看，自动化和信息技术往往会影响流程化任务，但人工智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有能力影响高技能工作。

因此，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面临着更大的人工智能风险，但也有更多的机会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

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对技能要求越高的工作，受人工智能的影响越大。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面临更大的来自人工智能的风险，但也有更多机会利用其好处。

IMF的分析显示，在发达经济体，大约60%的工作岗位可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相比之下，在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就业岗位比例预计分别为40%和26%。

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人工智能直接干扰较少。但与此同时，鉴于很多国家还没有发展出完善的基础设施或熟练劳动力，这些国家也难以从人工智能技术中获利。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加剧国家之间的不平等。IMF在报告中写道：“这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和各国收入差距。”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人工智能也可能影响国家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加剧整体不平等，政策制定者必须积极应对。

自 快科技

当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下周在甘地纳格尔会晤时，世界将翘首以盼各方采取联合行动，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割裂、增长放缓和通胀高企问题。灵活的多边支持对于应对债务脆弱性、气候变化和优惠融资受限带来的共同挑战至关重要，对于遭受非其自身原因引起的冲击的国家更是如此。

展望：挑战中蕴藏韧性

今年4月，IMF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3.7%，低于2022年的3.4%。其中增速的大部分（超过70%）预计将来自亚太地区。

然而，最近的高频指标描绘了一幅喜忧参半的图景：制造业的疲弱与G20国家服务业的韧性和发达经济体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形成鲜明对比。同时，紧缩货币政策暴露出的金融脆弱性需要谨慎管理，在恢复物价稳定仍是当务之急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全球总体通胀似乎已经见顶，核心通胀有所缓解，这在印度尤其明显。但在大多数G20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通胀仍远高于央行的目标。

截至2022年年中，亚洲的企业债务中有17%由利息覆盖率低于1的企业持有，另有三分之一的债务由利息覆盖率介于1至4之间的企业持有。

在中国、印度和泰国，企业债务在更大程度上集中于利息覆盖率低于1的企业。当利息覆盖率低于这一水平时，意味着企业较易发生违约。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大量企业债务由利息覆盖率略高于1的企业持有。随着借款成本上升，这些企业可能会出现违约。亚洲地区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在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相当大一部分企业的利息覆盖率接近或低于1。

近年来积累的现金缓冲可以暂时缓解利率上升带来的压力，但如果借款成本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些缓冲可能是不够的。在整个亚洲地区，利息覆盖率较低的企业持有的现金普遍较少，这些企业原本就更容易受到借款成本上升的影响；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些脆弱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相对于利息成本而言特别低，使它们面临破产的风险。

此外，鉴于亚洲的短期债务比例较高，如果信贷环境收紧、短期贷款的供给减少，那么即使是现金储备充足的企业，也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

关注金融稳定

在利率可能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信贷和金融环境可能收紧的环境下，IMF将密切监测亚洲地区上述风险的变化情况。我们最近访问了菲律宾，与菲律宾央行一起为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举办了一次金融稳定会议。

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亚洲地区咨询工作组会议期间，我们在菲律宾宿务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的亚洲地区央行和监管机构代表讨论了本地区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在全球银行承压环境下如何予以应对。亚洲地区的企业债务脆弱性便是讨论的内容之一。

在不确定性上升、债务负担高企、偿债成本上升的环境下，金融监管机构必须保持警惕，并应根据需要调整相关的宏观审慎工具，解决部分企业存在的脆弱性问题。与此同时，央行应将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分开，利用流动性和贷款工具等专门工具来维护金融稳定，同时继续校准货币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

本文作者

Thomas Helbling

IMF亚太部副主任

Shanaka J. Peiris

亚太部地区研究处处长

Monica Petrescu

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背景下，亚太地区是一个相对亮点。正如本周图表所示，该地区今年将贡献全球增长的70%左右，这一比例远高于近年来的水平。

尽管外部需求减弱（例如 2022 年底技术出口需求的下降）、货币政策收紧，但亚太地区的内部需求至今依然强劲，中国的重新开放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我们预计今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从 2022 年的 3.8%上升至 4.6%，比 2022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 的预测上调了 0.3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该地区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将达到约 70%。中国经济正在复苏，印度的增长也呈现出韧性，二者为亚洲的经济活力提供了主要动力。此外，我们预计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增长将在 2023 年触底回升，与其他地区的情况一致。

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中国的重新开放——尽管世界其他地区的需求疲软，来自中国的消费激增正在推动整个地区的增长。该地区未来面临的风险包括美国超预期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与地缘经济割裂相关的供应链扰动。

但该地区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短期，货币和财政政策需要保持紧缩，以使通胀持久地回到央行的目标水平并稳定公共债务。需要利用全部的现有工具，采取综合的政策应对措施以管理全球冲击。虽然亚洲的金融体系在近期美欧银行业动荡之后并未遭受重大影响，但鉴于家庭和企业的高杠杆，当局需要密切监测金融体系的状况。

从长期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该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预计中国的增速将大幅放缓。该地区应优先考虑实施结构性改革，通过鼓励创新、推动数字化、加快绿色能源转型等方式，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尽管经济前景充满活力，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却不能掉以轻心。全球需求减弱带来的压力将对经济前景造成不利影响。总体通胀已在下降，但在多数国家仍高于目标水平，且核心通胀已被证明具有粘性。尽管欧美银行业动荡的溢出效应迄今为止较为有限，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和市场波动带来的脆弱性仍然很高，特别是在企业和家庭部门。我们预计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速将在五年后降至 3.9%，这是其近期历史上最低的中期预测值。受此影响，中期的全球增速预测值也是 1990 年以来的最低之一。

与此同时，亚太经济前景面临着下行风险。原因包括全球和地区价格压力可能更具粘性，市场对货币政策路径的预期与主要央行的政策沟通出现偏离，全球金融市场发生进一步动荡，以及地缘经济割裂加深。

各国应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立场，直到通胀持久回落至目标范围内。但中国和日本是例外，它们的产出低于潜在水平，通胀预期仍然温和。除非金融市场压力加剧、金融稳定受到威胁，否则央行应将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分离开来，利用现有工具化解金融稳定风险，以便继续收紧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

由于公共债务高企、利息成本增加，各国需要继续实施财政整顿，一些国家还需加快这项进程——这也将有助于抗击通胀。同时，政府应运用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脆弱群体。为维护金融稳定，当局必须紧密监测与企业和家庭部门沉重债务负担有关的脆弱性问题，密切跟踪金融部门的市场风险和企业信用风险敞口。同时，当局需要开展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和数字化提高增长潜力，加快绿色能源转型，减少全球割裂带来的风险，确保粮食安全。

然而，随着利率上升动摇了市场对部分机构的信任，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倒闭（原因是缺乏存款保险的储户意识到高利率已导致这些银行的证券投资组合遭受了巨大损失，因而纷纷提款逃离），以及在瑞士政府支持下瑞信银行被其竞争对手瑞银集团（UBS）收购，均动摇了市场信心，导致两国当局采取了重大的应急响应措施。

我们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随着央行快速加息以遏制通胀，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面临的风险已经上升。从过去的情况看，央行大力度加息之后往往会带来金融体系薄弱问题暴露的压力。

IMF拥有评估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能。其指出，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处置都存在着不足。此前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曾警告称，当利率上升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将面临压力。

现在不同于 2008 年

虽然银行业动荡增加了金融稳定风险，但其根源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有着根本的不同。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在2008年之前大多数银行的资本金都严重不足，持有的流动资产太少，且面临着更高的信用风险。此外，金融体系也更广泛地存在过多的期限和信用风险转换，金融工具也高度复杂，并且风险资产主要由短期贷款提供资金。部分银行的问题，因系统的高度关联而迅速蔓延至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

近期的金融市场动荡与此不同。银行体系拥有更多的资本和资金来抵御不利冲击，表外实体的问题也已得到解决，并且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严格的监管已经遏制了信用风险。这次金融动荡的问题在于：利率迅速大幅上升，而同时尚未准备好应对利率上行的金融机构在快速扩张。

与此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小型机构的问题能够动摇更广泛的金融市场信心，这在持续的高通胀继续造成银行资产损失的情况下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动荡更类似于1980年代的储贷危机以及导致1984年伊利诺伊州大陆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倒闭的相关事件——该公司的倒闭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银行倒闭事件。这些机构的资本金较少，存款也不稳定。

日益增长的威胁

近期，银行股因行业困境而下跌，这使得银行的融资成本上升，并可能导致贷款减少。与此同时（或许出乎意料的是），整体金融环境并没有出现明显收紧，较去年10月仍显宽松。股票估值仍然过高，这在美国尤为明显。企业信用利差小幅扩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较低的利率所抵消。

因此，投资者认为市场会出现一个相当乐观的情景，并预计通胀将在没有进一步大幅加息的情况下走低。市场参与者认为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很高，但他们预计经济将仅出现程度较小的衰退。

这种乐观观点可能会因通胀进一步加速而受到挑战，从而导致投资者重新评估未来的利率路径，并可能导致金融环境的突然收紧。这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再次承压。“信心”这一金融的基石可能会继续受到侵蚀。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资金可能会迅速消失，恐惧之情可能蔓延，而社交媒体和私人聊天群体则会放大这一效应。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中快速增长的一个部分——也可能面临与经济放缓相关的信用风险的恶化。例如，一些房地产基金的资产估值已大幅下滑。

到目前为止，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股几乎没有受到美国和欧洲银行业动荡的影响。其中，许多贷款机构受到利率上升风险的影响较少，但它们通常持有信贷质量较低的资产，并且一些银行的存款保险覆盖范围较小。此外，许多评级较低的新兴市场和前沿经济体正因高主权债务脆弱性而面临压力，这可能会对其银行业产生溢出效应。

量化风险

我们的“在险增长”指标（其衡量了金融动荡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显示，明年世界产出收缩 1.3%的可能性约为二十分之一。在金融环境严重收紧的情况下，GDP萎缩2.8%的概率也为二十分之一，届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和主权融资利差将扩大，股价将下跌，货币也将走弱。

坚定的政策

面对较高的金融稳定风险，政策制定者必须果断行动维护信心。

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口应立即得到解决。许多国家应强化处置机制和存款保险计划。在严重的危机管理情况下，央行可能需要扩大对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资金支持。

这些工具将帮助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使货币政策能够专注于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如果金融部门困境会对更广泛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调整货币政策立场以支持金融稳定。如果上述情况发生，他们应该清楚地传达其将在金融压力减轻后尽快将通胀拉回目标水平的坚定决心。

通胀正在缓慢下降，但经济增速仍处于历史低位，金融风险已经上升

全球经济正持续从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逐步复苏。中国经济在重新开放后正在强劲反弹。供应链扰动正在缓解，战争导致的能源和粮食市场混乱正在消退。与此同时，大多数央行同步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的成效应将开始显现，通胀将逐渐回归目标水平。

我们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经济增速今年将在2.8%的水平上触底回升，明年将小幅上升至3%——比1月份的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从去年的8.7%降至今年的7.0%和2024年的4.9%，尽管下降速度比最初预期的要慢。

今年的经济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元区和英国，预计二者今年的增速将分别降至0.8%和-0.3%，并于2024年回升至1.4%和1.0%。相比之下，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正在加快，按年末同比计算的增长率从2022年的2.8%上升至2023年的4.5%，尽管预测值下调了0.5个百分点。

风险

然而，最近的银行业动荡提醒我们，形势仍然脆弱。下行风险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全球经济前景的灰雾弥漫。

首先，与哪怕仅几个月前的预期相比，目前的通胀问题已变得棘手得多。尽管全球通胀率有所下降，但这主要反映了能源和粮食价格的大幅回落。许多国家的核心通胀（不包括能源和粮食价格）尚未见顶。我们预计，按年末同比计算的核心通胀今年将降至5.1%，与我们1月份预测相比大幅上调了0.6个百分点，远高于目标水平。

此外，经济活动呈现出韧性迹象，因为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十分强劲。在当前的紧缩周期阶段，我们本预计产出和就业会出现更多的走弱迹象。然而，过去两个季度的产出和通胀估计值均已被上调，表明总需求强于预期。因此，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或是在更长时间内保持紧缩。

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工资与价格螺旋式上升失控的风险？从当前来看，我还不确信存在这种情况。名义工资增长仍滞后于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在下降。有些矛盾的是，这发生在劳动力需求非常旺盛（企业登出大量空缺职位）、而劳动力供应依然疲软（许多工人在疫情后还没有完全重新就业）的情况下。这表明实际工资应当增加，我的预期也是如此。然而，企业利润率近年来大幅上升，这是因为价格急剧上涨但工资仅略有增长。平均来看，这应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只要通胀预期继续得到良好锚定，这一过程应不会失控，但很可能比预期经历更长时间。

前路料难一帆风顺

更令人担忧的是，去年货币政策的大幅收紧正开始对金融部门产生副作用，正如我们一再警告的那样。也许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这种副作用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显现出来。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低通胀和低利率之后，金融部门对期限和流动性错配问题过于掉以轻心。去年货币政策的快速收紧引发了长期固定收益资产的大幅损失并提高了融资成本。

任何一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都取决于其在不依赖纳税人资金的情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去年秋天，英国的金边债券市场出现了短暂动荡。最近，美国的银行体系经历了波动。这些情况表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都存在着巨大的脆弱性。英国和美国当局都采取了迅速而有力的行动，目前来看防止了动荡进一步蔓延。

我们的《世界经济展望》探讨了这样一种情景，即银行在融资成本上升、需要更谨慎开展业务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削减贷款规模。这将导致今年的产出再减少0.3%。

然而，金融体系很可能受到进一步的考验。紧张的投资者往往会寻找下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像瑞信银行（一家具有全球系统性但陷入困境的欧洲银行）曾发生的情况。如果一家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信用风险或利率风险过高，过度依赖短期资金，或是所处辖区财政的空间有限，那么其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经济基本面较弱的国家也是如此。

全球金融环境急剧收紧（一个所谓的“避险”事件）可能对信贷环境和公共财政产生巨大影响，这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这会引起资本大量外流，风险溢价突然上升，资金涌向安全资产从而导致美元升值，全球经济活动因信心下降、家庭支出收缩和投资减少而显著下滑。

在这种严重的下行情景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1%，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长几乎停滞。我们估计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约为15%。

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棘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速按历史标准看持续不振，金融风险有所上升，但通胀形势尚未彻底转危为安。

政策

政策制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沉稳应对，清晰沟通。

在金融动荡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继续以降低通胀为重心，但同时需要随时准备根据金融形势的变化快速做出调整。乌云之下的一丝希望是，银行业的动荡将促使总体经济活动放缓，因为银行会缩减贷款。就其本身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能降低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但同时能达到相同的政策效果。但任何关于央行将过早停止对抗通胀的预期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其将降低收益率，为经济提供过度的支持，并最终使货币当局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财政政策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财政政策的收紧可以使经济活动降温，从而支持货币政策，使实际利率更快回归较低的自然利率水平 。 设计合理的财政整顿也有助于重建亟需的财政缓冲，并有助于加强金融稳定。许多国家财政政策的扩张性今年都有所减弱，但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重建财政空间。

监管机构现在就应采取行动，通过加强监管和积极管理市场压力，确保仍然存在的金融脆弱性不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也意味着要确保其能够适当使用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IMF的预防性安排）；同时，还应确保它们能够使用美联储为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提供的回购工具，或是在存在央行互换安排的情况下予以使用。根据我们的“综合政策框架”，汇率应在最大程度上作出调整，除非这样会增加金融稳定风险或威胁价格稳定。

我们的最新预测还显示，中期增长将总体放缓。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已从2011年的4.6%连续下降至2023年的3.0%。这种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韩国等一些过去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增长的放缓。这是可以预见的：在有关国家实现趋同的过程中，经济增速将放缓。但最近经济增长的放缓也可能反映了一些更为不利的因素：疫情给经济带来了长期创伤；结构性改革步伐放慢；地缘经济割裂的威胁不断增加且日益严峻，引发了更多的贸易矛盾； 直接投资减少 ；全球分裂为不同的“集团”，且在这种环境下开展创新和采用技术的速度放慢。在一个相互割裂的世界中，我们将很难实现惠及所有人的进步，或是成功应对气候变化或疫情防范等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走上那条道路。

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快速蔓延抑制了2022年的增长，但最近的快速重新开放为经济活动的迅速反弹铺平了道路。报告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4%上调至5.2%。

报告指出，全球抗击通胀、俄乌冲突以及新冠疫情在中国的反复对2022年的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了压力，其中，前两个因素将在2023年继续影响经济活动。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许多经济体2022年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长表现和韧性都强于预期。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家庭消费和商业投资十分稳健，能源市场对俄乌冲突做出的调整快于预期。通胀形势也有所改善，大多数国家的总体通胀指标现在都在下降。

随着全球金融环境的改善，加上美元从11月的高点回落，使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有了小幅缓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略微上调了2022年和2023年的增长预测。2022年的全球增长率估计约为3.4%，2023年预计将降至2.9%，2024年升至3.1%。

经济增长触底回升

尽管如此，2023年和2024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将低于3.8%的历史（2000-2019年）年均水平。

在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更加明显，从去年的2.7%下降到今明两年的1.2%和1.4%。九成的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遭遇经济减速。

随着美联储加息对经济产生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速将在2023年放缓至1.4%。在欧元区，尽管有迹象表明其对能源危机展现了韧性，且今年适逢暖冬加之财政给予了慷慨支持，但其处境仍然更加艰难。鉴于欧央行收紧了货币政策以及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导致了负面贸易条件冲击，预计今年经济增速将触底，为0.7%。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触底反弹，预计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将小幅回升至4%和4.2%。

去年，中国的防疫限制和疫情反复抑制了经济活动。随着经济重新开放，经济活动和人员流动有望恢复，基金组织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将反弹至5.2%。

印度仍是一个亮点。印、中两国将占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相比之下，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总和仅为全球增长的十分之一。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通胀将下降，但即使到2024年，超过80%国家的年均总体通胀和核心通胀仍将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

报告指出，全球前景面临的风险仍偏向下行，经济增长率可能比当前的预测更低，通胀率则可能更高，但自去年10月以来，不利风险有所缓和。

从下行风险看：

在劳动力市场持续紧张和工资压力增加的情况下，通胀可能居高不下，为此将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从而导致经济活动急剧放缓。

俄乌冲突升级仍然是对全球稳定的一个主要威胁，其可能破坏能源或粮食市场稳定，进一步分裂全球经济。

如果金融市场突然重新定价（如为了应对不利的通胀意外），则可能导致金融环境收紧，这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

从上行风险看：

如果家庭资产负债表走强，加上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和稳健的工资增长，可能有助于维持私人需求，尽管这可能会使抗通胀工作更加复杂。

如果供应链瓶颈缓和且职位空缺下降使劳动力市场降温，则可能让经济更多实现“软着陆”，从而降低央行所需收紧货币政策的程度。

FDI数据与实体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脱节，这是因为该数字从本质上看是一套金融统计数据。其显示了实体之间的跨境资金的流量和头寸信息，其中，一方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对方10%以上的所有权。这种FDI流动可能最终成为对一国生产活动的投资（如投向新的工厂和机器），但也可以是纯粹的金融投资，与实体经济几乎没有联系。

例如，许多跨国企业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了特殊目的实体，资金只是流经这些经济体，以之作为通往最终目的地的中间一步。这些实体之所以被设立，往往是为了获得税收或监管方面的利益。它们对东道国经济的实际影响相对较小，但却可以大大增加其FDI数据。

Damgaard、Elkjaer和Johannesen以及Lane和Milesi-Ferretti的相关研究表明，离岸金融中心在全球FDI统计数据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其FDI数据都还在进一步增加。CDIS最新数据显示，离岸金融中心在全球FDI中的占比仍然极高。但自2017年以来，其比重逐渐下降，而美国、中国等最大经济体的比重则有所增加。

这一形势的确切原因很难一一分清，但其可能与几项政策动议有关。例如，离岸金融中心在全球FDI占比的下降，发生在2018年美国《减税与就业法案》生效之后。

这项法案减少了机构将利润保留在低税辖区的动机，并使得美国的外国子公司大量汇回资金。此外，国际各方在减少避税行为上持续开展工作（如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倡议），可能阻止了一些流向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

这突出表明我们继续需要获得全面、及时的统计数字，以便更好了解相关形势，帮助决策者就国际投资和税收政策作出决策。除CDIS外，IMF还发起了一项收集特殊目的实体（SPE）数据的倡议，并于今年早些时候首次公布了SPE数据。各国全面报告FDI数据，也是二十国集团数据缺口倡议第二阶段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20个成员经济体中，已有19个报告了这一数据。

更多与政策相关的数据正在筹备之中。IMF与其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正在更新国际收支手册，让其在监督工作和政策分析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作者

Jannick Damgaard

IMF统计部国际收支处高级经济学家

Carlos Sanchez-Munoz

IMF统计部助理主任兼国际收支处处长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不利因素，包括俄乌战争，央行加息遏制通胀，疫情影响挥之不去。

相应的，我们在上个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将我们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下调至2.7%；我们还预计，占全球产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的经济将在今年或明年的部分时间出现收缩。此外，正如我们为二十国集团（G20）准备的一份最新报告所讨论的，近期的高频指标证实，经济前景已变得更加黯淡。

正如“本周图表”所示，近几个月来，多个G20经济体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持续恶化。这些基于调查的指标衡量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活动的发展势头。

如图表所示，对于越来越多的G20国家，该指标已从今年早些时候的扩张区域下滑至收缩区域。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是如此，凸显经济放缓如何蔓延至全球。

虽然一些主要经济体公布的第三季度GDP数据好于预期，但10月份的PMI数据显示第四季度增长疲软，特别是在欧洲。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经济正在放缓，但政策制定者必须继续优先控制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加剧了生活成本危机，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如同我们的G20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异常高。

与预想不同的是，许多国家应当需要持续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和解决债务脆弱性——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许多G20经济体将进一步收紧政策。这些紧缩政策仍将继续对经济活动构成压力，特别是在房地产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

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经济指标走弱预示着更多困难。但是，借助审慎的政策行动和共同的多边努力，全世界能够向着更强劲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迈进。

“亚洲在年初呈现的强劲反弹势头正在减弱，第二季度经济表现不及预期。我们将亚太地区今明两年的增速预测值分别下调至 4% 和 4.3%—与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增速预测值相比分别下调了 0.9 和 0.8 个百分点——远低于过去 20 年 5.5% 的平均增速。尽管如此，在日益黯淡的全球经济中，亚洲仍然是一个相对的亮点。”IMF 亚太部主任 Krishna Srinivasan 指出。

该地区面临来自以下不利因素的影响，其可能持续较长时间。第一个不利因素是全球金融环境的收紧。在美国通胀仍然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力度要大得多。这已经导致亚洲的金融环境更加紧张。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乌克兰战争。其对亚洲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大宗商品价格上。大宗商品价格在战争之后飙升，并一直保持高位。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亚洲国家的贸易条件都有所恶化，这是今年迄今为止货币贬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虽然 2021 年亚洲通胀的上升较其他地区更为温和，但 2 月份俄乌战争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剧烈波动给 2022 年上半年亚洲的整体通胀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这一增长是由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推动的，特别是在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但也反映出该地区在复苏过程中核心通胀率的上升。

在这一背景下，Srinivasan 先生强调了政策制定者的几个优先事项：“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恢复到目标水平，通胀预期得到有效锚定。需要财政整顿来稳定公共债务并支持货币政策立场。现在亚洲地区除了拥有最多的储蓄，其债务规模也是世界最大，若干国家还面临很高的债务困境风险。新冠疫情后，公共和私人债务动态已经恶化，原因是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水平上升。货币贬值和利率上升可能会暴露高杠杆和未对冲资产负债表带来的金融脆弱性，并进一步提高公共债务的比率。随着利率上升，这将提高稳定债务所需的财政余额。及时采取经过妥善校准的综合措施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同时要密切关注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充满挑战的形势正在加剧新冠疫情带来的中期经济创伤。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疫情预计将导致产出长期下降，并且这种长期创伤效应在亚太地区将最为严重。相对于其他地区，亚洲经济增长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疫情后投资水平的下降。这些产出损失在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和高债务国极为严重。

“虽然确切的政策应对措施将取决于各国的国情，但解决公司债务积压和减轻人力资本损失对该地区许多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

“地缘经济分裂加剧的前景也给该地区带来了重大风险。在报告中，我们记录了令人担忧的早期分裂迹象，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各国实施更多的贸易限制措施。即使没有实际的限制措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也可能在短期内产生不利的宏观经济后果。分析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典型冲击（如 2018 年中美紧张关系的加剧）会在两年后使投资下降约 3.5%。

“该报告考虑了一种说明性的急剧分裂情景，其中世界分裂成不同的贸易集团，并表明这种情景下将出现巨大的、永久性产出损失。鉴于亚洲在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亚洲来说可能尤为严重。仅生产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就可能使地区产出减少 3.3 个百分点。由于企业无法进入出口市场，导致投资减少，总体损失很可能会大得多。

“因此，我们强调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取消贸易限制措施，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并促进开放和稳定的贸易——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全球——以避免最糟糕的分裂情景的出现，并确保贸易持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各国应通过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优先保障弱势群体，同时保持紧缩的财政政策立场，帮助降低通胀。

在粮食和能源价格急剧上涨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取舍。政策制定者们必须保护低收入家庭免受实际收入大幅下降的影响，并确保他们能获得食品和能源。但为应对高通胀，政策制定者们还必须保持紧缩的财政立场，避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背道而驰。

自 2019 年以来，粮食价格上涨了一半，粮食和能源市场的供给扰动持续存在。价格高企威胁着各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价格补贴、减税和现金转移支付等各种财政措施。根据我们的估计，在有估计值可得的国家中，这些措施（不包括先前已经存在的相关补贴）的财政成本中位数达到了 GDP 的0.6%。

大多数政府的公共财政已经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现在正面临进一步的压力。通胀上升、货币贬值和利率上升已经造成许多国家的信贷利差激增，以及未来的利息支付也将提高。在从 2020 年的历史高位回落之后，2022 年全球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将保持在91% 的高位，比疫情前水平高出约7.5 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尤其脆弱：近 60% 的最贫困经济体已经或可能陷入债务困境。

在最新一期的《财政监测报告》中，我们讨论了政策制定者如何做出正确的权衡，以帮助公民从当前的危机中恢复并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粮食和能源问题的应对措施

面对高额债务和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政策制定者应优先借助社会保障体系为最弱势群体予以更科学合理的支持。在一些国家，这可能需要为脆弱的中低收入家庭予以公共事业费率折扣（涵盖他们的基本使用）。允许能源价格进行调整，从某种角度看来，这对于维持更广泛的激励措施以鼓励节能和提高能源供应至关重要。面对长期存在的供应冲击和广泛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应试图借助价格控制、补贴或减税来抑制价格上涨。这种方法将极大地花费预算并且最终是无效的。鉴于资源有限，许多低收入国家将需要更大的全球努力来予以人道主义援助和紧急贷款。

在高通胀时期，解决食品和能源价格高企的政策不应提高总需求。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需求压力将迫使央行将利率进一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从而造成政府债务的偿债成本升高。紧缩的财政立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政策制定者在遏制通胀方面是一致的。

增强经济的韧性

我们的报告强调政府应当需要逐步增强抵御一系列不利冲击的能力。每个国家特有的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利事件，再加上 COVID-19 疫情和全球金融危机，都表明政府一定要提前计划。逐步建立财政缓冲最终将使决策者得以快速灵活地应对危机。

参照结合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可用的财政空间，能够将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证明有效的几种财政工具将永久添加到各国的工具箱中。例如，欧盟的工作保留计划在疫情期间被证明是有效的，能够弥补 40% 以上的个人收入损失。对企业的特殊财政支持能够防止大规模破产。但这种支持政策只应在重大危机环境下选用，因为它使政府面临相当大的财政风险敞口。

更广泛地说，社会保障帮助人们从失业、疾病或贫困中恢复过来，从而增强他们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各方都能够借助数字技术使这些系统更具可扩展性和针对性。

在债务上升和货币政策受限的背景下，我们在过去 15 年的重大全球危机中看到了创新且强有力的财政应对措施。各国应重新思考财政政策在这个易受冲击的时代的作用（即财政政策如何在危机期间更好地缓冲损失和增强韧性），并从世界各地的经验中学习。

在实际收入下降、价格上涨的环境下，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今年或明年可能发生萎缩

受以下三个因素影响，全球经济继续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二是通胀压力 持续存在且不断扩大，引发了一场生活成本危机；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减缓。

我们将今年全球增长率的预测值维持在3.2%的水平不变，将明年的预测值下调至2.7%，较7月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2023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占全球经济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将在今年或明年发生经济萎缩。美国、中国和欧元区这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将继续处于增长停滞状态。总的来说，疫情之后的经济创伤尚未完全愈合，这些伤疤又将被今年的冲击重新揭开。简言之，最糟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对很多人来说，2023年从感受上将是衰退的一年。

在美国，货币和金融环境的收紧将导致明年的增长率降至1%。在中国，鉴于房地产行业下滑和持续实施防疫封锁，我们已将其明年的增长率预测值下调至4.4%。

欧元区的经济放缓最为显著，战争引起的能源危机将继续产生严重不利影响，2023年的增长率将降至0.5%。在几乎所有国家，价格特别是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给家庭造成了严重困难，这对贫困群体尤其如此。

尽管经济在放缓，但通胀压力比预期的更广泛、更持久。我们目前预计，全球通胀今年最高将达到9.5%，而后于2024年降至4.1%。通胀范围也远远超出了食品和能源之外。按中位国家月度通胀折年率衡量，全球核心通胀从2021年底的4.2%上升到7月份的6.7%。

经济前景持续面临巨大的下行风险，同时，各国在应对这场生活成本危机中的政策权衡已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在报告中强调的下行风险包括：

•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日益加剧的脆弱性下，货币、财政或金融政策校准不当的风险已经急剧上升。
• 如果金融市场发生动荡，那么全球金融环境可能恶化，美元可能进一步升值，促使投资者转向安全资产。这将大大增加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和金融脆弱性。
• 事实可能再次证明通胀会持续更久，特别是如果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极度紧张状态。
• 最后，乌克兰战争仍在肆虐，其若进一步升级将会加剧能源危机。

在对经济前景的最新分析中，我们还评估了围绕基线预测的风险。我们估计，明年全球经济增速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概率会降至2%这一历史较低水平以下。如果上述中的许多风险成为现实，2023年的全球增长率将降至1.1%，人均收入增长将基本停滞。根据我们的计算，出现这种不利结果甚至更糟结果的可能性是10%到15%。

生活成本危机

不断加剧的价格压力会压缩实际收入并损害宏观经济稳定，因此仍是当前和未来繁荣的最紧迫威胁。各国央行目前高度专注于恢复价格稳定，政策收紧的步伐急剧加快。

而不论政策收紧幅度过小还是过大，都会带来风险。收紧程度不足将导致通胀持续时间更久，削弱央行的可信度，并造成通胀预期脱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只会增加控制通胀的最终成本。

过度收紧货币政策则可能将全球经济推向不必要的严重衰退。金融市场也可能难以承受过快的政策收紧步伐。不过，这些政策失误的代价并不对称。如果央行再次误判通胀的顽固程度，它们来之不易的信誉可能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宏观经济稳定受到的损害会大得多。必要时，各国应通过金融政策维持市场稳定。但央行需要沉稳实施货币政策，坚定专注于抑制通胀。

制定适当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已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我想谈一谈几个重要的原则。

首先，财政政策不应与货币当局控制通胀的目标相冲突，否则只会导致通胀持续更久，并可能严重破坏金融稳定，正如最近相关事件所显示的那样。

其次，各地特别是欧洲的能源危机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冲击。战争之后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调整是广泛而持久的。2022年的冬季将是一个挑战，而2023年的冬季则很可能更糟。价格信号将是抑制能源需求和刺激供给的关键。价格管制、非定向补贴或出口禁令会带来高昂的财政成本，并会导致需求过剩、供给不足、资源错配和定量配给。这些措施很少奏效。相反，财政政策应着眼于通过临时性的定向转移支付来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第三，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投资扩大产能，包括投资人力资本、数字化、绿色能源和供应链多元化，帮助各经济体适应更加动荡的环境。扩大这些投资可以增强各经济体抵御未来危机的能力。可惜的是，当前各方的政策并未完全遵循这些重要的原则。

强势美元的影响

对于许多新兴市场来说，美元走强是一个重大挑战。美元币值目前处于本世纪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对发达经济体货币的升值最为明显。到目前为止，这种升值似乎主要是由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和能源危机等基本面因素推动的。

为此，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的行动是：适当校准货币政策以维持价格稳定，同时允许汇率调整，以便保存宝贵的外汇储备并将之用于金融环境真正恶化之时。

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一场风暴，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就应未雨绸缪。

具备使用资格、实施健全政策的国家应紧急考虑通过申请使用IMF预防性工具等方式加强其流动资金缓冲。各国还应根据我们的综合政策框架，视情结合使用预防性的宏观审慎措施和资本流动措施，最大程度地减轻未来金融动荡的影响。

太多的低收入国家已经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目前，各方亟需通过二十国集团的“共同框架”，在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有序债务重组方面取得进展，避免出现新一轮主权债务危机。我们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不多。

能源和粮食危机，加上夏季的极端高温，正清楚地提醒我们放任气候变化不管会产生何种影响。如果各方能在实施气候政策、开展债务处置以及处理其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多边问题上取得进展，则将证明目标明确的多边主义确实能为所有人取得成果，并能成功克服地缘经济分裂的压力。

扩大私人资本规模对于为关键低碳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至关重要，这在欠发达经济体尤为如此

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努力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抑制气候变化并应对其影响，私人气候融资必须发挥关键作用。

虽然各方的估计各不相同，但在 2030 年之前，这些经济体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合计投资每年至少须达到 1 万亿美元；在 2050 年之前，它们在所有行业中的年合计投资则须要达到 3 至 6 万亿美元，以通过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气候变化。此外，在 2030 年之前，它们每年还需要投资 1400 至 3000 亿美元，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实体后果，如海平面上升和日益严峻的干旱。2050 年之后，这一数字可能会急剧上升至每年 5200 亿至 1.75 万亿美元，具体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措施的成效。

快速扩大私人气候融资至关重要，我们在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分析章节对此展开了详细阐述。关键的解决方案包括：充分开展气候风险定价、推动融资工具创新、扩大投资者基础、增进多边开发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参与，以及加强气候信息披露。

令人鼓舞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可持续融资去年已增至创纪录的 2500 亿美元。但私人融资在 2030 年之前必须至少翻一番，而此时可供投资的低碳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数量不足，而化石燃料行业获得的资金则自《巴黎气候协定》以来一直在大幅上升。

有效碳定价的缺失会降低投资者将更多资金投入对气候有益的项目的动机和能力，而气候信息架构不完善（包括气候数据、披露标准、分类法和其他协调资源的做法的不完整）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而能否仅靠规模巨大且快速增长的 “环境、社会和治理”（又称 ESG）投资资金做到真正扩大私人气候融资，目前还不清楚。不仅是 ESG 投资的气候效益仍不明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在这方面的整体得分也低于发达经济体。因此，重点关注 ESG 的投资基金对新兴市场资产的配置要少得多。此外，投资者往往认为投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资产的风险过高。

创新的融资工具可以帮助克服其中的一些挑战，同时还需要扩大投资者基础，以包括全球性银行、投资基金，以及保险公司、影响力投资者、慈善资本等机构投资者。

在运转更为良好的大型新兴市场的债券市场，投资基金——如由世界银行私人融资部门支持的 Amundi 绿色债券基金为如何吸引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基金的做法应得到复制推广，以激励新兴市场的发行人创造更多的绿色资产，以便为低碳项目融资并吸引更广泛的国际投资者。

对于欠发达经济体而言，多边开发银行 将在关键低碳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应该通过这些机构来提供更多的气候资金。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扩大其资本基础，并在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透明治理和管理监督的支持下，重新确定其风险偏好。

这样，多边开发银行就可以更多利用股权融资——目前股权融资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气候融资中的占比仅为其承诺资金的 1.8% 左右。多边开发银行的股权融资可以吸引更多的私人融资，目前私人融资的规模仅相当于这些机构承诺资金的 1.2 倍左右。

激励私人投资所需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制定转型分类法和其他协调资源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识别出能在未来逐渐减少排放的金融资产，并激励企业向减排目标转型。

重要的是，这些方法重点关注了水泥、钢铁、化工、重型运输等行业的创新——由于存在技术和成本限制，这些行业无法轻易实现减排。这有助于确保这些碳密集型行业——那些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具有最大潜力的行业——不会被投资者忽视，而是鼓励这些行业逐步减少碳排放的影响。

IMF 正在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包括使用其新设立的 “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 ——该信托的目的是提供可负担的长期融资，帮助各国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长期结构性挑战的韧性。我们已获得了总额为 400 亿美元的出资承诺，并已就两个项目——巴巴多斯和哥斯达黎加的项目——在工作人员层面达成了协议。该信托可以大大促进官方和私人部门对气候融资的投资。

IMF 还正在提升高质量气候数据的可得性，推广各方采用信息披露标准和转型分类法，以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更广泛地说，我们正在通过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和其他国际机构来加强气候信息架构，在气候政策方面（包括碳定价）为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支持。随着私人气候融资的稳步扩大，IMF 将在可能的领域与合作伙伴开展协作，推广解决方案。

报告还称，受新冠疫情和防疫措施影响，中国经济放缓超过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将其全年增速预测值下调至3.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全球经济在 2021 年初步复苏，但 2022 年形势愈发暗淡，相关风险开始显现。世界经济本就因疫情被削弱，此后又遭受到数次冲击，不确定性随之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线预测显示，全球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6.1% 放缓至 2022 年的3.2%，较 2022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预测值下调 0.4 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在今年预计增长2.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预计为3.6%。

报告指出，美国的经济增速在今年早些时候放缓，加之家庭购买力下降和货币政策收紧，使美国增速预测值被下调了 1.4 个百分点至2.3%。

中国进一步采取防疫封锁措施，且房地产危机加深，导致增速预测值被下调了 1.1 个百分点至3.3%，并且产生了重大的全球溢出效应。

欧洲受俄乌冲突溢出效应影响，加之货币政策收紧，导致欧洲各国增速预测值被大幅下调。预计欧元区今年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为2.6%，与 4 月的预测值相比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计，为降低通胀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将于 2023 年带来负面影响，全球产出将仅增长2.9%。

对于全球经济的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其下行风险占据极大的主导地位。该组织分析称，如果新冠疫情再度暴发且带来更多防疫封锁措施，而房地产部门危机也继续加剧，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受到抑制；同时，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

此外，俄乌冲突可能导致欧洲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突然停止，地缘政治分裂可能会阻碍全球贸易与合作。

如果劳动力市场比预期更为紧张，或者通胀预期脱离实际情况，那么压低通胀的难度可能会比想象的更大。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了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景：在多种风险同时显现，且通胀进一步上升的状况下，全球增速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或分别下降至约2.6% 和2.0%。这将使这两年处于 1970 年至今经济表现最差的10% 的年份之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随着物价上涨继续挤压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水平，控制通胀应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收紧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本，但拖延只会使成本进一步增加。

该组织还指出，定向财政支持有助于缓解最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但由于疫情使政府预算捉襟见肘，加之需要采取降低通胀的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立场，这些财政支持政策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或减少政府支出来抵消。同时，应对能源和粮食价格具体影响的政策也应关注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避免扭曲价格。

该组织提醒，货币环境收紧也将影响金融稳定，为此需要谨慎使用宏观审慎工具，这也使得债务处置框架改革变得更有必要。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呼吁各国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防范未来出现新的变异毒株。各方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亟需采取多边行动限制排放，同时加大投资以加快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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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面临冲击

2021年下半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复苏表现强于预期，因此，对其2021年经济增长率估计值从3.7%大幅上调至4.5%。但该地区的复苏进程在今年岌岌可危。

俄乌冲突引发了一场全球经济冲击，在该地区各国应对这一冲击的政策空间微乎其微之际，冲击对该地区产生了严重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正在给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外部和财政平衡带来压力，并加剧了许多国家对粮食安全的担忧。粮食价格高企将对最脆弱群体造成尤其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此外，这一冲击可能使该地区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政策挑战变得更加严峻，这包括疫情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遗留问题、气候变化、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风险加剧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等。

正因如此，该地区的增长势头已经减弱。预计今年的经济活动将增长3.8%，增长势头因石油进口国增长前景走弱而受到不利影响。

预计2023年该地区的经济复苏将加速，中期增长趋势水平将达到4%左右。但这一增速不足以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并使该地区更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场疫情还留下了严重的社会创伤，极端贫困人口增加就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学校长期关闭也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其受教育的时间被缩短，损害了他们的终生生产效率，并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中期前景。

和更不确定的前景

政策制定者今后将需要以更少的政策选项和极少的试错空间应对极高的不确定性。国际上，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引起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由此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另外，还可能提高风险溢价并削弱全球需求。全球货币环境比预期更加急剧地收紧，中国和欧洲增长放缓，也可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造成影响。就当地而言，疫苗推广速度缓慢使许多国家容易遭受新一波疫情冲击，并可能使新变异毒株更容易出现。持续的安全风险和冲突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另外，该地区仍然非常容易遭受日益频繁和严重的气候冲击。

在政策前景受到约束且日益复杂环境下

有三个紧迫的政策优先事项

除了加速疫苗接种以保护该地区不受新的疫情冲击之外，政策制定者还面临着三个政策优先事项。

一、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粮食和能源价格，这加剧了许多国家近期的通胀压力。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产出仍远低于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各国央行在遏制通胀和支持增长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取舍。为实现这一平衡，各国央行需要密切监测价格走势，随时准备在通胀预期上升时加息，防范利率上升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并维持一个以央行高度独立和清晰沟通为支撑的可信政策框架。一些央行已经开始加息，许多国家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二、在不加剧债务脆弱性的情况下应对俄乌冲突的经济影响。

在该地区财政空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俄乌冲突的影响正在对其造成冲击。公共债务比率目前处于本世纪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低收入国家要么已陷入债务困境，要么即将陷入债务困境。因此，财政应对措施需经过仔细调整，有针对性地保护最脆弱家庭免受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同时不增加债务脆弱性。

在大宗商品进口国，尤其是那些面临更大财政约束的国家，要想找到资源保护弱势群体，就需要大幅调整支出的优先次序，比如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浪费性补贴。在大宗商品出口国，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以带来可观的意外财政收入，但前提是政府需要控制能源补贴支出。这些收入中的大部分应该用于重建政策缓冲，财政脆弱性较高的国家尤其应该如此。

除了眼下的需求，大多数国家还需要进行财政整顿，以降低债务脆弱性，并为更加强劲、更可持续的中期增长奠定基础。为此，需要在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下调动更多财政收入来源并提高公共支出效率。重要的是，财政整顿措施应该保护弱势群体，并优先考虑发展需求。

在这条复杂的道路上前行将是困难的，许多国家需要获得国际支持。2021年，IMF向该地区分配了23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为各国增强外部头寸和满足疫情期间的紧急支出需求提供了重要帮助。二十国集团承诺向脆弱国家转借1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这是迈出的另一个重要步伐。但国际社会应该走得更远，例如取消执行“债务处理共同框架”的障碍，并允许在必要时进行快速有效的债务重组。

三、管理汇率调整。

美国正在收紧货币政策，俄乌冲突引起了风险溢价上升，这些因素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汇率带来了下行压力。对于实行钉住汇率的国家而言，当局应该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以维持钉住汇率的信誉。对于采用更灵活汇率安排的国家来说，贬值可能有助于缓冲全球货币环境收紧的影响，但即便这些国家今后也可能面临艰难的抉择。在许多国家，考虑到严重的币种错配以及对通胀的传导影响，汇率贬值的短期好处明显有限。有针对性地使用外汇干预可能有助于避免汇率过度波动，但干预的范围往往受到较低的国际储备水平的限制。因此，即使在经济活动疲软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也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来支持汇率。

危机之后：实现强劲、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

除了应对疫情和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该地区还需要实现强劲、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此，需要采取果断的政策行动，提高经济多元化水平，释放私人部门潜力，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该地区许多国家仍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因此产出波动较大，经济增长率较低。

因此，提高经济多元化水平至关重要。为此，大宗商品出口国应利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优势，提高其宏观经济框架的可信度，改善投资环境，并在市场失灵时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部门干预措施。

提升潜在增长率还需要充分利用私人部门的潜力。例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实施将极大地促进该地区增长和提高地区竞争力。公共当局还应该探索新的融资渠道来促进私人投资，例如与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合作，提供透明和设计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激励措施。数字化也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同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例如，许多国家正在探索采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以提高金融普惠水平，降低侨汇成本，并提供了一种私人加密货币的替代方案（私人加密货币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最后，气候变化给该地区带来了严峻挑战，因为该地区面临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并且农业依赖雨水灌溉。因此，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开展投资极为重要。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绿色转型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帮助该地区为适应气候变化进行融资、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机遇、确保以公平、可负担的方式提供能源方面，国际资金的支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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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了在俄乌冲突乌克兰战争、通胀和利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债务脆弱性上升导致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背景下，各国当局应如何实施财政政策。面对疫情的遗留问题和俄乌冲突，财政政策需要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并应对经济破坏，同时保持灵活性，并在前景变得更加明朗时，随时准备随做出调整。

各国正努力实现新冠疫情后的包容、绿色复苏，并制定相关政策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直接影响。在此背景下，各国面临着确保税收收入、解决不平等问题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挑战。各国的税收政策正面临着应对跨境溢出效应（即一国的行动对他国产生影响）的压力。本章讨论国际税收协调为何十分重要：一是其能减少跨国企业的利润转移和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二是其能消除保密问题，打击逃税行为，从而改善税务执法工作；三是其能帮助控制全球变暖。当前的能源危机说明主要排放国有更多理由开展协调，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其也敦促各国不要让近期的应对措施影响到建立可信中期减排政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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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并在中期回落至3.3%左右。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预计为5.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预计为8.7%，二者较1月的预测值分别高出1.8和2.8个百分点。各方应通过多边努力应对人道主义危机，防止经济进一步割裂，维持全球流动性，管理债务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并结束新冠疫情——这些工作依然至关重要。

第一章：全球前景与政策

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大幅放缓，主要原因在于俄乌冲突。受此影响，乌克兰的GDP预计将出现两位数的大幅下滑。由于受到制裁，再加上欧洲国家决定缩减能源进口，俄罗斯经济预计将大幅收缩。这场冲突带来的经济代价预计将通过大宗商品市场、贸易和（在较小程度上）金融联系产生广泛的影响。燃料和粮食价格上涨已经对全球产生了影响，弱势群体，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

第二章：私人部门债务与全球复苏

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各国就采取了超常规措施，确保私人部门持续获得信贷，这避免了经济在2020年陷入更严重的衰退。这些政策在支持经济方面效果显著，但也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债务激增。本章研究了增加的债务是否会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我们使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其表明私人债务的加总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而多种因素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复苏更加疲弱。未来的货币和财政紧缩往往会对最脆弱群体产生更大影响，因此在取消疫情时期的政策支持时，需要对此予以谨慎关注。

第三章：更加绿色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政策和经济转型

本章分析绿色经济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我们对一个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样本开展实证分析，其表明：较为环保的就业岗位和污染程度较高的就业岗位，都仅集中在一小部分劳动者中。劳动者个人在从污染密集型工作转向绿色工作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施更有力的环保政策有助于实现绿色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的激励措施没有减弱的情况下，相关政策也显得更加有效。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包括加大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实行碳价、推出收入所得税抵免以及提供就业培训在内的一揽子政策，可以促进包容性转型，使经济在205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第四章：疫情期间的全球贸易和价值链

在新冠疫情暴发时，我们曾预计供给和需求的共同冲击将导致贸易大幅下滑。然而，虽然服务贸易仍然低迷，但货物贸易反弹非常迅速。国际生产和贸易的主要网络受到了扰动，引发了将生产转移至国内的呼声。在此背景下，本章发现，疫情特定因素在推动人们的服务需求向商品需求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尽管防疫措施对贸易伙伴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但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并且事实证明，贸易和价值链在总体上展现了韧性。但是，为了防范未来的冲击，可以通过增加投入品来源的多元化并提高其可替代性，来加强这些国际生产和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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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全球债务去年飙升至创纪录的 226 万亿美元，随着利率上升，引发了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IMF 官员周三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快于预期的加息可能会给高负债国家带来压力，并迫使政府和企业削减债务和支出，损害经济增长。

他们援引 IMF 最新的全球债务数据库称，2020 年全球债务 / GDP 比率上升 28 个百分点，达到 256%，是二战以来升幅最大的一年。

随着利率上升，财政政策通常会调整，因为政府要拿更多钱还债，并削减支出以控制赤字。

“如果全球利率上升速度快于预期且经济增长放缓，那么风险将被放大，” Vitor Gaspar 牵头的 IMF 官员写道。“如果公共和私营部门被迫同时去杠杆，增长前景将受到影响。”

去年，随着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以应对 Covid-19 疫情，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飙升。研究人员称，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率飙升是因为名义 GDP 显著下降。

报告称，政府债务在 2020 年全球债务增长中所占比例略超过一半，全球公共债务 / GDP 比率跃升至 99% 的纪录高位。

根据 IMF 数据，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 / GDP 比率从 2007 年的 70% 左右飙升至 2020 年的 124%；这些经济体私营部门债务增速更为温和，占 GDP 比率仅从 164% 升至 178%。

预计全球经济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6.0%和4.9%。与202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相比，2021年全球增长预测没有变化，但对各组国家的预测作出了向上或向下的调整。预计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前景恶化，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与此形成对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测被上调。这些调整反映了疫情的走势以及政策支持的变化。2022年增长预测上调了0.5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增长预测上调——这体现了美国预计将于2021年下半年出台的额外财政支持立法，并且这组国家的健康指标普遍改善。

最近的价格压力主要反映了与疫情有关的不同寻常的状况以及暂时的供需失衡。一旦这些因素充分传导到价格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胀水平预计将在2022年回到疫情前的范围，尽管不确定性仍然很高。预计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也将处在较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食品价格高涨有关。中央银行总体上不应过于担心暂时的通胀压力，在基础价格走势更加明朗之前应避免收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就未来的货币政策开展清晰的沟通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形成通胀预期并防范过早收紧融资环境。但暂时的通胀压力有可能变成更为持久的压力，中央银行可能需要提前采取行动。

全球基线预测的风险偏于下行。如果疫苗普及速度慢于预期，则病毒可能进一步发生变异。融资环境可能迅速收紧。例如，如果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预期的上升速度快于预期，市场就会对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前景作出重新评估，而这可能引起融资环境迅速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受到疫情恶化和外部融资环境收紧的双重冲击，这会导致其复苏进程严重受挫，使全球增长低于我们这里讨论的基线预测。

多边行动对于减轻复苏分化、改善全球前景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务之急是在全球范围内公平部署疫苗。IMF工作人员提出了一项规模为500亿美元的建议，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共同认可。该项提议就结束疫情提出了成本可行、目标明确、行动务实的方案。资金受到约束的经济体还需畅通无阻地获得国际流动性。目前提议的IMF 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将补充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资产，帮助缓解流动性约束。各国还需加大集体行动力度，以减少温室气候排放。在采取这些多边行动的同时，各国还应根据本国所处危机阶段实施国家层面的政策，促进可持续、包容性复苏。协同实施、方向明确的政策能够使所有经济体实现持久复苏，而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全球经济的断层将继续扩大——许多国家在健康危机中挣扎，而少数国家逐步恢复正常，但仍面临疫情卷土重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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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消息是，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主要经济体正在急剧反弹，全球贸易状况有所改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投资流动已经恢复。

坏消息是，至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近期增长前景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暗淡。只要仍无法大规模接种疫苗，就将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应对新冠疫情的卷土重来。

三大挑战

这正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财长面临的现状。他们面临三项紧迫挑战：第一，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第二，控制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第三，调动更多税收收入。

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这种三难困境，将对未来数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这需要异常艰难的权衡，因为应对其中一个难题的措施必然会以牺牲其他两个因素为代价。例如，扩大支出需要当局进一步举债或增加税收，或两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增加税收收入的措施（尽管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具有挑战性），将提供亟需的资源来扩大支出或控制债务，或两者兼而有之。

对政府支出的需求

即使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需求就已十分艰巨。

疫情暴发后，该地区的发展进程几乎倒退了十年，使上述支出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例如，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整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减少了约8.5%。3200多万人陷入贫困，教育中断影响了整整一代学龄儿童的前途。

此外，该地区最边缘化的工人中有很大比例集中在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加剧了不平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的是，扩大社会支出以及增加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都进一步增强。这种压力只会不断加剧，到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将占到全球新增劳动力的近一半。

对债务的担忧日益加剧

尽管各国之间的情况存在差异，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公共债务增至GDP的近58%，创下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仅一年之内陡增了超过6个百分点。

尽管这低于21世纪初的峰值，但很多国家的公共债务问题令人担忧，因为其利息负担正在逐步加重。

例如在2020年，该地区的总利息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了令人担忧的20%，且很多国家的比重超过了1/3，这挤占了本应用于关键社会和发展需求的匮乏资源。

增加税收收入的进展有限

加强税收收入调动通常是弥合支出压力和公共债务可持续性之间缺口的主要政策工具。然而，这方面的进展通常比较缓慢。不同国家的收入调动的具体要求存在差异：一些国家需要重点简化税收豁免，其他国家可能需要提高现行税制的效率。

但几乎在所有国家，加税在政治层面上都存在困难，尤其是在当前关头，因为危机使许多企业和家庭的可用资源进一步减少。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很多民众依赖于税收减免或延迟纳税来艰难度日。

实现适当的平衡

权衡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疫情更是加剧了寻找恰当政策组合的难度。然而，各国当局不能无所作为。每个国家都面临独特的国情和艰难的权衡，但都必须尽可能向前推进。

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宝贵的喘息空间。当然，当务之急是提供政策支持，确保每个国家能以可负担的成本迅速获得疫苗。然而，更广泛而言，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提供资源帮助缓解三难困境，从而促进地区复苏，措施包括提供赠款，优惠融资，延长“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或者在“债务处置共同框架”下对一些国家进行债务处置。

但主要的努力必须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各国。当今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开展大刀阔斧的重要改革。

为了在新冠疫情消退之后实现稳健的复苏，政策制定者需要寻找机会，在三难困境下拓展可能的措施。例如在支出端，增强透明度和治理改革能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确保当局能以稀缺资源帮助最需要的群体。

在收入端，这种透明度和针对性的措施也更有可能提高税收遵从度。改善税收征管的措施（包括利用新的数字技术）能够扩大税基。更一般而言，各国当局应设法在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保护脆弱群体和确保经济增长。

关于债务可持续性，需要建立中期财政框架，在所需的短期支持性财政政策立场与（对于控制借款成本和维持信心至关重要的）中期整顿之间取得平衡，债台高筑和融资紧张的国家更应该如此。

作为上述措施的补充，各国当局应加快改革以促进私人部门经济活动和提高经济多元化，这有助于提振潜在增速、加强韧性并创造就业岗位。我们将在近期发布一些分析，探讨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的长期效益。

在所有这些领域，IMF都随时做好准备，通过紧急融资、技术援助，或仅通过政策建议为成员国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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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机构也指出，经济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苗推广是否成功。疫苗接种方面取得的更大进展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预测，而疫苗无法防御的新变种病毒可能导致增长预期严重降级。

IMF特别提到了央行利率的风险——如果美国利率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一步上升，多速度复苏可能会带来金融风险。这可能导致过高的资产估值，随后迫使金融状况急剧收紧，复苏前景恶化，特别是对一些杠杆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 由此，IMF警告，头部央行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时需要提供清晰的沟通。

下面具体来看看这份报告。IMF预计202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长5.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6.7%。此外，IMF预计：

今年美国GDP增速为6.4%，高于此前预期的5.1%。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指出，美国2022年GDP预测将超过疫情前的水平。

今年中国GDP增速为8.4%，高于此前预期的8.1%。戈皮纳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改善主要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

将今年欧盟GDP增速预期上调至4%，预计今年英国GDP增速为5.3%，日本GDP增速为3.3%。

经济增速唯一被下调的地区是“东盟五国”，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五个国家在2021年的整体预期增长从先前的5.2%预测下调至4.9%。

IMF指出，疫情在中后期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小于金融危机后的损失。另外，与大萧条的影响相比，这次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将遭受更大的打击。

据路透报道，本次会议将讨论为IMF新增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还可能讨论重新分配SDR，藉此支持受困的经济体。讨论议题也将包括债务减免提议，以及协同刺激的相关问题。最后，各国政府与多边组织可能面临减轻贫富国家之间疫苗不均现象的压力。

会议特别提到了增税计划。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需要研究美国总统拜登的企业税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全球最低税率。

法国财长勒梅尔称，一项关于国际税收的全球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我们欢迎美国支持最低公司税。

全球增长前景和风险

近期前景。2020年全球增速预计为-4.4%，收缩幅度小于2020年6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 中的预测。对增长预测做出调整的原因是，二季度GDP增长好于预期，特别是在发达经 济体。这些国家在今年5、6月放松了封锁措施，此后经济活动比预期更快改善。此外，有 关指标显示，三季度经济复苏力度强于预期，我们在更新预测时也考虑了这一因素。预计 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2%，略低于2020年6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的预测。这既体 现了目前我们对2020年经济下滑程度将更温和的预测，又与社交距离将继续下去的预期相 一致。在2020年收缩和2021年复苏之后，我们预计2021年全球GDP水平比2019年略高出 0.6%。上述增长预测意味着，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今明两年将出现巨大的负产出缺口 和高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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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14日发布的报告中预测，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将达到几乎与全球GDP（约90万亿美元）同等的规模。债务与GDP之比达到98.7%，创历史最高水平。为应对新冠疫情，主要国家采取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财政措施，如何使庞大的债务规模恢复至正常水平将是疫情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IMF预测称，2021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25%，超过二战刚刚结束后的1946年（124%），创历史新高。同时也远远高于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80%）和2009年金融危机后（89%）的水平。

在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担忧日益强烈的背景下，财政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大。由于经济衰退，税收减少，财政收入和支出有可能同时恶化。

各国的财政扩张由货币宽松政策下大量购买国债的中央银行来支撑，但如果债务继续膨胀，从长远来看，将会导致利率上升，财政可能难以为继。

新兴国家的政府债务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2021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65%，大幅高于2009年的41%。而在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时，这一比例也只有47%，1932年大萧条期间的最高值仅为32%。2021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也将达到50%，比2012年增加21个百分点。

在不出现第二轮感染并且实施空前的政策刺激以支持经济复苏的情况下，预计亚洲经济增速在2021年将强劲反弹到6.6%。  但是，即使经济活动快速回升，COVID-19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我们预计亚洲2022年经济产出将比危机前预测的水平低5%左右；如果不包括中国（其经济活动已开始回升），降幅会更大。

天边的阴云

在对2021年及之后年份经济增长作出预测时，我们假设私人需求将强劲反弹；然而，这种预测可能过于乐观，原因有几方面：

• 贸易增长放缓。亚洲严重依赖全球供给链。在整个世界面临困境的环境下，亚洲无法继续保持增长。由于外部需求减弱，亚洲的贸易预计将显著收缩，日本、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2020年预计将下降20%左右。亚洲增长模式从高度依赖出口转向国内需求的调整过程已经开始，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 封锁状态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即使完全放松了封锁措施，经济活动也不太可能回到充分运转水平，这是由于个人行为发生了变化，并且采取了保持物理距离和减少病毒传播的措施。我们的近期研究显示，封锁措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以工业生产衡量）每月收缩约12%，而防控措施的完全取消可能仅使经济活动增加7%左右。此外，许多亚洲经济体（特别是太平洋岛国）依赖旅游业、汇款和其他需要面对面接触的服务，它们的经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复苏。
• 不平等加剧。亚洲的不平等现象已在加剧，我们的近期研究分析了过去的大流行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并损害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人的就业前景。由于亚洲非正规工人的比例很高，这些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从而导致经济复苏过程更为漫长。
• 资产负债表薄弱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被削弱，这可能对投资者情绪造成不利影响，并放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

但并非近期所有的发展变化都是负面的。许多亚洲国家得以提供重要的货币和财政支持——通常是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担保和贷款。另外，石油价格下跌以及市场情绪和金融状况的改善对经济复苏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这些因素可能不会持久。例如，我们最近的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提醒，金融状况的急剧调整（纠正当前金融市场与经济其他部分之间的脱节）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亚洲前沿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特别是太平洋岛国）已经很高的借款成本。

支持经济复苏的政策

亚洲国家正在尝试重新开放经济，政策必须着眼于支持刚刚开始的复苏进程，而不会加剧脆弱性。它们必须明智地使用财政刺激，同时还应实施经济 改革。优先工作包括：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紧密协调。货币政策应确保信贷流向家庭和企业。面临更大财政约束的国家还可以更加灵活、主动、透明地运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以支持银行对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在资本大量外流、资产负债表错配、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实施临时的资本外流管理措施。

资源重新配置。为实现经济稳固复苏，需要退出当前阶段的支持措施，并过渡到实施新的政策，确保资源实现适当的重新配置，而不仅仅是最初侧重的防止现有企业破产，以此增强企业的偿付能力。例如，通过简化重组和破产框架使破产曲线变得平缓，确保银行具有充足的资本金，以及促进为有生存力的企业注入股本和向新企业提供风险资本。

解决不平等问题。应扩大利用医疗卫生和基本服务、金融和数字经济的渠道。应扩大社会安全网，将失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非正规工人。为了解决普遍存在的非正规性问题，还需要实施全面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改革，以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繁复的法律和监管障碍（特别是对于初创企业），并采取政策改革税收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自疫情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所有成员国提供了政策建议、资金援助和其他支持，包括旨在提高政府官员技能和能力建设工作的远程倡议。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亚太地区的7个国家提供了紧急支持，其他国家也对我们的紧急融资工具表示了兴趣。鉴于当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基本面稳健的国家可能还希望考虑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防性信贷额度，如灵活信贷额度和短期流动性额度，以防范外部流动性突然收紧。事实上，标普全球和惠誉评级公司都在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防性信贷额度这样的机制可以发挥缓冲经济的作用，从而为评级提供支撑。

作者介绍：李昌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李博士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与发展趋势问题的首席发言人，并负责经济与研究部的管理工作。李博士曾担任韩国二十国集团峰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在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任职之前，李博士是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他经常积极为韩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包括总统办公室、财政经济部、韩国央行、韩国证券集中托管公司和韩国发展研究所等。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经济学以及韩国经济，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李博士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位。

IMF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反弹至5.4%，较4月份的预测下降0.4个百分点。预计复苏速度是“缓慢”的，全球GDP水平仍比1月份爆发前的预测低约6.5个百分点，并表示经济低迷将在4 – 6月份触底，然后开始逐渐复苏。

IMF强调，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之间造成的不平衡是由财政政策和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共同产生的。这场危机需要庞大的财政政策支持，全球各央行采取了非常措施，确保市场平稳运行，保持了低利率，也提供流动性。这意味着，自IMF上次发布4月的展望以来，金融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因此IMF认为对这次金融状况反弹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非同寻常的政策支持；第二是面对世界经济走向的巨大不确定性，而市场对未来的看法更加积极。这两种原因的结合可以解释现在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的不平衡。

IMF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预测

IMF还预测中国GDP在2020年将增长1%，比之前下降了0.2%，私人消费复苏放缓或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投资支出和服务业成果方面的利好消息。而对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预测，IMF认为GDP增长率为8.2%。全球经济将以更好的方式缓慢复苏。就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而言，目前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将来几个月看到的复苏表现非常好。

对于美国来讲，IMF将其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 -8%，较4月份降低了2.1%。预计2021年的增长率将达到4.5%。中国是今年唯一有望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IMF经济顾问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将这种恶化归因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走势比预期的更糟，以及下半年人们采取为其更久久的隔离措施。

皮纳特指出，在发达经济体中，早在封锁之前人们就开始主动自我隔离，导致支出下降，这表明人们仍担心危机蔓延，可能会减缓经济复苏。他认为：“鉴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应该保持警惕，政策将需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调整。”

而全球经济将会以何种形式复苏？是V形、U形还是W形，这一直是近期分析师争论的重点之一。本月初汇丰银行全球首席策略师利特尔（Joseph Little）认为全球经济将出现“对勾型复苏”，其中中国和亚洲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形势最为有利。这种复苏方式意味着，一旦解除封锁，经济活动将大幅反弹，然后逐步回升至危机前的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月10日发布了分析日本经济形势的报告，在报告中警告称，受少子和老龄化的影响，40年后日本的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滑25%，敦促日本进行非正式劳动者技术训练等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

针对日本以2025年为目标实现财政健全化，报告对日本政府的预测提出质疑，认为“现实性的估算才有作用”，并建议日本提高消费税以及向富裕阶层征收资产税。

IMF每年都会对成员国的财政和金融形势进行一次分析并发布相关报告。据此次报告推算，由于2019年提高消费税，2020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0.7%，2021年仅为0.5%。而日本政府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度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4%，双方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此次报告分析认为，2020年和2021年日本的通胀率分别为1.1%和1.2%，无法达到日本央行提出的2%目标。

此次报告称，日本的长期性风险在于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最后得出结论指出，如果日本继续实行当前政策，40年后的GDP如果维持2012年~2017年同等增长率，将大幅下滑25%。

报告指出，日本要提高经济实力，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日本全面贯彻“同工同酬”，提高非正式劳动者的技能。

“全球石油需求将在2041年左右达到峰值约1.15亿桶/日，此后随着能源效率提高、石油替代品增加，石油需求将逐渐下降，从而开始抵消收入和人口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

海湾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石油高峰期到来的影响，因为它们依靠原油来为其预算提供资金并为子孙后代节省资金。IMF警告说，改革步伐缓慢意味着金融财富可能在15年内耗尽。IMF石油需求峰值预测基于55美元/桶的油价。报告中提及的净金融财富包括主权财富基金资产，国际储备和政府债务。IMF说：

“该地区目前的净金融财富总额估计为2万亿美元，随着该地区成为净借款国，预测到2034年这些财富将变为负数。非石油财富总额将在未来十年内耗尽。这一时间表将在加快提高能源效率和征收碳税的替代方案中提出。”

目前海湾国家正在尝试实施改革，使其经济多样化，以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一些国家已引入税收，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增加政府收入。他们还出售国有资产，并将资金重新投资于经济，同时从本地和国际债务市场借入更多资金，以帮助弥补其财政赤字。但IMF表示，这些改革可能来得太迟，也太少。

“如果石油需求的高峰开始出现，除非财政调整加速，否则这些国家的净财富在未来几年将进一步下降。财政状况较脆弱的国家比财政储蓄较大的国家（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进行持续改革的紧迫性更大。”

IMF建议采取三管齐下，以解决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国家在石油需求达到峰值时面临的财政困境，包括：增加非石油财政收入、缩减政府规模并重新评估其储蓄方法。

“GCC各国政府从碳氢化合物行业产生的财政收入（约占1美元碳氢化合物GDP的80美分）比非碳氢化合物行业产生的财政收入（约占1美元收入的10美分，而全球为14.5美分）要高得多。因此，即使用非石油活动完全取代碳氢化合物产业，仍然会造成严重的收入缺口。”

IMF认为各国政府可能还需要缩减规模，包括改革该地区的大型公务员制度，并降低按国际标准衡量的高额公共工资。这些做法除了能加强公共财政外，还将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并促进私营部门的发展。各国还可以重新评估其储蓄方式，将重点更多地放在财务储蓄上。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到2023年，美国债务与GDP的比率预计将扩大至116.9%，而意大利将缩小至116.6%；就财政负担而言，美国也将“领先”莫桑比克和布隆迪；日本债务与GDP的比率为全球最高，预计将连续第六年收窄，但到2023年仍居首位，达到229.6%。

IMF的报告再度引起人们对于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去年美国政府通过的减税政策涉及1.5兆亿美元，3月美国政府又批准了1.3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议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一年之后，美国债务规模增长一万多亿，美国全国债务规模首度超过21万亿美元大关。

此外，IMF还对全球债务问题发出警告。目前全球债务高达164兆亿美元，超过十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高位。

这价值164兆亿美元的债务主要来自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和中国。IMF的财政事务主管Gaspar指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计划减少债务的发达国家。他认为，美国的减税政策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而目前美国政府的赤字已占全国收入的5%，债务占GDP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他说，

“我们敦促决策者在经济活动已经加速的情况下，避免提供不必要的刺激经济的顺周期政策。”

IMF指出，全球债务现在是每年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的两倍多，占全球GDP总值的225%，现在比上一个债务高峰期——2009年的债务水平高出12%。 IMF呼吁，目前私人与公共版块均迫切需要减少负债，改善全球经济韧性，并为应对将来的危机提供更强大的抵抗能力。

来自：新浪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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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敦促决策者在处理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和数字货币问题时要灵活并开展实验与合作。它鼓励世界各国政府合作进行DLT的包容性监管，并建议银行和金融机构在其运营过程中采用DLT。最后，IMF鼓励创建“监管沙盒”，推动“创新且有活力的”DLT领域的发展。与此同时，虚拟货币行业的若干参与者也在思考IMF的这一建议对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行业的长远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

VIVA首席执行官Dawn Parker-Waites对此持积极态度，表示：“在VIVA，我们认为，在消除阻碍我们走向主流的障碍之前，数字货币无法实现其全部好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与传统的金融体系合作。虽然这种加密技术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用遵守法律。为了使我们的行业不断发展壮大，我们需要利用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技术提供的长远机会，同时确保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益的。最后，作为该领域负责任的行为者，我们要问问自己是希望在该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还是处于边缘地区。”

KICKICO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Anti Danilevski也乐观地认为，IMF所提议的监管实际上有利于为数字货币的成长铺平道路。他说：“随着数字货币的快速传播，其成为新的货币标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如果数字货币在没有任何所需监管的情况下被公众广泛使用，这一目标就很难得到实现。即使有了监管，加密交易的速度和透明度也将远远超出了我们所熟悉的法币的情况。因此我们将IMF的建议看作行业发展的一个积极标志——规则越多，大型机构采用数字货币的速度也就越快。”

总而言之，IMF的报告获得了行业参与者的积极反馈。通过正确的指导和政策，该报告可能会实现庄闲网络娱乐平台进入 技术及数字货币更为主流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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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近些年资金从新兴市场撤出的现象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下降密切相关，一些存在这种现象的国家最终可能会出现金融危机。

        IMF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疲软是资金外流的最主要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投资者风险偏好以及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利率差异。2013年当投资者面临美国即将收紧货币政策而出现的“削减恐慌”也是资金流出新兴市场的一个原因。

        IMF在刊登在该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上的研报中称，资金流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增长前景的差别缩小，资金净流入速度放缓是受到资金流入减少以及流出增多两方面共同影响。

        2010年以来减少超过1万亿美元

        IMF称，2010年以来，流入45个关键新兴市场的资金减少了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50%的降幅来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面临国际制裁和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困扰的俄罗斯。

        加总计算，最近四个季度资本流动方向出现的逆转相当于流出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2%的资金，而2010年时的流入资金占GDP的3.7%。在IMF研究的新兴经济体中有四分之三出现了经济放缓的现象。

        30年第三次严重挫败

        IMF称，这是30年来新兴市场出现的第三次严重挫败，出现这种情况时值新兴市场提供的额外增长率下降了0.75%之际。

        IMF也针对经济增长持续疲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放松对产品市场的管制、以及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

        但IMF分析也承认对“供应侧”改革持怀疑态度人士的看法，即放松管制可导致薪资水平短期下滑以及通货紧缩，因此有必要辅以财政刺激政策以在短期内扶持经济。

        IMF称，新的研究表明，针对劳动力市场及部份管制偏重的商业领域进行结构性调整，中期而言或有助于提高潜在产出，同时短期还有助于增强消费者信心。

        IMF建议给以下领域松绑：零售和专业服务领域、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电力及燃气分销、电信和邮政服务等网络型行业。

       但IMF表示，重要的是供给侧改革要配合财政刺激举措，以提振短期需求并缓和负面冲击。例如，削减失业救济和工人保护法应配合下调所得税，以帮助提高实得工资，吸引民众重回劳动力大军。

        报告表示，不管经济环境如何，放松产品市场监管可以立刻提振增长，因此需要强制执行这种举措。研究显示，到改革的第三年，经济增长可以提高1%。

IMF的警告显示，全球房价在原有高位上加速上扬，已成为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许多国家在稳定房价上收效不大。

IMF执行副总裁朱民表示，遏制房价繁荣的工具“仍在开发中”，但“这不应成为不作为的借口”。

朱民上周在德国央行(Bundesbank)发表演讲称，相对于收入和房租，房价“在多数国家仍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因为在时间上与欧洲央行(ECB)的一项宣布冲突，他的演讲内容在昨日发布。

朱民表示：“举例而言，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挪威和瑞典都是这种情况。”

全球经济衰退爆发后，央行官员们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推高了房价。IMF认为，在从香港到以色列的多个经济体，当前房价都对经济构成一个重大风险。

例如在加拿大，房价相对于收入高出长期均值水平33%，相对于房租高出长期均值水平87%。英国的对应数据是，房价相对于收入高出27%，相对于房租高出38%。

IMF的最新全球房价指数显示房价再度加速上扬，同比上涨3.1%。新兴市场房价涨速最高，菲律宾同比上涨逾10%，中国上涨9%，巴西上涨7%。

“在某些地方，房价正从‘大衰退’期间的大幅回调恢复过来，”朱民表示。“在另一些地区，房价维持了上涨态势，仅在‘大衰退’期间略有放缓。”

在欧洲外围国家，房价跌幅最大，希腊同比下跌7%，意大利同比下跌6.6%，西班牙同比下跌5%。

朱民表示，尽管目前用来抑制房价的工具是新的，但各国必须马上运用这些工具。他指出了多个可选工具，比如根据房价和收入对抵押贷款设限；对发放高风险贷款的银行提高资本金要求；以及抑制海外买家对投资型房产需求的印花税措施。

朱民表示，“在政策选择方面，我们必须放弃‘善意忽略’思路，转而‘同时运用上述所有措施’。”他补充道，政策制定者“综合运用多种工具”，有助于克服不同方法的缺陷。

IMF数据显示，虽然美国房价上涨很快，但当前价格并不太高，房价相对于收入低于长期均值水平13.4%，相对于房租高于长期均值水平2.6%。

全球房价最低的市场是日本，房价相对于收入低于长期均值水平41%，相对于房租低于长期均值水平38%。

德国和爱沙尼亚的房价似乎也很便宜，两国的房价相对于收入和房租都低于长期均值水平逾10%。

译者/邢嵬

研究显示，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例与GDP增长呈逆相关。65岁以上老人比例越大，GDP增长可能就越低。当该比例升至20%以上时，经济就有可能陷入零增长。 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到2030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迅速从13%提高至20%，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也将和日本一样陷入停滞呢？

下图将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和2013年真实GDP增长两个变量的关系做了回归，发现德国、瑞典、意大利、希腊等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增长近乎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以老龄化著称的日本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停滞时候，终于在安倍经济学的带动下开始有了起色。

美国目前65岁以上老人比例为13%，经济增长在2%左右。但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大批退休，美国的65岁以上老人比例将迅速攀升，至2030年将达到20%。这也就意味着，届时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向欧洲和日本那样陷入停滞。

Zerohedge调侃称，美联储可以印钱，但印不出更多的年轻人来改变这人口比例。到时候，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联储只能更加疯狂地印钱了。

via：华尔街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