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量规模来看，在向企稳回升的态势发展，行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在稳固有序地进行。全行业更加注重产品结构的优化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产量与市场需求基本保持在合理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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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会员营销应以存量为本。在消费互联网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流量思维也逐渐被线下所认同。但现实是，有了流量不见得就有了销量。即使能导来新的流量，也不见得能接住。更何况，导来的流量需要越来越高的成本。

其次，要把“以消费者为中心”落到实处。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数字化时代，对存量会员的运营需要有新的技术、方式和手段。不仅从会员营销层面，更要从零售本质要素上打造一套新道路和新动能，实现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实现零售行业的新旧动能的转换。

最后，研究存量会员的意义在会员营销之外。通过有效的会员或销去倒逼整个零售流通到生产制造的整条产业价值链，真正在未来能够实现C2M，用消费链来指导产业链，最终帮助零售商能够在未来打造更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本白皮书从梳理当前存量会员运营的痛点与挑战开始，帮助我们去理解在一个组织内部（甚至一个零售业态）创建一种统一的顾客语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进而在深度洞察存量会员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存量会员精准营销的闭环体系，从而提升存量会员的忠诚度和生命周期价值。白皮书的最后部分同时介绍了在新零售背景下开展存量会员运营的一些必要条件，帮助大家评估自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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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效益更加优化。2019年，农村电商进入规模化专业化发展阶段，跨境电商成为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975亿元，同比增长27%。截至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对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全覆盖，电商扶贫对接、“三品一标”认证深入实施，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的双向渠道进一步畅通，“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得到释放。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862.1亿元，同比增长38.3%。新增24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截至2019年年底，试验区总数达到59个，成熟的经验做法加快向全国复制推广，跨境电商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模式业态持续创新。2019年，电子商务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人工智能、大数据、小程序等技术广泛应用，直播电商、社交电商、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模式深化创新，顺应了时下多元化、个性化、重视体验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带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餐饮企业、零售门店主动拓展线上市场空间，传统实体经济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出新的探索和尝试。网络零售向智能制造领域延伸，电子商务平台与产业链中的各方建立数字化连接，对于提升供应链运营效率和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引领作用不断凸显。在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下，中国经济主动适应数字化变革，抢抓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机遇，电子商务发展成果丰硕，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从国内市场来看，2019年网络零售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45.6%，电子商务在促消费、稳外贸、助扶贫、扩就业，以及带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稳定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从国际市场看，中国已与五大洲的22个国家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丝路电商”成为贸易合作新渠道，带动了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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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报告通过采访160多家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EMEA）、美洲和亚太地区的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从全球角度阐述了如何最大程度地转化数字化经济所带来的商业机遇，以及运用颠覆性技术降低风险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就如何克服其中某些挑战提出了最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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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研究从网络媒体发展脉络与大势出发，立足网络媒体发展实际，结合行业特点与专家意见，构建评价网络媒体社会价值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分析方法，勾勒出一幅具有时代特征的网络媒体追求社会价值、体现社会担当的全景图，并对网络媒体在技术驱动中迭代发展的趋势作出展望。

报告兼顾中央媒体与商业媒体、媒体平台与平台型媒体，共选取24家网络媒体，建立28个评价指标对其进行社会价值评估，评选出网络媒体最具社会价值TOP10。评估结果整体上呈现出我国网络媒体发展生机勃勃，社会价值日益提升的良好局面。其中中央媒体成为网络媒体社会价值的引领者、领跑者，而商业媒体赋予网络媒体社会价值的新视角，成为在互联网时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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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依托艺恩媒体娱乐、数字娱乐、品牌营销及现场娱乐四大行业解决方案产出的《2019艺恩文娱数据白皮书》全面发布。从市场景气看，最近这两年以影视综为代表的媒体娱乐行业，下行中结构性承压趋势明显，影视行业粗放型增长不再。大浪淘沙后的影视公司面临着内容孵化制作、市场和用户的多重挑战。

在行业调节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9年的媒体娱乐呈现出三大变化：

一、行业调节进入深水区，市场结构性承压倒逼开源节流。

从市场总体表现看，年票房增幅为5.4%，虽然在近几年增幅中并不高，但仍优于北美市场的表现。但从具体数据的样本推算看，电影市场单片投资金额下滑了约20%；剧集市场2019年备案数量下滑了30%，行业投资金额根据推算下滑了27%；综艺市场看，上新数量也下滑了18%，这些数据都显示出了行业承压发展的态势。

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移动支付男性用户多于女性用户，占比与上年基本保持一致；移动支付用户以中青年群体为主，与其他年龄段用户占比差距缩小；本科及以下学历和月收入在3000-10000元用户仍是移动支付的主力用户；移动支付用户以城市为主，城乡比例与上年持平；区域占比基本稳定，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华南等经济发达区域和人口聚集地区。

绝大多数用户每周都使用移动支付，大部分用户每天使用；单笔支付金额多为1000元以下， 500元以上占比显著提升；用户使用借记卡和第三方支付账户支付的较多，贷记卡和信用支付产品使用占比提升。促销活动和商户支持对用户移动支付选择的影响日益重要；支持商户和营销活动少也是用户使用手机银行客户端支付时存在的主要问题。

条码支付是用户最常用的移动支付方式，闪付类产品使用比例较上年明显提升，指纹和人脸识别技术已为大部分用户所接受。移动支付广泛应用于日常消费各类场景，生活消费、公共出行和水电燃气缴费是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公交地铁和医院仍是最需要加强应用的场景。扫二维码和手机NFC是用户搭乘公共交通支付的首择方式，高速付费通行中用户更偏好选择ETC支付。

安全性和应用场景仍然是移动支付最需要改善的方面。用户对移动支付安全的重视程度持续增强，用户最担心的问题是安全隐患和商户不支持；最常遇到的安全问题仍是个人信息泄露、账户资金被盗用和扫描到伪假条码。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和畅通投诉渠道是用户最期望市场主体采取的保障移动支付安全和客户合法权益的措施；联系银行或支付机构冻结相关账户是用户遇到资金或信息安全问题时采取的主要措施。

　附《2019年移动支付用户问卷调查报告》：

为全面、深入了解移动支付业务应用现状，准确把握个人用户年龄、收入、学历等基本属性以及使用习惯变化，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移动支付和网络支付应用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作委员会”）在总结往年问卷调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成员单位重点针对用户基本属性、用户使用偏好、用户满意度等内容开展延续性调查工作。本次调查共收到153950份有效问卷，经处理分析后，调查结果如下。

一、移动支付用户特征分析

（一）男性用户多于女性用户，占比与上年保持一致

2019年，男性用户占全部移动支付用户的62.1%，女性用户占全部移动支付用户的比例为37.9%。与2018年相比，移动支付的男女用户占比基本保持一致。

（二）移动支付用户以中青年群体为主，与其他年龄段用户占比差距缩小

2019年，移动支付用户中31-40岁用户群体人数最多，占比为30.8%；其次是21-30岁以下用户，占比为27.4%；41-50岁及51岁以上用户占比分别为22.6%及11.3%，61岁以上和20岁以下的用户分别占比为5.5%和2.4%。与2018年相比，各年龄段移动支付用户分布差异缩小。这说明随着移动支付受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安全性的提高，各年龄段人群都能更好的体验移动支付带给生活的方便与快捷。

　　

2019年，移动支付用户中拥有专科及以下学历的用户占比排名第一，占比51.5%；学历为大学本科的用户占比排名第二，为42.1%；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及以上高学历用户分别占比为5.6%和0.7%。与2018年相比，专科及以下学历用户的占比有所上升，仍是移动支付的主要使用群体，硕士研究生用户有略微上涨。

（四）月收入在3000-10000元的移动支付用户较多

2019年，月收入在5000-10000元的移动支付用户最多，占比为35.3%；月收入在3000-5000元区间的移动用户排名第二，占比为33.3%；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和3000元以下的用户分别占比为16.3%和15.1%。与2018年相比，月收入在5000-10000元区间的移动支付用户比例略有上升，其他收入区间的用户比例与去年持平。

（五）移动支付用户以城市为主，城乡比例与上年持平

2019年，地级市的移动支付用户最多，占比为33.0%；省会城市排名第二，占比为28.0%；直辖市排名第三，占比为17.7%；县域地区排名第四，占比为14.4%；乡镇和农村地区占比分别为4.1%和2.8%。与2018年比较可以发现，因城市地区移动支付受理环境完善程度较好和当地居民收入较高等原因，城市地区移动支付用户比例进一步提升。

（六）用户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区域占比稳定

据调查，2019年华东华北地区所在的移动支付用户居多，分别占比27.4%和25.5%；其次为华南地区，占比18.0%，相比2018年下降2%；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占比为10.3%和7.0%；接下来是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占比均为5.7%；排名最后的为港澳台地区及其他地区，所在用户仍不足1%。说明国内移动支付用户仍多数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区域和人口聚集区。

二、移动支付用户使用行为分析

（一）绝大多数用户每周都使用移动支付，大多数用户每天使用

2019年，有69.6%的用户每天使用移动支付；每周使用3次以上移动支付的用户占比为19.7%；有6.8%的用户每周使用1-3次移动支付；半个月使用一次移动支付的用户占比为1.7%；一个月使用一次移动支付的用户占比为1.3%；半年及以上使用一次移动支付的用户不足1%。这说明移动支付已成为消费者日常使用的主要支付方式。

（二）用户单笔支付金额多为1000元以下， 500元以上占比显著提升

2019年，有15.1%的用户单笔支付金额在100元以下；33.3%的用户单笔支付金额在100-500元；35.3%的用户单笔支付金额在500-1000元；16.3%的用户单笔支付金额在1000元以上。与2018年比较可以发现，单笔支付金额100元以下的用户减少了28个百分点，500-1000元的用户占比提升了近22个百分点，说明用户对移动支付的信任提升，愿意使用移动支付作为更大金额的支付工具。

（三）用户选择借记卡和第三方支付账户支付的较多，贷记卡和信用支付产品使用占比提升

2019年，借记卡和第三方支付账户（如支付宝余额账户、微信零钱等）是移动支付用户较常使用的账户，分别占比73.9%和70.9%，与去年持平；使用信用支付产品（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和贷记卡的用户比例基本相同，分别为55.4%和55%；使用货币市场基金（如余额宝、微信零钱通等）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41.8%；使用Ⅱ类、Ⅲ类银行账户的用户比例为15.8%；另有4.5%的用户选择其他账户进行移动支付。与2018年相比，各类资金来源的占比均有所提升，其中使用贷记卡和信用支付产品（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作为资金来源的用户较去年分别提升近13个和6个百分点。说明因先消费后还款、折扣力度大特点，移动支付用户对贷记卡和信用支付产品的使用度进一步提升。

（四）操作简单和无需携带现金或银行卡是用户选择移动支付的主要原因，促销活动和商户支持影响日益重要

2019年，用户愿意使用移动支付的原因首要原因是操作简单、方便，占比为92.4%；选择无需带现金和银行卡的用户占比为80.3%，排名第二；其次是优惠促销活动多，占比为64.4%；商户支持该方式和安全性高基本相同，分别占比40.0%和33.2%。除此之外，有4.1%的用户选择移动支付的原因为其他。与2018年的调查结果比较可以发现，操作简单、无需携带现金或银行卡已成为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共识，较多的促销活动和更广泛的商户支持对用户选择移动支付的影响日益重要。

（五）安全隐患和商户不支持是移动支付用户最担心的问题

2019年，存在安全隐患和商户不支持是移动支付用户最担心的问题，分别占比为65.0%和61.9%；排名第三位的是手机网速慢，占比为55.2%；排名第四位的是支付环节操作复杂，占比为34.0%；付费失败和开通繁琐的占比分别为23.6%和20.2%；担心限额低的用户占比为19.3%；用户比较不担心的问题是上网流量费用高和其他，占比分别为15.7%和4.4%。这说明经过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市场主体的持续宣传引导和用户的自主学习，用户对移动支付安全的重视程度持续加强。经过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和通讯服务提供商等机构的不断建设和努力，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和受理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用户的移动支付需求进一步被激发，并养成移动支付使用习惯，对商户支持形成刚性需求。

（六）个人信息泄露、账户资金被盗用和扫描到伪假条码仍是用户最常遇到的安全问题

2019年，用户认为在支付过程中遇到的安全问题排名第一位是个人信息被泄露，占比为80.3%；排名第二位是账户资金被盗用，占比为67.2%；排名第三位是手机扫描到伪假条码，占比为66.4%；第四位是付款码发送给他人占比为40.8%，最后是其他占比为9.3%。与2018年相比，担心手机扫描到伪假条码的用户比例增长近4个百分点，担心其他问题的用户比例与去年持平。说明移动支付用户在关注账户资金安全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市场主体应将客户信息保护纳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客户信息保护制度、机制、流程，加强敏感信息的保护，构建覆盖客户信息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体系。

（七）支持商户和营销活动少是用户使用手机银行客户端支付时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9年，支持商户少和营销活动少是用户使用银行客户端进行支付时存在最多的问题，分别占比59.8%和54.6%；其次是操作麻烦、体验不好和宣传少、不了解银行支付产品，分别占比37.5%和30.7%；最后是功能少和不知道周围朋友都在用哪家银行的APP，分别是23.6%和18.8%。与2018年相比支持商户少和营销活动少的问题占比有所增长，银行需要加强受理环境建设，丰富客户端营销活动，增加用户粘性，满足用户对移动支付的刚性需求，提升移动支付用户对银行客户端的需求水平。

（八）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和畅通投诉渠道是用户最期望市场主体采取的保障移动支付安全和客户合法权益的措施

2019年，及时进行支付风险提示和畅通客户投诉渠道是用户最期望市场主体采取得保的移动支付安全和客户权益措施，分别占比为80.0%和62.8%；其次是对客户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增加交易验证环节（如支付过程中输入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等），分别占比为57.7%和57.2%；最后是采取交易限额管理和其他问题，占比分别为42.5%和6.2%。与2018年的调研情况比较可以发现，用户在移动支付安全和客户权益保护方面的需求有所提升，市场主体应进一步保障用户知情权，提高服务质量，完善电话、在线客服、邮箱等客户投诉渠道，不断加强对客户的安全教育，提升客户风险防范能力和水平。

（九）安全性和应用场景仍然是用户认为移动支付最需要改善的方面

2019年，用户认为未来移动支付最需要改善的方面中，安全性排名第一，占比为78.5%；排名第二位的是应用场景范围，占比为69.9%，以上两项均与2018年持平；便捷性排名第三，占比为56.3%；服务质量排名第四，占比为51.0%，较2018年有所上升；支付额度及其他问题分别占33.3%和5.6%。这说明用户希望能够安全、方便的随时随地使用移动支付，同时希望市场主体进一步提升移动支付服务质量。

三、移动支付用户属性与行为偏好分析

（一）移动支付与居民日常生活消费深度融合，购买生活品、缴纳公共事业费和公共出行支付的占比最高

2019年，98.1%的用户表示最常在生活类（购买生活所需品，如吃穿用等）场景使用移动支付；其次为公共出行类（乘坐地铁、共交等）和缴纳公共事业费（水费、煤气费、数字电视费等），占比均为78%；投资理财类（购买基金、保险等）占比为59.2%，票务类（购买电影票、演出票等）和商旅类（预定酒店、购买机票等）占比分别为53.4%和52.2%；最后，使用移动支付在娱乐类业务下载（购买会员服务、游戏下载等）场景支付的用户占比32.7%。上述数据说明移动支付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为消费者所接受，尤其是在生活所需品的购买、公共事业缴费和公共交通出行方面已成为主要支付方式。

（二）扫码支付是用户最常使用的移动支付方式，闪付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比例显著提升

2019年，移动支付用户表示最常使用的支付方式是使用客户端扫码或出示二维码完成支付，占比92.6%，与去年持平；在终端设备上使用闪付（例如：银行卡，Apple Pay、Huawei Pay、Mi Pay等手机闪付）完成支付排名第二，占比49.9%；在商户客户端跳转第三方客户端进行支付排名第三，占比29.6%；还有9.7%的用户经常使用其他支付方式（手机网页支付、回复短信支付、拨打热线支付等）进行支付。上述四种支付方式的使用比例较2018年均有所增长，其中在终端上使用闪付的用户比例增幅最大，较去年提升近23个百分点。说明移动支付的接受程度进一步提高，因受理环境进一步完善和补贴等原因，闪付的提高程度最为显著。

2019年，有90.1%的用户能够接受使用条码支付，有9.9%的用户选择了不接受，较2018年接受度略有上涨。说明经过市场主体的持续深耕市场和客户培育，条码支付的使用度和接受度进一步提升。

2019年，用户最常使用的移动支付产品是支付宝、微信和银联云闪付（含Apple Pay、Huawei Pay、Mi Pay等手机闪付产品），占比分别为90.7%、87.3%和79.7%；使用银联云闪付的比例显著提升，较去年提升近50个百分点；使用商业银行手机银行等客户端的占比为23.1%，与2018年基本持平；还有5.0%的用户使用其他移动支付产品。

（三）条码支付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场景，公交领域应用显著增长

2019年，用户最常使用条码支付的场景为超市，占比88.3%；其次是便利店或连锁店，占比为69.2%；餐饮店场景排名第三，占比为62.0%；公交、自动售卖机以及电影院场景使用的占比分别为48.4%、33.7%和28.1%；不使用条码支付的用户占比为6.3%。说明条码支付广泛应用于日常购物、餐饮和休闲等日常消费场景，其中公交出行场景的条码支付使用比例增长明显。

（四）扫二维码和手机NFC支付是用户搭乘公共交通时最常使用的移动支付方式

2019年，用户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时最常用的移动支付方式是扫二维码，占比为49.1%，较2018年增长9.6%；其次是刷手机（NFC）支付，占比为35.4%，与2018年持平；使用公交卡或银行卡的用户占比排名第三，占比为13.35%，较2018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说明随着公交行业受理环境的改善，移动支付正逐步取代公交卡等传统支付方式成为用户的新首选。

（五）ETC支付是用户在高速付费通行场景最愿意使用的移动支付方式

2019年，ETC支付是高速付费通行场景中移动支付用户最愿意使用的支付方式，占比为61.0%，较2018年增长9.1%；其次是车牌识别支付，占比为29.0%，较2018年下降2.9%；使用停车扫码支付和现金支付的用户占比分别为6.3%、3.7%，较2018年均有所下降。说明移动支付用户在通过高速收费站时，更倾向于使用减少排队时间、通行效率高、无需人工找零的无感支付模式。

（六）公交地铁和医院是用户认为市场主体最应加强移动支付应用的场景，用户对便利店、菜市场和水电煤气缴费场景的支付需求增强

2019年，用户认为应加强移动支付应用场景排名第一的仍是公交地铁，占比为63.8%，与2018年持平；排名第二的是医院，占比为60.3%，较去年下降4.6%；排名第三的场景是便利店，占比为58.4%，较2018年增长14.6%；排名第四的场景是菜市场，占比为57.8%，较2018年增长13.3%；排名第五的是水电煤气等缴费，占比为54.4%，较2018年增长9%；最后是停车场和高速公路占比分别为45.8%和45.3%，较2018年均有所下降。上述数据显示，随着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接受程度进一步提高，用户在公交地铁、医院、便利店、菜市场和水电煤缴费等场景对移动支付的需求进一步增强。

（七）用户遇到资金或信息安全问题时最常用的措施是联系银行或支付机构冻结相关账户、获取其支持和投诉举报

2019年，移动支付用户在使用移动支付的过程中发现或发生资金损失、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时，最常采取的措施是联系银行或支付机构冻结与支付相关的账号，占比79.6%；咨询银行或支付机构寻求处理方法和向有关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投诉、举报排名第二和第三，分别占比61.0%和60.7%；不了解处理措施及办法的用户占比18.9%；

　

四、移动支付用户对生物识别技术认知程度及关注点

（一）指纹和人脸识别是用户最了解的生物识别技术

2019年，指纹识别是用户了解最多的生物识别技术，占比为91.4%；对人脸识别技术的了解程度排名第二，占比为88.8%；对虹膜和声波识别技术的了解程度排名第三位和第四位，分别占比为21.7%和21.0%；对静脉识别技术了解程度最低，占比为5.0%；除此之外，有3.4%的用户表示对各项生物识别技术均不了解。与2018年相比，了解人脸识别技术的移动支付用户增长了近十个百分点，与指纹识别技术的了解程度持平，这得益于该项技术在支付交易、用户身份验证方面的广泛探索试用，虹膜、声波和静脉识别技术有待进一步应该用推广。

（二）大部分用户愿意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来进行移动支付身份识别和交易验证

2019年，有84.4%的用户能够接受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来进行移动支付身份识别和交易验证，有15.6%的用户选择了不接受，与2018年持平。这说明生物识别技术作为移动支付身份识别和交易验证的手段已经过多年使用，在移动支付用户中的接受程度趋于稳定。

（三）用户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时担心的首要问题是个人隐私泄露和存在安全隐患

与2018年调查结果一致，用户在使用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移动支付身份识别和交易验证时，首要担心的问题仍是个人隐私泄露和存在安全隐患，占比分别为76.9%和71.3%；除此之外，支付失败、支付环节操作复杂等问题的占比均有所下降，占比分别为26.5%和29.5%；但认为商户不支持、开通繁琐的用户比例略有上升，占比分别为38.6和23.1%。与2018年相比，生物识别技术在应用于移动支付可能造成的个人隐私泄露和安全隐患仍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相关方应加强对客户敏感信息的保护，防范信息外泄或被非法使用。

哈啰出行发布2019年度数据盘点。盘点显示，哈啰累计全国注册用户已超过3亿，哈啰单车和哈啰助力车分别入驻全国360、260多个城市，顺风车业务也在全国300多个城市上线。

报告显示，从用户年龄分布结构看，60后和70后占比突破20% ，相比2018年有大幅度的提升；00后用户占比也接近10%，用户分布逐渐从80、90为代表的的“互联网人群”走向全年龄段。

此外，哈啰顺风车2019年累计为司机分摊超48亿多元的油费成本，并为乘客省下了96亿多元出行费用。通过提供绿色共享的多元出行服务，哈啰出行可累计减少超过280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植1.72亿棵梭梭树。

白皮书显示，品牌在与消费者互动方面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多、由于互联网降低了进入壁垒，消费者能够在很多市场获得更多选择。加上越来越多的可替换选择、日益透明的价格以及随时随地购买的机会，新晋的数字賦能型行业参与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向现有公司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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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大量优秀企业的调研，2019年12月18日，在阿里巴巴第二届ONE商业大会上，阿里研究院联合四大权威机构，重磅发布《重构增长力量：2019企业数智化转型发展报告》。

作为数智化转型领域的重要成果，报告致力于面对和回应如下重大议题：

1. 竞争态势分析：数智化的新势力，如何全面冲击旧格局？数智化转型缓慢，又将必然面临哪些重大风险？
2. 数智化的企业：作为新商业的新主体，数智化企业的核心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作为数智化转型引擎的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究竟是什么，又给企业创造了哪些价值？
3. 先行者的启示：面对复杂的技术和商业环境，先行者看到了什么？又做对了什么？
4. 转型的路线图：数智化转型的原则和议题有哪些？可能的转型方案是什么？
5. 从未来看现在：面向未来，企业管理者应具备怎样的思维框架，设定哪些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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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游市场规模保持稳步增长，市场结构继续走向优化，入境旅游服务品质得到游客认可。

（一）入境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小幅上升

进入 21 世纪，中国入境旅游虽然增速放缓，但整体依然保持稳步增长趋势。

2015 年以来，入境旅游由此前连续三年的负增长转向正增长，并在此后的四年里连续保持小幅增长。2018 年，中国接待入境游客 1.4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与此同时，入境过夜市场和外国人入境市场规模同样保持稳步扩大，2018 年，中国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6290 万人次，外国人入境游客 3054 万人次，分别增长 3.6%和 4.7%，明显高于入境旅游总人次的增速。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初步预测，2019 年入境旅游将继续保持增长。

图 1-1 2000-2018/2019 年中国入境旅游、入境过夜游客及外国人入境游客人次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注：*为预测数据

近年来，入境旅游收入同样保持稳步增长。自 2014 年中国根据国际旅游统计规则重新调整入境旅游收入统计口径以来，入境旅游收入增长趋势较明显。到 2018 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达 12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初步预测，2019 年入境旅游收入同样将继续保持增长，有望突破 1300 亿美元。

图 1-22014-2019 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注：*为预测数据

（二）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稳定与优化

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稳定主要体现为洲际客源市场和客源国市场保持基本稳定，其优化则主要表现为入境过夜市场占比及外国人入境市场占比的提升。

即使不考虑中国港澳台地区，亚洲地区也持续是中国最主要的客源市场。亚洲市场占外国人入境市场的比重稳定在 60%左右，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市场，近几年来，它们的占比分别稳定在 20%和 10%上下。整体来看，亚洲、欧洲和北美三个地区贡献了 90%的外国人入境客源市场，持续是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构成。

中国港澳台地区，尤其是港澳地区持续是中国入境旅游的基础市场。虽然港澳台市场占比在缓慢下降，但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上。2018 年，港澳台市场的占比达 78%，即使在入境过夜旅游市场，其占比也超过 60%。

图 1-3 2018 年来华前 15 位客源国/地区的旅游人次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亚洲周边国家是中国最主要的入境客源市场。不考虑港澳台地区，中国前十大客源市场中，除了美国和俄罗斯外，其余均为亚洲国家。过去三年的数据也显示，虽然位居前十的部分客源国位次有所变动，但这十个客源国家整体保持不变。

表 1-1 2016-2018 年中国主要客源国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注：以上排名所使用的入境人次数包括边境人次数。

无论从入境过夜市场占比还是外国客源市场占比来看，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结构不断优化。2018 年中国入境过夜市场的占比为 44.5%，相比 2000 年提高 7 个百分点。过去近 20 年里，外国客源市场占比同样保持稳步上升，从 2000 年的12.2%增加到 2018 年的 21.6%，提升了 9 个百分点。

图 1-4 2000 年-2018 年中国入境过夜游客和外国人游客占比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三）入境游客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入境游客认为来华旅游较物有所值。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对入境游客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入境游客对“旅游价格是否合理” 以及“旅游质量是否与价格相符”的评分接近 8 分，表明入境游客普遍认为来华旅游价格较为合理，性价比较高。

入境游客具有较高的总体满意度。同样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如图 1-9），入境游客对在华旅游的满意度较高，其中入境游客对总体满意度和与其需求相比的满意度评价较高，均超过 8 分，入境游客需求得到较好地满足。

入境游客具有较高的忠诚度。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入境游客未来重游的可能性及推荐给亲朋好友的可能性均较高，评分接近 8 分。另外，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谷歌联合开展的外国游客行为与态度调查结果，过去两年来过中国的外国游客中，42%表示未来一年将再次来华旅游，外国游客的重访率较高。

二、入境旅游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中央和地方政府持续在签证、购物退税、证件便利化应用等方面发力，为入境旅游发展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文旅融合发展将为入境旅游产品开发、目的地营销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等工作注入新动力。城市作为入境旅游市场的关键支撑，正在积极参并创新海外营销推广的活动内容和方式。

（一）中国发展入境旅游的决心从未动摇

国家到地方陆续出台提振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近年来，国务院针对旅游发展的相关文件均对促进入境旅游发展有明确的指示。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制定客源市场开发规划和工作计划，切实做好入境旅游营销”。2019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入境旅游环境。统一入境旅游宣介平台，提供多语种服务，完善入境游客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等内容。国家层面对入境旅游发展的促进政策更加系统，更关注微观层面入境游客需求的满足，不仅涉及目的地营销，也包括入境游客在华旅游便利度的提升。在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及地方政府在签证放宽、购物退税政策实施、出入境证件便利化应用、入境旅游服务商奖励等政策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出台相应政策。

（二）文旅融合正在凝聚入境旅游市场的新动力

2018 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正式组建完成，随后省市县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机构改革任务也已基本完成。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总思路，秉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理念，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新道路。文旅融合发展在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正为入境旅游发展凝聚新动力。文旅融合发展将直接丰富旅游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和产品的品质，增加其文化特色和异域风情，更好地满足来华入境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在海外旅游目的地营销方面可以整合海外文化和旅游机构的力量，丰富并创新海外旅游目的地营销推广活动内容，提升营销绩效。最后，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可吸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综合人才进入入境旅游市场，为入境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才储备。

（三）城市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推广的新主体

城市不仅是入境旅游工作的基层实践主体，也是海外营销推广的主要运营者。对入境游客而言，城市是入境游客的主要停留空间，城市的生活、休闲、文化等空间及服务为满足入境游客的异地生活需求提供根本保障，旅游服务品质及入境游客满意度提升的任务也自然更多地落在城市旅游目的地的肩膀上，城市旅游目的地成为推动中国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提振入境旅游的基层实践主体。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地理面积辽阔，地域差异较大，各地特色各异，在境外进行旅游目的地宣传推广时，虽然需要从国家宏观层面上进行整体营销，但也需要从更加微观的城市旅游目的地层面开展精细化营销，以便集中阐述当地的文化和旅游特色，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有的放矢地开展营销推广活动。

城市开始主动地承担起海外旅游目的地营销推广的工作任务。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重庆等城市主动走出去，积极向世界各地推介自身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不断创新海外旅游推广活动内容，探索新的推广方式，形成了一系列可借鉴的好做法。北京在 2019 年北京国际旅游节开展了“相约北京 144 小时，我们来了”（The 144 Hours in Beijing）境外达人直播北京主题传播活动。请 3 名海外旅游达人来京游览特色线路，体验 144 小时入境免签政策、离境退税政策和当地公共服务。上海市在海外开展“上海客厅”城市推广活动，通过场景式的推广手段，为现场潜在入境游客提供沉浸式感知、体验上海的机会，提升城市吸引力。部分城市也开始意识到在开展目的地营销过程中，也要不断夯实营销工作的第一步——市场研究。例如，2018 年，原杭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与 Expedia Media Solutions 亿客行集团共同合作，在欧洲市场（包含英国、法国、德国及荷兰）开展名为“杭州完美假日”计划事件营销线上活动，对杭州的景点和体验项目进行评选。

三、入境旅游市场主体不断演化

在入境游客需求更加散客化及个性化趋势下，从事入境旅游业务的典型市场主体——旅行服务商更加多元，不断创新商业模式，以满足不同客源市场、不同细分市场的游客需求。不仅有继续致力于观光团、MICE 团的旅行社，也有侧重于细分市场及满足游客精细化体验的旅行服务商。

（一）众多中小旅行服务商成为主力

初步估计，超过 90%的旅行社接待业务是由众多中小旅行社组织完成的，中小旅行社成为入境旅行服务商的主力。这符合全球旅行服务商的发展现实，立足于客源地的旅行服务商（出境旅行社）往往规模更大，而立足于目的地的旅行服务商（入境旅行社）规模更小。一方面，入境旅行社，尤其是地接社因为面临业务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产品构成不稳定，经营风险更大，为保证内部的技术效率和外部的身份识别度，企业规模往往更小；另一方面，在入境市场更加成熟的当前，相比大型旅行服务商，中小旅行服务商可以快速创新产品内容，调整服务模式，满足入境游客日益多变的、个性化的体验需求。北京国华假日旅行社和环球运通国旅便是中小入境旅行服务商的典型代表，其员工数量在 20-40 人之间，每年接待入境游客 1 万多人次。

缩短获客渠道的中小地接社成赢家。在满足入境游客更加个性化，更注重当地体验需求的同时，地接社由于拥有关键的业务接待能力和团队，不少地接社早在 90 年代末就开始探索避开组团社，从 B2B 转向 B2C，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建立联系，以为其提供独特体验为服务宗旨。这种商业模式又不同于 OTA，它们以优质的接待资源和团队为前提，通过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及第三方销售渠道（OTA、各类 UGC 平台等）来直接获客，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打造自己的旅行服务品牌。这一品牌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口碑沉淀，且需要以优质服务和游客满意为基础，无法短时间一蹴而就，典型如上文提到的 China Highlights 和 Travel China Guide，它们早在九十年代末就建立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自身没有优质的接待资源和团队，直接建立入境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则往往很难成功，如中国入境旅游电商平台 Jetbay 仅成立一年就下线了。

提供定制和私家团的中小旅行服务商甚至个人广受入境游客欢迎。专注于提供定制或者私家团的服务商同样多为中小地接社，但往往也拥有自己的电商平台和（或）境外社交媒体账号，它们在 Tripadvisor 上广受好评，典型如北京的 Catherine Lu Tours，上海的 Culture Shock Tours，西安的 Lily’s Private Tours 等。还有不少仅提供导游服务的个人也加入这一队伍，形成个人 IP，如 Beijing Private

Tours by Jessie，西安的 Bryanbai Private Tour 等。这也间接反映出在入境旅游领域，导游自由执业得到较好践行。与国内游客相比，入境游客对当地向导的依赖度更强，优秀的入境导游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实现自身价值。可以说，入境旅游是推广导游自由执业的示范领域。

（二）入境旅行服务商不断创新商业模式

入境旅游经过 40 年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初期经历了像当前出境旅游的那种高速增长期后，目前已进入平稳增长期。近年来，伴随入境游客在华旅行经验更加丰富，入境散客化趋势更加持续强化。2010 年以来，旅行社接待入境游客占入境旅游市场及其占入境过夜旅游市场的比重持续下降，分别降至不足 15% 和 35%。尤其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入境旅游市场的规模已在恢复增长，但团队游客占比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入境游客在注重自由的同时，也更愿意深入体验中国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这持续刺激着市场主体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入境散客，一方面出现专门为其提供来华旅行信息的平台；另一方面，出现专门针对在华外国散客提供碎片化、主题性旅行服务的供应商。

2015 年成立的 HiChina Travel 就是第一类平台的典型代表。它是一家面向外国游客的中国入境旅行讯息平台，有英语和韩语两种语言版本，通过入境游客用户的 UGC＋专业编辑 PGC，为入境游客提供中国 200 余目的地旅游指南、攻略、问答等资讯以及旅行规划方案。虽然面临全球最大的在线评论社区网站 TripAdvisor 的直接竞争，HiChina Travel 的优势在于其站在当地人的视角，分享更加本土化和中国化的信息，例如其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很多反映中国人生活的视频和信息，其中不乏各种好玩的段子，吸引了超过 280 万的粉丝关注，基于平台流量，平台还提供包价旅游产品。

深圳沃亚旅行的 Come to China 是第二类创新市场主体的典型代表，它将服务对象聚焦于已在华旅行的入境（商务）散客，为其提供定制化、碎片化的旅行服务，这种服务多包含半天或者一天的行程安排，不同于传统观光线路，以中国书法、绘画、武术、美食等为传统文化体验为核心内容。在文化体验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当前，尤其受欧美游客的欢迎，有海外游客甚至提前三个月就预定了到当地居民家就餐的服务。也有不少旅行服务商在探索主题游，典型如北京的 Lost Plate，上海的 UnTour Food Tours，它们专注于美食小团，带入境游客体验当地美食。此外，桂林海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 China Highlights 和西安马可波罗国际旅行社的 Travel China Guide 等较资深的入境旅行服务商也在其平台提供一日游或者半日游产品，以更好地满足入境散客在当地旅行的需求。

四、基于市场研究开展海外目的地营销

在全球入境旅游市场保持较高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面临更加激励的客源市场竞争，在资源和精力有限的约束下，应理性、科学地选择重点客源市场，并基于游客需求确定目的地营销及管理的基本工作方向和内容。

（一）重点客源市场选择：问题与潜力客源市场

外国客源市场是选择中国入境旅游重点客源市场的主要范围。外国客源市场更具增长潜力，其近 5 年的年均增速为 3.7%，高于同期入境旅游市场整体（+2.4%）的年均增速，是入境旅游市场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来自外国客源市场的游客到访及其消费是缓冲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的根本途径。虽然外国客源市场占比较低，2018 年，这一比重只有 21.6%，但其对入境旅游收入的贡献接近 60%，达 57.5%，且这一贡献连续三年来保持上升趋势，比 2016 年高出近 2 个百分点。促进外国人入境旅游也是提升中国旅游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从国际可比较的统计口径来看，扣除无需签证或签注的港澳台入境游客后的外国人入境旅游才能与其它国家的入境旅游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比较，外国客源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反映了中国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地位和吸引国际游客的能力。

在将中国入境旅游重点客源市场选择范围缩小至外国客源市场后，还要进一步综合全球入境旅游主要客源国、中国入境旅游主要客源国及其历年来华旅游动态以及某客源国来华旅游占其总出境市场比重等指标来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近期三到五年里中国入境旅游需要重点关注的客源市场。

中国距离全球主要客源市场较远，日韩区位优势明显。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是最大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德国、美国、英国、波兰、俄罗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国、韩国和日本等国依次排在其后，是全球最主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它们与中国的主要客源市场重合率不高。其中，只有美国、俄罗斯、韩国和日本四个国家位列中国前十大客源市场，且除韩国和日本外，这些客源市场大都为距离中国较远的欧美国家。

中国的外国客源市场符合帕累托法则（二八定律），即少数客源市场贡献了绝大部分客源量。根据历年统计数据，不考虑港澳台地区，中国前 20 大客源市场对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市场整体的贡献超过 80%，近几年维持在 85%左右。前 10 大客源市场占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市场整体的比重超过 65%，近几年稳定在 66%左右。由此，应从这些主要客源市场中选择中国入境旅游的重点客源市场。

在考虑全球主要入境客源市场和中国主要入境客源市场的基础上，中国入境旅游重点客源市场的选择需要进一步基于主要客源市场来华旅游的历史数据以及他们来华旅游占其出境市场的比重数据，筛选出“问题客源市场”和“潜力客源市场”，前者为近期来华旅游增长有限，来华旅游人数低于历史峰值的客源市场，典型代表为日本和俄罗斯；后者为来华游客规模占其出境市场比重相对偏低但其出境旅游，来华旅游增长潜力较高的客源市场，典型代表为印度和德国。

典型问题客源市场：日本和俄罗斯

主要客源市场来华的历年数据显示，日本和俄罗斯与其它主要客源国的整体增长趋势不同，这两个国家的来华旅游在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短暂复苏，随后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到 2015 年期间出现明显的下滑，虽然在 2016 年以来开始恢复缓慢增长，但始终没能超过历史峰值。2018 年，日本来华旅游 269 万人次，远低于 2007 年的近 400 万人次；2018 年，俄罗斯来华旅游 241 万人次，低于 2008 年的 310 多万人次。典型潜力客源市场：

印度和德国

将印度作为中国入境旅游重点客源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1）过去 20 年里印度来华旅游相较于其它主要客源市场表现抢眼，增长速度最快；（2）印度出境旅游市场增长迅猛，印度近几年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印度较大的人口基数，未来其出境旅游增长潜力非常可观；（3）相对于其它亚洲国家，印度来华旅游人数占其出境市场的比重较低，具有较高的提升空间。

将德国作为中国入境旅游重点客源市场的原因主要在于：（1）德国是全球第二大国际旅游客源市场，德国出境旅游市场非常成熟，市场规模稳定；（2）近几年，德国来华旅游人数增长缓慢，略带有“问题客源市场”性质；（3）德国来华旅游人次数占其出境旅游市场总规模的比重相对较低。

总之，在密切关注中国前 20 位主要客源市场的同时，在近期要选择重中之重，针对“问题客源市场”和“潜力客源市场”进行深入的前期市场研究，向潜在入境游客提供并宣传推广符合其需求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二）紧跟游客需求开展海外目的地营销

基于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入境游客消费行为调查（ 以下简称“消费行为调查”）以及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谷歌联合开展的入境游客行为与态度调查（ 以下简称“行为态度调查”）的结果，初步分析中国在海外开展旅游目的地营销工作的方向，如目标客群、重点营销内容、营销渠道选择等。

入境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表明，受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较高的中青年群体是海外目的地营销的目标客群。

自由、品质与体验是海外旅游产品营销的关键词。外国游客在追求自由便利的同时，也更在意追求旅游品质。从外国游客在华停留的时间和游览景点个数来看，外国游客更偏爱可以较深度体验目的地生活的慢旅游。

在海外旅游信息传播媒介与内容方面，应注重线上渠道和口碑营销，普及基础实用信息。消费行为调查结果表明，线上渠道是主导，线下口碑很重要。游客搜索内容显示，不仅需要传递吸引游客到访的信息，也需要方便游客到访的基础实用信息。行为态度调查结果也显示，目的地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信息还不能满足外国游客的需求。

提升旅游便利度和舒适感是目的地公共服务改善的主方向。消费行为调查结构显示，在外国游客对城市建设的评价中，其对便利程度的评价相对较低，交通、移动通信、签证等方面便利度有待提升。行为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基础设施依然是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障碍之一，他们对公共厕所卫生、住宿场所及景点/活动等设施提出更高要求。

五、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根据 UNWTO 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 年，中国入境旅游接待规模位居全球第四，排在法国、西班牙和美国之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9 年度旅游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榜单中排名第 13 位，比上一次 2017 年的排名提升 2 位，这是中国在全球旅游业竞争力评价中的最高排名。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各项政策的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的发展前景良好，其增长趋势有望得到进一步稳固。随着过夜游客占比和外国游客占比的提升，中国入境旅游的市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入境旅游从来没有离开国家旅游发展战略体系的中心，国家发展入境旅游的决心也从未动摇。入境旅游自2015年以来进入恢复增长期，但同时也面临着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改革与创新挑战。面临此大变局，需要有更大的定力和更坚决的行动提振入境旅游发展。

（一）将入境旅游振兴与国家战略更紧密地结合

依托国家战略提振入境旅游。在高层外交、重大主场外交、文化旅游年以及欢乐春节等重要活动中增加入境旅游的曝光率，将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关内容写进“一带一路”、亚洲旅游发展计划中，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双向往来。将入境旅游与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厕所革命、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在国内持续推进这些战略的同时，将促进入境旅游的内容纳入，兼顾入境旅游市场需求，让更多的入境游客可以进入并体验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空间。

通过入境旅游的发展促进国家战略的落实，提升国家软实力，助力国内和入境旅游市场协同发展。要促进更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亚洲国家民众到中国进行实地游览，他们在体验中国传统及当代文化的同时，也将切身感受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增进对中国的认知，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的落实提供广泛的国际民众支持。在海外旅游目的地推介中，要通过无国界的自然风光、人类遗产、艺术等载体表达中国对入境游客的友好，正确引导入境游客对中国的认知，有利于树立和强化正面的国家形象。在国内实施全域旅游、厕所革命、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战略过程中，要注重入境旅游市场需求的满足，尤其是入境游客在语言、文化习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特殊需求，为国内旅游发展的相关战略打上国际化色彩的同时，伴随国内旅游服务品质的提升，自然而然地提升入境旅游服务品质，实现国内和入境旅游市场的协同发展。

（二）进一步释放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新动力

在入境旅游产品开发、海外目的地营销以及人才培养等领域继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在入境旅游产品开发上，注重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创新。以文化为创意源泉和开发动力，提高丝绸之路旅游带、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黄河华夏文明旅游带、长城生态文化旅游带、京杭运河文化旅游带、长征红色记忆旅游带、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带、青藏铁路旅游带、藏羌彝文化旅游带、茶马古道生态文化旅游带等国家精品旅游带对入境游客的吸引力。在海外目的地营销推广方面，继续提升使馆文化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参与度，在宣传推广内容上，宣传传统文化的同时，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用当地受众听得懂的语言传递有温情、可触及的当代人民的美好生活故事。

对于入境旅游市场，文旅融合的根本同样在于不同领域专业人才的融合发展。鼓励有条件的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鼓励部分旅游专业学生选择历史类专业作为第二专业；推出试点，允许企业直接聘用既懂自身研究领域专业知识又会外语，也了解入境游客与中国文化差异的非遗传承人、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在校研究生、教师、专家学者，对入境游客进行科普性的讲解，在提高入境游客人文体验的同时，也能保障文化传递的准确性。在制度上，探讨给予这些专业讲解人员导游资格的甄选办法；定期免费对全国的在岗在职入境导游及非遗传承人进行专题文化、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入境一线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素养。

（三）从系统角度全面优化入境旅游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便利化进程。引入和吸引权威智库参与讨论和研究，探讨有计划、系统性地推动包含签证、免退税和航权等便利化政策的可能性。尽可能地提升相关政策的精准性和实效性。积极引入大数据、云计算、AI、虚拟现实等科技推进旅游便利化进程，在入境便利化方向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的相关国家或地区适当倾斜，在签证签注便利、航权开放、证照互认、车辆救援、旅游保险等多方面加大合作力度。突出全环境和全过程便利，在语言、网络连接、服务和交通衔接上投入更多资源。近期考虑推动更便捷的多元交通方式联通，在跨境铁路、公路网络的联通上探索新的合作和管理机制，提升境内不同目的地间的客源输送、集散组织能力与服务质量。

（四）创新体制机制，实现目的地营销工作的闭环管理

探索专业机构介入入境旅游营销的途径以及入境旅游推广促销工作市场化的可能性。以市场化、专业性为导向，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开创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新局面。探索建立专业性的“美丽中国”推广中心，将行政、市场和专业工作分开。除了目的地品牌建设工作外，还应承担相应的信息发布及培训职责。信息发布主要涉及目的地营销门户网站及相关网站（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信息更新和维护，游客服务中心宣传册内容设计及更新，国际会展和奖励活动信息的发布等；培训工作不仅包括针对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也包括基于特定客源市场对行业相关从业人员的市场需求培训。

规范目的地海外营销推广的工作流程，重视前期市场研究，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定制相宜的营销推广方案，通过专业机构落地后，对营销效果进行第三方评估，最后反馈到市场研究部门，形成闭环管理。其中，针对具体客源国开展的市场研究是目的地营销推广的第一步。应聘用专业人员或者联合专业机构开展市场调查及访谈，由此制定营销推广初步方案，锁定目标客源、推广内容及渠道。在市场研究过程中，可充分利用旅游大数据进行游客行为挖掘，为旅游目的地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不断创新海外营销推广工作内容。在各客源市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营销推广的内容，确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营销计划和方案，通过专业机构进行落地。在这一过程中，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首先针对目标客源市场需求，结合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逐步构建起高度概括目的地特征、阐释目的地旅游内涵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体系。在该目的地形象体系下，不断创新营销活动内容，除了开展推介会、参加交易会等传统目的地营销推广活动外，尤其需要重视营销活动设计的创意和创新。纵观全球各旅游目的地都在目的地营销上争相创新，典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局的“招聘大堡礁看护员”活动、日本熊本县的网红吉祥物熊本熊、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艺术节等等。这些因地制宜、形式各样、创意十足的营销活动值得我们学习。与此同时，继续在传统的营销活动方面发力，搭建平台，密切同本国及客源国旅行社之间的联系，针对境外媒体、旅行社、自媒体等相关人员适时开展各种形式的Fam Tour，促进境内外人员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在营销渠道上，力争将基于传统媒体的粗放型、静态化的单向营销，转变为基于新媒体的集约型、动态化的互动营销，采用可裂变传播的新媒体渠道，与主要意见领袖（KOL）合作开展线上旅游目的地营销推广活动。

引入营销效果的第三方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实时反馈。依托目的地影响力调研等方式，对各类旅游目的地营销活动的效果进行跟踪性的综合评价，以提高营销的精准性，并将营销效果实时反馈到市场研究部门，保障其实时跟踪市场动态，不断调整目的地营销推广方案。在系统推进驻外办事机构的专业化转型的基础上，建立以绩效导向、关键指标为基准的考核机制。

（五）重视城市在国家入境旅游体系中的支撑作用

城市是入境游客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入境游客停留和中转的基地，是提振入境旅游的基层践行者，也是海外营销推广的主要运营者，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在提振入境旅游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国家层面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也应为城市的海外宣传推广和国际交流合作搭建平台，鼓励城市积极落实国家层面的国际旅游交流合作规划及设想。在“一带一路”、亚洲旅游发展计划等国家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积极将城市纳入，促进相关战略务实落地。

实行部市共建，构建新时期的海外旅游目的地宣传推广平台。目前，中国在全球共有39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20家驻外旅游办事处。其中，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基本实行部省共建，而驻外旅游办事处虽然从地方借调工作人员，但在战略制度上并没有实现国家与地方共建。为进一步发挥城市在入境旅游宣传推广中的积极作用，可试点驻外旅游办事处实行部市共建的做法，允许某一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其目标客源国与文化和旅游部共建驻外旅游办事处，城市在客源国进行旅游宣传推广期间，可定期开展城市周、城市季等活动。与此同时，也可以就部分入境旅游大市在海外设立旅游代表处进行探索试点。目前，已有城市在海外设立城市旅游推广站。

（六）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通过市场监管、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政策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为入境旅游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针对特定客源市场，向相关企业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分享各客源国市场研究的成果，指导其调整相关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从源头上打击低价团，优化入境旅游接待环境。北美及澳新，尤其是东南亚等客源市场上依然存在较多的“零负团费”问题，这一问题不仅致使市场价格信号失灵，长远来看，还将拉低目的地品牌形象。监管部门应与客源地的旅游协会密切合作，一同取缔低价团提供者。地方旅游管理部门应杜绝一味地追求入境游客的量，甚至邀来团员众多的低价旅游团，以牺牲旅游品质为代价，断送入境旅游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

坚持开放基调，吸引境内外专业人才和机构从事入境旅游，提升服务品质。继续用好自贸区与边境旅游实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等政策，扩大旅游业对外开放，调动境内外企业和个人经营入境旅游业务的积极性。允许港澳台和外国专业人员在中国考取导游证，获得“司兼导”资格，充实中国入境旅游人才，提高入境旅游服务品质。试点企业直接聘用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做法，允许企业聘用既懂自身研究领域专业知识又会外语，也了解入境游客与自身文化差异的非遗传承人、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在校研究生、教师、专家学者从事旅游讲解工作，带领入境游客开展深度体验活动。

加快探讨针对入境旅游市场主体的服务出口退免税政策。当前，我国对市场主体主要采取奖励的政策，各省市推出了详细的奖励办法，这些奖励政策虽好，但难免存在程序不透明，申报手续繁琐，甚至评选不公平的现象，且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如果将奖励换成服务出口退税、免税政策，对符合既定标准的企业直接实行退税政策甚至免税政策，则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旅游产品更加标准、有形性更强的住宿企业开始试点。

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在2018年1月 -2019年10月纬房指数监测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挖掘分析方法，结合项目组对中国住房市场的长期跟踪研究，完成了《中国房地产大数据报告（2019）》。本报告同时也是2019年各期《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的年度总结报告。

一、2019住房市场运行动态

1．核心城市房价由较快回升到止涨趋稳，二手住房成交量冲高回落

反映全国24个核心城市房价综合变动的纬房核心指数显示，2019年，核心城市房价经历了由回升到趋稳的转变。2019年2-4月，核心城市房价出现被称为“小阳春”的较快反弹；2019年5-7月，“小阳春”逐步消退，核心城市房价涨速下降。2019年8-10月，市场进一步趋稳，核心城市房价稳中略降。2019年10月，核心城市房价同比微涨0.3%，环比微涨0.028%。纬房核心指数显示，近一年核心城市住房增值率，要远低于同期物价上涨率和存贷款利率。

核心城市房价的季节波动率要大于年度波动率。纬房核心指数还显示，2018年10月，尽管与上年同月相比核心城市房价只上涨了0.3%，但与2019年1月的102.53点相比，核心城市房价累计上涨了3.42%。与2018年1月100点相比，核心城市房价累计上涨了5.73%。

纬房核心指数综合了全国24个核心城市住房价格的变化，可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晴雨表。24个核心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重庆、苏州、杭州、武汉、成都、南京、宁波、青岛、郑州、无锡、长沙、厦门、济南、西安、沈阳、大连、福州、南通、东莞，基本覆盖了中国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群体。其中包含一线城市4个，准一线城市4个，二线城市16个。纬房核心指数以2018年1月为房价基期，以各城市2017年商品住房销售额为指数权重进行综合计算。

从二手房成交量指数看，在核心城市房价止涨趋稳的同时，二手住房成交量也冲高回落。2019年10月，10大重点城市二手住房成交量指数为135.61点，比9月下降了19.89%，但仍比2018年同期成交量指数高出45%。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二手房成交量的持续下降，表明短期房价上涨动能减退。

十大城市二手住房成交量指数（2017年1月成交量=100）

制图：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

注：十大城市的样本为北京、上海、成都、大连、武汉、苏州、深圳、南京、杭州、重庆。

2． 一线城市房价反弹力度较弱，除深圳外其它城市均处于下降阶段

从一线城市近一年的房价走势看，广州、北京、上海房价相对低迷，2019年1季度房价反弹力度较弱，后弹过后随之先后开始下跌。只有深圳2019年下半年仍继续维持上半年的涨势。一线城市纬房指数监测显示，近一年来广州房价同比下跌3.37%，北京同比下跌3.99%，上海同比微涨0.81%，深圳同比上涨5.58%。

从2019年10月环比变化看，一线城市房价平均环比下跌0.025%。其中北京环比下跌1.33%，在一线城市中跌速相对较快，跌幅比上月也略有扩大；上海环比下跌0.70%；广州环比微涨0.12%；深圳房价环比上涨1.81%，涨速比上月扩大0.91%。

3．准一线城市中天津重庆房价相对低迷，苏州上涨较快但涨势得到抑制

从准一线城市近一年的房价走势看，天津、重庆房价相对低迷。准一线城市纬房指数监测显示，近一年天津累计下跌3.78%，重庆累计下跌2.55%。杭州房价基本稳定，近一年杭州房价累计微涨0.66%。苏州房价上涨较快，近一年累计上涨20.71%。

从2019年10月环比变化看，准一线城市房价平均环比下跌0.117%，跌速比上月减缓0.473个百分点。其中天津环比下降1.43%，跌速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房价下跌速度仍较快；杭州环比下降0.11%，比上月减缓0.39个百分点；重庆环比上涨0.87%；热点城市苏州环比上涨0.2%，前期涨势得到抑制。

4． 过半二线城市稳中趋涨，部分城市继续下跌

从近一年二线城市房价走势看，过半二线城市稳中趋涨。上海周边的宁波、南通、无锡，以及东北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同比均有上涨，昆明、厦门房价也有回升。二线城市纬房指数监测显示，二线城市房价平均同比上涨1.647%。其中，近一年宁波同比上涨10.41%，沈阳同比上涨9.79%，南通同比上涨9.18%，昆明同比上涨8.20%，厦门同比上涨8.15%。成都、南昌分别同比略涨2.35%和2.32%，年度涨幅相对较小。青岛、济南、长沙、武汉房价相对低迷，其中青岛同比下跌11.67%，济南同比下跌8.89%，长沙同比下跌6.62%，武汉同比下跌3.9%。

从2019年10月环比变化看，二线城市房价平均环比下跌0.008%，涨速比上月收窄0.144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中，短期房价上涨、停滞和下跌的城市均有存在。上海周边的宁波、南通、无锡，以及东北沈阳、大连等仍有上涨；青岛、厦门、郑州等延续下跌，但厦门的年度涨幅仍然为正；西安、长沙、成都、武汉、南昌等短期市场走势暂处于停滞状态。

5．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个数增多，部分城市房价涨速仍相对较快

2019年以来，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个数逐渐增多。但受周期异步性、货币化棚改余热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少部分三四线城市如临沂、南阳、唐山、洛阳等在总体市场下滑的背景下仍然相对较快上涨。三四线城市纬房指数监测显示，近一年临沂、南阳、唐山、洛阳分别同比上涨32.87%、20.26%、20.06%和12.66%。由于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的上涨可能依赖于地方隐性债务的增加，其中隐含着未来下跌的风险。

从2019年10月环比变化看，三四线城市短期房价总体微跌。三四线城市房价平均环比下跌0.055%，跌幅比上月收窄0.103个百分点。

6．分城市群看，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景气度相对较低，长三角城市群景气度相对较高

从2019年各大城市群的市场表现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景气度相对较高，房价上涨城市比例更大，部分城市如苏州、宁波、南通等房价涨速也相对较快；珠三角城市群的景气度相对较低，房价下跌比例更大，除深圳、东莞等外，广州、佛山、肇庆、中山、惠州、阳江、清远等均有下跌，其中肇庆跌速相对较快。

环渤海区域房价同比地图显示，京津冀一带，唐山房价同比上涨较快，大连、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城市同比略涨，而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张家口、保定、衡水等城市房价同比下跌；山东临沂房价同比上涨较快，而青岛房价同比下跌约10%，淄博、潍坊、日照等城市房价停滞或略跌。

2019年10月主要城市房价同比分布图

2019年10月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房价同比分布图

2019年10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房价同比分布图

2019年10月环渤海城市群房价同比分布图

2019年10月中部城市群房价同比分布图

7．核心城市住房租金下跌，租房市场景气度下降

反映全国22个核心城市住房租金总体变化的纬房租金核心指数显示，2019年10月，核心城市住房租金指数为102.74，环比下跌1.16%，同比下跌1.10%。核心城市住房租金继9月下跌速度有所加快后，10月租金下跌速度继续加快。一方面，9-10月属于租房市场淡季，住房租金下跌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属性；另一方面，2019年5-7月住房租金并未出现如2018年同期的显著上涨，但8-10月的下跌态势类似，因而2019年的租房市场景气度要低于上年。

纬房租金核心指数综合了全国22个核心城市住房租金的变化，可作为分析中国住房市场变化的重要参照系。22个核心城市分别为北京、成都、大连、东莞、广州、杭州、济南、南京、青岛、厦门、上海、深圳、沈阳、苏州、天津、武汉、长沙、重庆、福州、南通、宁波、无锡，基本覆盖了中国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群体。其中包含一线城市4个，准一线城市4个，二线城市14个。纬房核心租金指数以2018年1月为租金基期，以各城市2016年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指数权重进行综合计算。

二、市场形势分析

1．房地产融资政策仍然从紧，但房贷利率趋于回落

房地产融资仍然受到严格管控。2018年底至2019年初，随着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的实施，资本市场的资金紧张状况显著缓解，部分城市首套房贷的实际利率由上浮10%-15%降至基准利率水平。在信贷相对宽松的背景下，2019年春季住房市场出现“小阳春”现象，部分城市房价较快反弹。但在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防范宏观风险仍是政策底线，“大水漫灌”的情形并没有出现。房地产相关信贷也仍然受到严格的管控，房地产融资政策环境仍然从紧。这消除了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使得“小阳春”自行消退。

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开启，房贷利率中长期有回落的趋势。2019年8月25日，央行发布《关于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公告》，要求商业银行自2019年10月8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其中首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60个基点。由于房贷利率历来以基准利率为锚，而基准利率又自2014年11月22日再未做出调整。央行此次发布个人房贷利率新规，相当于重启了房贷利率的调整机制。在全球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条件下，货币环境总体仍将适度宽松，这意味着市场利率将处于在合理区间的下限。考虑到信贷利率有走低的趋势，在房贷利率形成新规下，既使存在房贷利率加成机制，房贷利率中长期也将趋于下降。但在短期内，房贷利率不会有显著变化。

2．土地市场格局或将发生重大变化，但短期不会对房地产市场构成直接冲击

土地政策出现重大变革，城乡土地市场并轨改革启动，符合条件的集体土地可合法直接入市。在较长时间内，集体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土地市场的城乡二元分割特征显著。2019年8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首次开辟了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合法途径。其中，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通过出让等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

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改变了多年来只有国有土地才能入市的单一土地供应渠道，土地市场供应格局或将发生重大变化。短期内，由于可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较为有限，城乡土地市场并轨的尝试尚不会对房地产市场构成直接冲击。中长期看，虽然集体建设用地仍然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和商品房建设，但通过建设租赁性住房等渠道，集体土地入市也能对房地产市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3．抑制住房投资投机方向未变，但调控政策面临边际性宽松

“房住不炒”、抑制住房投资投机的调控政策方向得到坚持。在复杂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中央和相关主管部门领导多次强调和重申要坚持“房住不炒”，充分表明了中央控制房价上涨的决心。2019年4-5月，包括佛山、苏州、大连、南宁等10个热点城市因房价涨幅较大被住建部预警提示，表明了政府对房价上涨的现实态度。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总体保持延续性与稳定性。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松动，也意味着房价短期难以出现大涨。

另一方面，限购、限价政策面临边际性调整的需要。自2010年北京首次推出住房限购政策以来，住房限购政策实施的最长时间已经接近10年。作为一项被动成为长期制度的短期行政手段，虽然住房限购政策对于抑制住房投资投机、稳定房地产市场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效率。作为短期应急手段，一些城市的限价政策中长期效果也不明确，但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却较为显著。随着土地改革等重大制度改革的推进和全国房价稳中趋降，部分城市住房限购、限价政策有一定的边际性调整需要。

4．经济增速下滑对房价的影响逐步显现，房价上涨预期有所减退

经济增速下滑使得房价上涨预期进一步减退，更多潜在购房者的房价预期转向悲观。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前景趋于复杂化，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加。受世界经济大环境及国内结构调整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也不断下滑。由于长期房价变化与预期收入的变化紧密关联，这将导致市场观望情绪增强，抑制房地产投资投机。

2018年底至2019年初，部分城市根据市场变化对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了微调，一些城市取消或弱化了限价、限售等辅助性调控手段，房地产信贷也有一定松动迹向。部分购房者认为房地产调控可能进一步松动，从而对房价预期也由悲观向谨慎乐观转变。2019年1季度，全国房价总体回升，个别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较快上涨。2019年4月以来，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随着政府“稳房价”决心的进一步明确，以及货币宽松政策短期见顶，房价回升的态势受到抑制，房价上涨预期逐步减退。2019年4月以来二手房成交量和房价整体涨速的下降，也表明市场预期的转变。

三、2020重点城市市场预测

预计2020年重点城市住房市场总体先抑后稳，房价有望实现软着陆。少部分城市仍存在较快上涨或下跌的可能。

短期重点城市房价趋降主要原因有：

经济增速下滑，城市化动力减弱。经济增长是城市进从而房地产业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导致城市化动力减弱，并使得部分居民对房地产市场预期也发生转变。受外部贸易摩擦和内部结构调整的影响，2019年3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6%。随着经济增长不断趋缓，城市的人口吸引力相对降低，对住房市场的短期信心也将受到影响。短期的主流房价预期将由谨慎乐观向有限悲观转变。

始于2015年底的本轮房地产景气周期趋于尾声。以房地产去库存、货币化棚改政策为触发点的本轮房地产景气周期，房价上涨持续时间长，总体涨幅巨大，一二三四线城市轮动特征明显。但2017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开始由涨转降；2018年以来，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也出现较大下调；201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加入到房价下降的行列。三四线城市房价逐步由升转降，表明始于2015年底的本轮房地产景气周期趋于尾声。在没有新的激发因素出现之前，市场信心难以有效恢复，房价总体趋降。

另一方面，房价存在先抑后稳的条件。尽管经济增速下滑，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然存在，房价即使下降也仍存在一定支撑。住房调控政策基本见底，调控政策及融资条件均存在边际性改善的可能。这些因素可能共同促成房价的软着陆。

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区域差距大、发展极不平衡，在总体先抑后稳的背景下，不排除局部较快上涨或下跌的可能性。

分城市看：

一线房价总体先抑后稳，个别可能上涨。一线城市作为全球性城市，房价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比较敏感，全球经济动荡加剧将对一线城市房价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作为科技创新中心，一线城市房价也将受到科技创新企业估值大幅缩水的影响；近期，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下跌有所加快且成交量下降，短期市场难以有回升的基础；在再城市化背景下，一线城市作为高端人才流入地和高端产业聚集区，房价回调存在一定支撑点，个别城市房价仍可能上涨。

二线城市涨跌并存，但大起大落可能性不大。受一线城市房价下跌的传导及短期观望氛围增强的影响，二线城市房价或将以小跌为主。但部分城市发展前景较好、房价基数低、中长期房价累计涨幅相对小的城市房价仍可能上涨。

三四线城市总体下跌。从城市化总体格局看，三四线城市收入水平及人口吸引力偏低，住房投资投机需求和二手房市场相对不活跃，房价持续上涨动力不足。在政策刺激效力减退及房价“相对洼地”消失的背景下，三四线城市住房市场可能将先后进入下行阶段。部分行情启动较慢的三四线城市，借助于货币化棚改余热，房价也仍可能上涨。

四、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房价预警预报

纬房大数据预警预报系统为国内首个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房地产预警预报系统。在最新纬房指数监测指数的基础上，基于房价空间传导机制及区域房价相互作用机理建立预报模型。在人工智能等算法模型给出初步风险判断结果之后，通过专家会商评估，给出最终预报信号。需要注意的是，纬房预警预报系统仅为市场短期走势预测，并不一定代表现实已经发生的涨跌。纬房预警预报信号为数学概率信号而非确定性结果，具有一定的差错概率。结果仅供分析市场参考，不直接构成决策及买卖建议。

根据监测模型及专家评价，提出以下参考性预警预报：

浅红色（一般上涨）预警：深圳、东莞、珠海、惠州、苏州、南通、无锡、宁波

正红色（较快上涨）预警：无

深红色（大涨）预警：无

浅绿色（一般下跌）预警：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张家口、沧州、青岛、济南、烟台、威海。

正绿色（较快下跌）预警：无

深绿色（大跌）预警：无

2019年11月纬房大数据预警预报

五、存在问题

1．高速增长趋于结束，局部市场下行风险增大

经过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当前住房总量供应较为充分，住房市场从总体看并无较大的实际增值空间。虽然有些城市房价已停止上涨，但由于住房供给规模的持续增加，不排除局部房地产市场风险继续累积的可能性。随着供给的不断增长和需求增速下降，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存在一定的波动风险。

2．房价趋降考验政策定力

在“房住不炒”和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主体责任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住房投资投机需求减退。在当前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只要“房住不炒”的方略能够坚持，不仅房价难以出现大幅上涨，部分城市还将进入买方市场。这虽然有利于降低宏观风险及平抑房价，但也会使一些开发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对土地财政依赖较大的部分城市，财政压力也难免增大。这些都将考验城市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定力。

3．市场下行时，房地产企业延期交房、烂尾及各类市场纠纷的发生概率增大

房地产市场本质上是具有较强波动性的市场。我国房地产企业大多采取高负债经营模式，本身蕴含着较大的经营风险。在过去十多年，由于房价涨多跌少，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被乐观的市场表现所掩盖。一旦市场增长停滞或持续下行，负债率过高或对市场预判过于乐观的房地产企业，将面临资金链紧崩甚至断裂的风险。房地产企业延期交房及烂尾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在期房预售制度下，这也将极大损害购房者的权益。特别是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行业监管力量薄弱，市场下行压力加大，相对更容易出现无法按期交房现象。此外，由于买卖双方对期房权益的理解不一，一旦房价下行，各类市场纠纷案例就会迅速增长。

4．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对市场产生多方面影响

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成为常态，这对土地市场降温起了有效作用，也对稳定短期房价起了一定作用。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因素：为避免土地市场过热，政策层面对开发企业的融资采取了一定的规范性管控措施，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升高；受限购及市场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商品房销售增速下降，房地产企业资金回笼出现不畅。

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对供给也将产生一定影响。短期内，房企供给能力下降；中长期，开发融资模式将逐步转型，市场供给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为了降低资金压力，部分房地产企业倾向于采取缩短开发及销售时间的快周转模式，短期内部分商品房产品的品质有所下降。

六、对策与建议

1．坚持“房住不炒”，保持调控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历史经验证明，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出台刺激购房政策必然导致房价的异常上涨，增加市场风险。为保持市场平稳，应保持调控政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继续抑制住房投资投机，使购房投资杠杆保持在可控范围。限购、限贷等核心的住房投资需求管控政策，仍应保持相对稳定。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优化应坚守“房住不炒”的底线，坚持避免出台刺激购房政策。

坚持“房住不炒”虽然有利于降低宏观风险和提升居民住房水平，但与土地财政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内在矛盾，需要保持充分政策定力。随着“房住不炒”的推进，部分城市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为避免市场出现政策性波动，这一方面需要保持政策定力，继续抑制住房投资投机，保持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稳定；另一方面需要加大财政结构转型力度，降低对房地产相关收入的依赖度。

2．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保持房地产信贷规模稳定

从宏观看，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密不可分。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货币“蓄水池”的功效，货币供应扩张紧缩是房价大起大落的必要条件。稳定房地产市场，首先需要从宏观上维持货币供应量的相对稳定，避免大水漫灌或过度紧缩。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可以为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和居民家庭住房条件的持续改善创造条件。

从微观上看，按揭贷款是达成房地产交易的重要前提，差别化信贷政策是控制住房投资投机最为直接有效的政策手段。在坚持差别化信贷的前提下，加强对各类融资手段的用途管控，避免借其它用途融资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从供给侧看，继续维持对开发环节融资的适度合理管控，可以从源头抑制土地相关炒作。为避免信贷资金“脱实入虚”或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相关金融管理部门对房地产开发环节采取了一定的融资管控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土地市场过热、平抑了短期房价。为稳定土地市场预期，从源头抑制土地和房地产的相关炒作，应保持对开发环节融资的适度合理管控措施的稳定性。

3． 落实完善因城施策方略，明确地方政府稳定市场主体责任

房地产市场属于地域性很强的市场，将城市政府作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第一责任人契合经济规律。此外，因城施策也可以大大降低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明确各城市政府稳定房价的主体责任与上级政府的监督指导责任。对于局部房价的异常上涨，实现及时预警和“露头就打”。房价短期波动较大的区域，还可进一步明确稳定房价的短期数量目标。严格防止个别城市以“因城施策”之名出台刺激购房政策。

将稳定租房市场纳入各地政府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目标，大力规范租房市场秩序，保护租房者合法权益，防范中介及各类机构试图操控、垄断市场行为，避免租金的异常波动。

从各地市场实际出发，增强需求管控政策的弹性与灵活性。在坚持“房住不炒”、维持市场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可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已有的限购、限价等需求管控政策作边际性调整，以适应市场形势的新变化。避免误伤合理购房需求，适度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增强政策针对性，减少“一刀切”式管控。

4．完善住房市场监测指标与方法，实现对市场风险的及时预警

在政策层面，上级政府对住房市场监测评价指标的单一化，容易诱发下级政府简单调控或虚假调控。有必要对现有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加以改进，以促进市场的持续稳定。可以考虑增加住房市场监测指标、完善监测方法，加强二手房监测、成交量监测、舆情监测、大规模摇号等市场异常监测，引入大数据监测、人工智能监测等新方法。

及时发现和预判市场动向，实现事前预调，减少事后调控。与股市等资本市场相比，房地产交易属于低频、大额交易。房地产市场的规律性、可预判性相对较强。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在房地产监测领域的应用，加大对地价、房价、房地产舆情及交易量等的监测力度，实现对市场风险的实时预警。

5．稳妥推进住房市场长效机制建设，促进长短期政策目标的均衡协调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住房供求结构性矛盾。房地产需求与城市公共服务息息相关。公共服务的不均衡，不仅表现为不同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异，更表现为同一区域内部公共服务水平的较大落差。公共服务在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衡，是导致住房结构性短缺的重要原因。这需要优化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划分，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平衡住房需求的空间分布，促进存量住房资源的有效利用。

大力发展租房市场，实现租购并举。发展租房市场是建立完善住房市场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租房市场被政策所忽视，租房者权益未得到很好的保护。进一步落实租购房同权，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相关法律法规，增加租赁住房土地供应，完善租房市场监测体系，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深化土地市场改革。以用途管制为基础，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为建立多主体供应的住房供应体系垫定基础。

促进地方财政结构转型，降低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分类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转变地方政府高负债发展模式，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保护购房者权益出发，因地制宜稳妥推进住房预售制改革。随着住房市场由快速上涨转入总体趋稳，房地产企业短期资金压力将迅速增大，期房烂尾或延期交付风险可能较快增加。在期房预售制度下，这些风险都将转嫁给购房者。特别是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购房者权益更难以得到保护。为有效保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有必要因地制宜稳妥推进期房预售制度改革。

建立房地产政策的综合协调机制。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涉及金融、土地、住房、财税、教育、交通、发展规划等多个部门，房地产市场的变动同时又会与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发生联动。这需要加强宏观政策的综合协调，实际统一目标齐抓共管，避免重要宏观政策的出台与稳定房价目标相背离。

纬房指数（原大数据房价指数BHPI的升级版本）为首个基于住房大数据和重复交易法的新型房价指数。通过新技术的应用，纬房指数有效规避了阴阳合同价、非理性报价、网签时间滞后、加总失真等技术难题，从而更为贴近居民家庭对房价涨跌的真实感受。纬房指数为公益性月度房价指数，目前包含纬房核心指数和纬房租金核心指数2个全国性综合指数，142个主要城市房价指数、约30个重点城市的住房租金指数及数十个重点城市的区县房价指数，每月中下旬完成上月指数。纬房指数现有定基、环比、同比3个维度，同时提供大数据房价中位数作为参考。纬房指数主要监测存量住房价格变动，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变动暂不计入纬房指数。作为基于大数据的开放式房价指数，纬房指数的监测深度与广度将不断递进。纬房指数为大数据挖掘研究前沿成果，数据仅作为市场研究参考，住房市场评价以政府统计部门数据为准。

报告撰写人：

邹琳华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竞争力模拟实验室副主任，《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主编

王业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土地经济与不动产研究室主任，《房地产蓝皮书》主编

吕风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主编

数据整理：

叶冰阳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 研究助理

数据支持：

住房大数据联合实验室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周哲

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全国人口为6.02亿、大幅超出政府预期，同时人口暴增的滞后效应逐渐体现，节制生育政策逐渐被提出。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重申“提倡节制生育”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1958年大跃进运动使得“人多力量大”观点一度成为主流，马寅初建议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批判。随着大跃进失败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于1959-1961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节制生育政策再次被提出。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6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批示》。但随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

1971年7月，国务院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城市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在当年制定“四五”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1978年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多数领域从政府计划转向市场调节，生育权却进一步从家庭上收到政府集中管理。1978年3月，“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被写入宪法。1978年10月，中央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有关人员的《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称如果生育趋势不变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40亿，引起震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从此，旨在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全面启动和实施。1982年9月，计划生育国策被写入中共十二大报告，并在同年12月落实到宪法，即“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年，湖南省常德市率先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后在全国推行。

由于阻力很大，1984年4月中共中央适当给部分农村地区“开小口、堵大口”，全国19个省农村逐渐调整为“一孩半政策”，即头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一个孩子。2001年底通过、2002年9月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并陆续推开，河南2011年实行、全国最晚。根据社科院蔡昉（2018）统计，2010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全国35.9%的总人口，一孩半政策覆盖52.9%，二孩政策覆盖9.6%口，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1.6%。

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2013年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因效果不好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修订为“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2018年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建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第一次没有“计划生育”名称。

1.2 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

1）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因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未能如期出现。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但官方数据存在对低龄人口的漏登导致低估总和生育率。我们基于教育部门的小学生入学数据和漏报率修正了近年总和生育率。第一轮婴儿潮出现在1950-1958年，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安定、经济恢复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峰值接近2300万（1954年），出生率基本在30‰以上，总和生育率平均5.3。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均大幅下滑。第二轮婴儿潮出现在1962-1975年，出生人口年均2628万，峰值超过3000万（1963年）。这其中既有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补偿性生育因素，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冲击有关。不过，在1970年代“晚稀少”政策下，1970-1977年出生人口从1970年降至1789万，出生率从33‰降至19‰，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8，1980年更是低至2.3。第三轮婴儿潮出现在1981-1991年，出生人口年均2260万，峰值2550万（1987年），出生率大致在20‰-23‰之间，总和生育率平均2.3。之后出生人口逐渐降至2003年的约1600万，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4左右、修正后约1.6。第四轮婴儿潮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计划生育而消失，2010年官方总和生育率降至1.18，修正后仅1.5。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降至1523万，即减少约12%。“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从分孩次生育情况看，2014年以来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这主要在于75后较强的二孩生育意愿集中释放，但一孩生育率走低和育龄妇女规模逐年下滑，预示出生人口后将大幅下滑。2013-2017年二孩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二孩出生人口占比从31.1%上升至51.3%。但一孩总和生育率总体下滑，出生人口占比从64.3%大幅下滑至42.0%。一孩总和生育率的明显下滑意味着不少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而没有一孩就不会有二孩。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比2017年减少200万、约12%，总和生育率降至1.52。

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其中20-35岁生育高峰期妇女将减少41%，后续出生人口恐将大幅下滑，预计2030年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在修正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低龄人口漏登后，我们估计了1982-2030年育龄妇女情况。1982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到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2018年降至3.5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3.0亿。其中，20-35岁的主力育龄妇女从1982年约1.2亿增至1997年1.9亿的峰值，到2018年降至近1.6亿，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1.1亿；25-30岁生育高峰期妇女2018年约7000万，预计到2030年将降至约4100万，降幅约41%。在此背景下，预计2030年出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

2）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前所未有，当前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3 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

1）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年、2013年见顶，而日本、美国、英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在1991、2009、2013年见顶，当时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2018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降至约9.9亿，中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按照当前趋势，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从边际上看，中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未来储蓄率和投资率将逐渐下降，消费率将逐渐上升，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

2）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负担日益加重，2018-2050年中国老人比重将从12%快速升至30%。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197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19.3岁快速升至37.0岁，预计2050年将达50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0、46.6、53.2、37.5岁。从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1970-199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占比达11.9%，预计中国将用约22年、即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0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达30.0%，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1.7亿，预计2050将达3.9亿，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13.8个月，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65。2017年有6省养老金入不敷出，15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0个月以下，7个省的养老金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3）人口峰值临近，远期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015-210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19%降至7%。联合国对中国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无变动方案和固定生育率方案对未来总和生育率假设均为1.60，比较接近现实，分别将于2023、2026年达到14.2亿、14.3亿人的峰值。根据我们预测，按照当前1.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的发展趋势，中国人口将在2024年前后见顶，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人口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4年减少仅8%，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1%，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3%，即降至约8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5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如果进一步展望至22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仅约2亿，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继续下降。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4）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严重失衡，“剩男”问题日益突出。90后、00后男女性别失衡非常严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度超过120。1982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2008年后开始持续下降，2017年已降至111.9。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80后、70后未婚人群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37、308。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规模已超20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4000万。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仅略超1000万人，2000年超过1600万，2015年超过2000万。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剩男”问题比城市和建制镇更严重，2015年农村30岁以上男性未婚率为5.7%，超过城市的4.3%和建制镇的3.6%。从受教育程度看，未上过学的男性未婚率高达15%；其次是因为学习深造推迟进入婚姻市场的研究生学历男性，未婚率高达9%。随着1990年以来高性别比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婚嫁年龄，预计未来“剩男”问题还将更为突出，到2040年可能达约4000万。“个人困扰”的婚姻挤压问题可能演变为“公共问题”的人口安全问题，包括妇女买卖、性骚扰、性犯罪等。

5）失独家庭已达百万。独生子女死亡可能会让整个家庭面临崩溃，抚养、赡养、经济、教育等家庭功能和社会化功能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有关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已累计超过100万个，且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此外还有数量较大的“残独家庭。

2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2.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很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不是因为意愿生育意愿数的减少，而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

2.2 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持续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40%-60%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大约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2013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达1347万对，之后持续下滑至2017年的1063万对，粗结婚率从9.9‰降至7.7‰。离婚登记对数从1995年之前的不到100万对攀升至2017年的437万对，粗离婚率攀升至3.2‰。1990-201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5.9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3.9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男25岁）。根据民政部统计，2005-2016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24.2%，25-29岁、30-34岁、35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34.3%、9.9%、8.8%增至38.2%、12.8%、24.8%。

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8.0岁。1990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20-27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6.6%、74.9%。而到2015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22-29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23-30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59.1%。并且，1990-2015年30岁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2%增至近19.2%，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32.3%。从2015年小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3、29.6、32.0岁，生育孩次数占比分别为72.0%、73.5%、69.5%。

此外，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增多，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性别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丁克家庭在深圳市户籍家庭中占比约为10%左右，且呈趋势上升；根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2018年7月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2010年中国有60万户丁克家庭，并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2）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在婚姻市场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最有可能被剩下。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万，2000年超过154万，2015年攀升至590万；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0.6%攀升至7.0%。从城乡分布看，2015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2.4%，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0%、农村的0.9%。从受教育程度看，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3）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能力。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29岁，男性为25-35岁。有研究发现，35岁女性生育能力大致为25岁时的50%，到40岁时再降至35岁的50%。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基于11.3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精液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2.3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机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1)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2元。2004-2017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1.9万亿元，增长13.7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7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7%增至44%，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增至80%。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2）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当前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是学前教育费用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公立幼儿园数占比86.5%，在园人数占比94.6%。从2001年开始幼儿园被大量推向社会办学，加上基层中小学大量撤点并校，尤其在农村，导致农村、县镇、城市幼儿园分别大幅减少4、1.5、0.9万所。2001-2017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5.5万所，公立幼儿园数从6.7万所减少至2010年的4.8万所，再回升至2017年为9.5万所，占比从60.1%降至30.7%再回升至37.1%；但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持续降至44.1%。城市、县镇、农村的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分别从75.5%、74.8%、90.6%下降至2016年的35.7%、33.4%、57.7%。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逐渐演变为“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3）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由于环境污染、工作生活压力加大及人口老龄化等原因，患病率上升，医疗费用也持续上升，影响家庭生育决策。2004-2017年，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平均到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从3.07人次上升至5.88人次，住院率从5.1%升至17.6%。根据《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立三级医院人均门诊费用为306元、人均住院费用13088元、日均住院费用1334元。在此影响下，1995-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62元升至1451元，上涨22.4倍，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9.2倍、人均消费性支出8.4倍的涨幅;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3.2%上升至7.9%，其中城市从3.1%升至7.3%，农村从3.2%升至9.7%。

4）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5）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5%，大幅下降11.7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7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8.7%，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5.7%、51.1%、50.5%、27.2%。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3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3.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瑞士等国家便开始采取措施保障女性生育权利。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保障休假、提高经济补贴、提供托幼服务、加强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鼓励生育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立法保障休假，OECD不少国家设置了3-5个月产假、6-35个月育儿假，产假平均为4.5个月，育儿假平均为9.2个月，陪产假平均为1周。2016年75%的OECD国家拥有3-5个月产假，产假平均为18周；56%的OECD国家拥有6-35个月的育儿假，也有12个国家没有设置育儿假，OECD国家育儿假平均为37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妇女在休假期间可享受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72周，排名居前；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为7.6、7.7周，排名倒数。中国规定产假为14周、无育儿假，各地在实践中一般将产假设为18-23周，并有7-30天的男方陪产假。

但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6年生育率仅为1.50；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2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81。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11天男性陪产假，瑞典、法国和德国父母双方可共享育儿假。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既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也一定程度上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受到的影响程度。

第二，发放经济补贴，2013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2013年除土耳其外OECD32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其中英国为4.0%，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4%，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63%，2014年总和生育率为1.93；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32%，总和生育率为1.21。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14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4.2%，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4年OECD32国中有85%的国家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根据腾讯教育《0-3岁儿童托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OECD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根据世界银行，1990-2017年OECD成员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47.8%上升至51.3%，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26.1个百分点降至17.2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的国家，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得到了更好地保障，生育率越高。如2014年瑞典男女就业率差距仅为3.4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为1.88；而意大利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8.2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仅为1.37。2006-2016年OECD国家的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从15.6%下降至13.5%。1990-2017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73.2%降至61.5%，劳动参与率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6个百分点。

3.2 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

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6年总和生育率达1.96。18世纪初，法国是欧洲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随着出生率持续下降，1901-1911年法国人口规模从3848万微增至3923万，降至欧洲第五。早在1920年法国就出台《反堕胎法》抑制人口出生率下降。1939年法国颁布《家庭法典》，是法国家庭政策的源头。之后，法国不断出台和完善鼓励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成效。根据世界银行，196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85，1975年下降到2.09、低于更替水平，1994年又进一步下降至1.73、创历史最低，但2016年回升至1.96。

法国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保障假期，设置16周产假、11天男性陪产假和1年的夫妻共享育儿假。根据法国政府官网，目前法国设置了16周产假，包括产前假6周和产后假10周。产假期间雇主不提供工资，但法国社会保险机构（CPAM）会提供9-86欧元/日的津贴。具体金额取决于休假者的工资。法国有11天的男性陪产假，期间可获得和产假一样的每日津贴。法国还设置了1年的育儿假，夫妇可共享。续假只需提前一个月向雇主申请，雇主不能反对。育儿假期间雇主不支付工资，法国家庭补助局（CAF）会提供396欧元/月的津贴。

2）发放经济补贴，涵盖出生、养育、托幼、父母收入损失等多方面，2013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3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英国和丹麦，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

3）完善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法国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1.9%，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的儿童托幼服务体系齐全，包括：集体托儿所等集体接待机构、幼儿园助理等家庭接待机构；保姆等家庭看护、“娱乐接待员”等。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法国家庭津贴基金（CAF）都会提供资助，如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孩子，雇主最少仅需出15%的费用。根据OECD数据，2014年法国0-2岁入托率为51.9%，在所有OECD国家中排名第八，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34.4%。

4）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法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2012年，法国约400家大企业签署了《公司父母雇员章程》，覆盖约300万员工，占劳动力比例约10%，为雇员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作时间；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业文化，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推动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等。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法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0.6%，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仅为9.6个百分点，小于OECD平均的17.22个百分点。根据OECD数据，2016年法国男女收入中位数差距仅为9.9%，小于OECD平均水平的13.5%。

5）移民占比约9%，其中45%来自非洲，对法国生育率提升也起到一定作用。根据法国统计局，2015年法国有62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6年、1975年的5%、7.4%上升至2015年的9.3%。其中44.6%的移民来自非洲，35.4%来自欧洲。北非移民生育率较高，为法国生育率回升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法国的移民从男性为主发展到以女性为主，1968-2015年，女性移民占比从44%上升至51%。

3.3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6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日本总和生育率1950年为3左右，1974年持续下降至2.05，2005年为1.26、为历史最低，2016年仅回升至1.44，尚未回到理想水平。在长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2008年日本人口见顶，为1.28亿。根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1.02亿、比峰值减少约20%，到2100年日本人口降至不到6000万、比峰值减少53%。并且，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高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1950-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4.9%快速增至27.7%，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0.4%增至7.0%；预计2050、210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达37.7%、38.3%。

1）二战后日本的家庭政策经历了控制人口、稳定人口、鼓励生育三阶段。1948-1970年是控制人口增长阶段。1947-1949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婴儿潮，三年共出生802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6.4‰急速上升到1949年的32.9‰。日本开始研究如何抑制人口增长，1948年日本政府出台《优生保护法》，实行少生优育，放宽人工流产限制；1949年日本众议院决定健全和普及“家庭计划”，免费派发避孕工具和避孕药品等。1971-1989年是稳定人口规模阶段。1971-1973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出现。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7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把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新战略目标。

1990年以来是鼓励生育阶段，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57，使日本社会认识到低生育率现状，开始鼓励生育，涵盖休假、经济补贴、入托等方面。在休假方面，日本设立14周产假、10月育儿假，及8周男性育儿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目前日本女性可以享受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产假期间可获得等同于休假前的生产津贴；产假后到孩子1岁前，日本女性可休10个月育儿假；育儿假期间实际到手的津贴最多能达到休假前到手工资的80%。另外，日本男性也有8周育儿假，如果在女性产假期间休育儿假，那么可在孩子1岁2个月前再申请一次8周育儿假。

在经济补贴方面，日本生育女性可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以及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日本女性生产可以获得42万日元的一次性生育临时金，养育儿童可获得根儿童补贴。在收入限制内、抚养一个三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每个月可以获得15000日元的儿童补贴；抚养3岁到小学毕业的孩子的家庭，有2个孩子以内的每月可获得10000日元，3个孩子及以上的每月可获得15000日元等。

在托幼方面，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日本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在1999年实行了“新天使计划”，2004年实行“天使计划”第三期，着力扩大托幼服务。2001年日本政府制定“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2008年制定“新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

在改善雇佣环境方面，日本为育儿家庭营造较好的企业环境。1999年日本制定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方针》，2003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4年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改善雇佣环境和社会医疗保健、教育环境、生活环境来促进生育。如员工有3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向公司申请缩短每天工作时间至6小时；员工有学前儿童，一个月不能加班超过24小时等。

2）日本鼓励生育政策未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因为错过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未能更早及时调整。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期，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就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鼓励生育，而法国总和生育率于1975年跌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早在1939年就开始鼓励生育。

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5%，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80-2014年日本用于家庭的支出占GDP比重仅从0.47%上升至1.34%。根据OECD数据，2013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49%，低于OECD平均水平的2.43%，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在托幼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3年日本0-2岁入托率仅为30.6%，低于OECD28国平均水平34.4%，且远低于法国的51.9%和瑞典的46.9%。

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与芬兰、瑞典等国将部分育儿养老工作社会化并由国家承担不同，日本的育儿养老责任多由家庭女性承担，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思想仍然存在，“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较为普遍。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50.5%，低于OECD平均的51.3%；2017年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达20.1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7.2个百分点。根据OECD，2014年日本的男女就业率差距为17.9个百分点，高于OECD平均的11.8个百分点；2016年日本的全职员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中位数差距为24.6%，高于OECD国家13.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1990、2010、2015年男性终身未婚率分别为5.6%、20.4%、23.4%，女性分别为4.3%、10.6%、14.6%。日本社会已形成了一种不愿结婚和生育的观念，积重难返。

4   政策建议：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4.1 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不管是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都低估了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高估了人口增长趋势，从而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才能求得发展的结论。从长期看，技术进步、生产关系变革将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足以实现人口与发展的协调。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逐渐下滑，人口增长也会放缓，但人口红利将延迟结束，并且不会面临当前这样复杂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从国际上看，印度被不少人认为发展潜力巨大，无非是其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2015年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6.7岁，而中国、美国分别为37.0、37.6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而美国、印度分别为42.3、37.5岁，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人口结构实现民族复兴么？当然，人口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等，人口质量红利将部分抵消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影响。

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些人关于中国是否还需要放开生育的讨论。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老龄化、“剩男”、失独家庭等人口发展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或很难解决的。二是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需要情感沟通的工作，这恐怕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三是即便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进行劳动，那么人还可以做其他更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更有幸福感的事情。根据普华永道2018年报告《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在未来20年将取代中国现有约26%的工作岗位，但也能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创造出大量新工作机会，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为创造约12%的净增岗位。从人类发展历史看，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节约传统产业中的劳动力使用，但又催生了新经济新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

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这种担心正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2015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4、1.27，其中2015年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61、0.53、0.13。这意味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愿意生二孩的也没有60%，更别说三孩。

4.3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生育从微观看是家庭事务，从宏观看也是国家事务。由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好，因此预期全面放开对生育形势也不会有显著性改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进行隔代照料的（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望全国推行，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根据《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2019学年，美国国际学生占美国高等教育总人口5.5%，而国际学生生源国数据则显示中国连续第10年成为最大生源国，在全部国际学生数中占比高达33.7%。此外，印度、韩国国际学生数量位列第二、三名。据悉，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7亿美元收入。

在留学数据方面，纽约大学连续第六年国际学生人数排名第一，南加州大学、东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紧随其后。

从地理分布来看，加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成为最吸引留学生的三大地区，而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学院的麻省则位列第四名。

在留学专业选择方面，STEM相关专业如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大受欢迎，而往年受欢迎的商科专业则同比去年下降了7.1%。中国留学生主要选择的方向主要为工程和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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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方面，61%的消费者认为更长的电池续航是主要购买动力，2018年的调查结果为47%。这一比例的增长也反映了消费者倾向购买无线产品。此外，52%的受访者表示以后更愿意购买随盒附赠蓝牙耳机的手机。

游戏方面，超过30%的消费者表示，会在玩游戏时使用无线音频设备。

关于无线蓝牙产品，63%的用户关注主动降噪功能；据调查显示60%的无线耳机使用场合为较嘈杂环境。此外，还有53%的消费者对无线耳机中的语音交互功能感兴趣；73%的用户希望无线音箱能以极大的音量播放音乐，同时还能保证音质的质量。

关于智能化产品，35%的受访者表示已经拥有智能音箱或智能条形音箱，而23%的受访者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购买智能音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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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业发展概况

2019年，在多种不利的外部因素影响下，中国零售业各个业态的增幅普遍趋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4%，而2017年和2018年分别增长10.2%和9.0%。可以预见，今年的整体零售增幅是三年来最低的。

具体到细分业态，增长普遍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半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百货店、专业店和专卖店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7.4%、1.5%、5.3%和3.0%。百货在各个业态中的增幅是最低的。

1. 多措并举改善业绩

根据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的抽样调查，由于新开店较少、原有店铺增量不足等，百货行业的整体销售额增长乏力，但由于百货企业普遍采取了布局调整、形象和结构改造、品类升级等各类措施，企业效益的增长总体上好于销售额的增长。

例如：2019年上半年，天虹股份实现营业收入96.76亿元，同比增长1.61%，而利润总额6.46亿元，同比增长4.09%。岁宝百货上半年实现收入4.62亿元，同比减少23.1%。期内溢利1.23亿元，同比增加522.6%，归属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1,790万元，同比增加20.1%。

新世界百货中国截至2019年6月30日财年业绩，实现收益约35.19亿港元，同比减少约7.91%；但通过资源整合及集中化，公司股东应占利润3,266.3万港元，同比增长约1.95倍。

东百中心在2017年进行了一次颠覆式的升级和改造，打造了整个超级百货全新的定位和业态。“融合百货、购物中心、街区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结合百货的商品力和购物中心的体验优势，通过数据化运营全面提升经营效率”，在2018年销售重回20亿的规模。2019年上半年报显示，上半年东百集团商业零售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5.33亿元，较上期增长64.1%；销售规模30.72亿元，较上期增长99.67%。

金鹰商贸集团 “立足主业，精耕细作，充分挖掘优质商品资源的业绩增长潜力，进一步加大创新性的企划促销活动的力度，持续提升集团整体的经营业绩和运营质量” ，截至2019年6月30日，上半年销售所得款项总额为91.58亿元，同比增长1.4%；经营利润10.62亿元，同比增长3.4%。在行业客流普遍下降的情况下，金鹰上半年客流量达到9,2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

新华百货上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39.47亿元，同比下滑0.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7%。据了解，公司全面推行供应商等级评价、不开箱直通业务等，全力推进物流标准化工作，圆满完成采销平台、特业系统等上线工作，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也使得工作效率成倍提升。上半年配送额超过12亿元，同比增长5.15%。

2. 发挥优势因势利导

百货行业是改革开放后，最先发展起来的零售业态，大多数曾经或仍然是城市的重要名片，留给消费者或者正在为消费者创造美好的印象。具体来说，百货业有三个重要优势：

区位好。这是百货业最大的优势，大多位于城市或区域的中心商业区，大多具有收取超级地租的能力。经营好，流水倒扣比例高，租金高；经营不好，也易于转型，无论是商转办，还是转综合服务中心……。目前，有些百货的服务水平和经营品类与周边消费群体的需求不匹配，在谋求转型升级。实践来看，转型后大部分企业的效益明显改善。

轻运营。百货以联营为主，主要以品牌商开展商品经营，商品上几乎没有资金占压，没有应付账款。用人也最为精简，在各个业态中，是单位销售额用人最少的。租金上看，很多传统百货的物业为自有，压力自然小很多。其它业态较为头痛的“商品资金占压、人工成本过高、租金压力大”等，在百货企业表现并不突出。因此，百货即使在这两年不景气的情况下，全行业仍然保持2 %左右的净利润水平。

商品强体验。百货具有很强的品牌集聚焦能力，如化妆品、珠宝、鞋帽、运动用品等。以化妆品为例，近一两年，中高端化妆品在百货专柜的销售，有明显增长的趋势，行业中出现很多单店化妆品年销售超5亿的门店。化妆品优势门店包括北京SKP、北京汉光、上海大丸、深圳华强北茂业、杭州武林银泰、杭州大厦、南京中央商场、成都王府井、福州东百、西安开元……在珠宝首饰、运动品类等方面，百货业也都有较好的表现。

3. 找到差距补足短板

从外部看，对百货造成最大冲击的是电商和购物中心两个业态，分别从价格和体验上，把百货业甩开，这也是百货业最大的问题：

数字化水平低。由于非直接经营商品的经营方式局限，大部分百货企业在货的数字化方面难有作为。在人方面，传统会员体系起步较早，体系较为健全，但在全渠道的会员体系打造方面，则欠缺较多。在场的方面，目前行业整体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数字化方案体系。

商品经营能力弱。这源于长期的联营出售经营模式，学者、行业专家等对此多有指摘，并且认为“自营”是出路。但从行业内看，“自营”是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差异化经营、可能会有更高的毛利、可能会更吸引客流，但也会造成大量资金占压、可能带来重大经营亏损。特别是由于资金水平、经营能力、买手队伍、激励机制等原因，“自营”在百货行业进展不大，不具备大规模开展的条件。

商品价格水平高。与线上或跨境电商等渠道相比，实体店的价格确实没有优势，这一点最为消费者诟病。其主要根源在于传统的分销代理体系，即品牌商─总经销总代理—区域经销代理的层层关系，层级多环节多，导致到终端的价格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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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销量不达预期、政策支持不达预期、产业链成本降幅不达预期、数据统计口径不同等。

1  动力电池行业高速增长，中国电池企业崛起

1.1 十年增长超过一千倍，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1.2 行业竞争加剧，产能结构性过剩

1.3 本土动力电池厂商崛起

2  政策端：鼓励企业做强，市场主导，扩大开放

2.1 竞争管理：从扶持做大转向鼓励做强，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竞争

2.2 技术引导：部分技术指标已实现政策目标，未来或更多依赖市场选择

3  上游原材料：高镍三元正极、硅碳负极、陶瓷涂覆隔膜是未来趋势

3.1 正极材料：三元是主流，高镍化是趋势，NCA与国外仍有差距

3.2 负极材料：人造石墨是主流，硅碳负极是趋势

3.3 电解液：核心技术在添加剂

3.4 隔膜：湿法是主流，涂覆是趋势，长期创新在新型基材

4  中游封装：方形是当前主流，软包未来占比或提升

5  下游Pack：车企切入Pack领域，第三方Pack厂被边缘化

5.1 车企切入Pack领域成最大势力

5.2 企业布局无模组化、快充、低温改性技术

6  挑战与展望

6.1 解决里程焦虑：全固态、三元富锂电池值得关注

6.2 提高电池安全性：加强监管与事前预警

1  动力电池行业高速增长，中国电池企业崛起

1.1 十年增长超过一千倍，未来仍有很大空间

受益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扩大及单车带电量提升，动力电池市场保持高速增长。据中机中心合格证数据统计，2009-2018年期间，我国动力电池装机量从0.028GWh增加到57.04GWh，十年增长超千倍，年复合增速达233.17%。据SNE Research和中机中心统计，2019年1-5月全球市场动力电池装机量为41.76GWh，同比增长78.00%；国内市场动力电池装机量为23.37GWh，同比增长83.94%。

行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按照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590万辆测算，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到330.6GWh，相比2018年57.07GWh，对应年复合增速为28.52%。

下游新能源汽车由导入期迈入成长期、补贴退坡、技术性能要求提升等因素加剧了电池行业优胜劣汰，市场集中度提升。据中汽中心统计，按照集团口径，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配套企业数量只有93家，相比2015年240家减少近2/3。据合格证数据统计，国内动力电池市场CR3、CR5、CR10份额自2015年起持续提升，2019年7月市场CR3、CR5、CR10分别占比84%、89%、94%，相比2015年1月36%、48%、71%分别提升48、41、23个百分点。

整体产能过剩，结构性问题突出。由于行业规模效应、政策扶持、资本涌入等因素，我国动力电池产能扩张迅猛，当前产能严重过剩，且高端产能不足、低端产能利用率极低。据国家863电动车重大专项动力电池测试中心主任王子冬披露，2018年我国动力电池总产能达260GWh，销售仅50GWh。据GGII统计，2019Q2我国动力电池企业整体产能利用率只有32.4%，2018年龙头CATL产能利用率高达86%，而排名第3的捷威动力产能利用率只有49%不到一半，第10名星恒动力只有25%。

在竞争加剧、补贴退坡、规模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电池价格快速下降，部分已接近1元/Wh。目前国内动力电池系统按照材料体系划分主要有磷酸铁锂（LFP，正极材料）、三元镍钴锰（NCM，正极材料）、钛酸锂（LTO，负极材料）、锰酸锂（LMO，正极材料）四种。据统计，2014年第一季度LFP、NCM、LTO、LMO动力电池Pack售价分别为2.80、2.90、4.00、2.10元/Wh,截止到2019年第二季度售价分别下降到1.05、1.10、1.80、1.00元/Wh，对应下降幅度62.5%、62.0%、55.0%、52.4%。

1.3 本土动力电池厂商崛起

全球市场中本土动力电池厂商市场份额占比过半。据SNEResearch披露，2019年1-5月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TOP10企业分别为：CATL、松下、比亚迪、LG化学、AESC、国轩高科、三星SDI、PEVE、SKI、力神；前十名本土厂商占有五席，合计占据48.6%的市场份额，前五名本土厂商占有三席，CATL以25.4%市占率位列全球第一。

国内市场中本土厂商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由于财政补贴、动力电池白名单等限制，外资在国内装机量很低。据GGII统计，2019年上半年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TOP10企业分别为CATL、比亚迪、国轩高科、力神、亿纬锂能、中航锂电、比克、多氟多和卡耐，皆为本土厂商，合计占据87.9%的市场份额。

2  政策端：鼓励企业做强，市场主导，扩大开放

为引导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国家先后针对性出台近30项重大政策，主要集中在行业竞争管理、技术规划引导两方面。

2.1 竞争管理：从扶持做大转向鼓励做强，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国际竞争

政府竞争管理政策导向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扶持企业做大。2015年5月工信部发布《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动力电池单体企业年产能不得低于2亿Wh；2015年9月发布的《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进一步细分到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四大原材料产能。此外，明确列入公告名单的企业将作为相关政策支持的基础性依据。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之间先后发布4批符合条件的企业目录（俗称动力电池白名单），共计57家厂商，主要是CATL、天津力神、国轩高科等国内企业。

未来LG化学、三星SDI等实力外资企业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动力电池行业将迎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下游整车企业将有更多产品选择空间。

2.2 技术引导：部分技术指标已实现政策目标，未来或更多依赖市场选择

目前从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单体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充电倍率、使用寿命等性能指标均已达到甚至超过2020年政策目标，但Pack能量密度仍有较大距离。电池成本方面，目前三元电池均价约1.05元/Wh、磷酸铁锂电池均价约1元/Wh，三元电池价格仍略高于政策目标。

1）单体能量密度：部分达成。《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下称《促进方案》）提出2020年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大于300Wh/kg。2018年底我国量产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达265Wh／kg。天津力神2019年研发的NCA三元高比能量动力锂电池能量密度达303Wh／kg。

2）Pack能量密度：差距较大。《促进方案》提出到2020年Pack比能量达到260Wh/kg。据2019年第8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统计，绝大部分Pack比能量在140-160Wh/kg之间，其中帝豪JHC7002BEV41纯电动轿车最高，Pack比能量182.44Wh/kg。

3）温度特性：龙头达标。《促进方案》指出，到2020年Pack使用环境需达到-30℃到55℃。据CATL官网披露，其电芯在-30℃到60℃下，各项性能稳定。

4）充电倍率：龙头达标。《促进方案》指出，到2020年动力电池系统可具备3C充电能力。据CATL官网披露，其开发的43Ah三元动力电池最大充电倍率可达4C。

5）循环寿命：龙头电芯寿命超预期。《<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7版)》指出，到2020、2025、2030年Pack使用寿命达到10、12、15年。据CATL官网披露，其开发的长寿命电池单体可充电15000次，使用寿命长达15年（Pack寿命比电芯寿命短，部分企业在80%左右）。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由导入期迈向成长期，以及过度追求高比能量导致的电池安全性等问题，未来政策对技术性能的引导作用或将进一步减弱，车企将更多依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来选择技术路线。在日前披露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中，政策已经不再对动力电池的性能指标做具体的设计引导，而是强调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产品产能布局等方面的主体地位。

锂离子电池主要由四大原材料组成，分别是：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如图所示，充电时Li+从正极脱出，进入电解液中，嵌入负极，其中隔膜起着导通离子，阻隔电子的作用；反之放电时Li+从负极脱出，经电解液嵌入正极。

从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发展历史来看，能量密度更高、更安全、成本更低始终是发展锂电池的核心目标，这也对锂电池四大原材料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的工艺和材料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章主要对四大原材料当前的发展现状和技术趋势进行分析。

3.1 正极材料：三元是主流，高镍化是趋势，NCA与国外仍有差距

商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主要有锰酸锂、磷酸铁锂、三元体系，其中三元体系又可细分为镍钴锰NCM和镍钴铝NCA。三元材料在能量密度方面有明显优势，已成为应用主流。

由于动力电池财政补贴能量密度门槛提升及消费者对高续航新能源汽车的青睐，三元材料电池装机量占比持续提升。据GGII披露，2019年上半年三元体系动力电池装机量为20.22GWh，市占率达67.35%，较2016年提升44.46个百分点。

高镍三元材料（NCM811、NCA）具有高容量、低成本优势，各大动力电池企业均大力布局，目前仍处于产业化初期。国内动力电池巨头CATL、比亚迪、力神、亿纬锂能等均选择NCM811技术路线；国外巨头除松下外，三星SDI、SKI、LG化学均同时布局NCM811和NCA技术路线，国内NCA技术与国外仍有差距。目前高镍正极尚有安全性、生产工艺两方面需要改进。1）安全性方面，镍含量提升将导致电池热稳定性急剧下降。由于Ni化学活性强，三元材料热稳定性随着镍含量提升急剧降低。NCM811热稳定温度在230℃左右，远低于NCM333的310℃。2)生产工艺方面，高镍正极工艺复杂、对产品一致性要求更高。镍离子由于活性高、阳离子混排、碱性大等原因，在实际生产过程复杂，相比常规三元材料，三元高镍材料需要成

本更高的LiOH、纯氧气氛、专门的除湿设备、水洗工艺除掉表面残碱等。

3.2 负极材料：人造石墨是主流，硅碳负极是趋势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主要有人造石墨、天然石墨、中间相碳微球（MCMB）、硅碳负极四种。其中MCMB由于克容量较低、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有机溶剂，且成品率很低，导致成本偏高，应用有限。硅碳负极比容量最高，但是循环、倍率性能差，尚待改进；天然石墨容量密度比人造石墨高，但是循环、倍率性能较差；综合比较，人造石墨性能最优。

当前负极材料应用以人造石墨为主、天然石墨为辅。据GGII统计，2019上半年我国人造石墨、天然石墨、其他负极产量分别为87500、28800、5000吨，对应占比72.14%、23.74%、4.12%，人造石墨占比超过7成。从趋势上看，人造石墨市场占比缓慢提升，从2016年到2019H1增加4.29个百分点。

碳负极有望成为下一代负极材料。商用化石墨负极实际容量已接近理论值372mAh/g，提升空间有限，急需寻找新的替代材料。Si单质由于充电过程中体积膨胀大（接近300%，石墨10%），首次充电效率低、材料加工成本高、导电率差等缺点，无法单独作为负极，但是其超高的理论容量（4200mAh/g）可成为理想的添加剂，碳负极中加入少量Si（5-10%）可显著提升容量，硅碳负极有望成为下一代负极材料，各企业纷纷布局。国外松下硅碳负极技术领先，在2013年即实现量产（NCR18650），特斯拉Model 3用动力电池即采用硅碳负极。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下，动力电池电解液行业保持高速增长。电解液号称锂离子电池的“血液”，导通电池正负极，对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温度、循环效率、安全性能、倍率性能等影响重大。据GGII披露，国内动力电池电解液产量从2015年3.26万吨，增长到2018年8.59万吨，年复合增长率38.12%。2019上半年国内动力电池电解液产量4.95万吨，同比增长42.67%；前9名市场份额稳定，由高到低分别是广州天赐、深圳新宙邦、江苏国泰华荣、东莞杉杉、珠海赛纬、汕头金光、香河昆仑、天津金牛、山东海容；前三名合计占比57%，超过一半。

添加剂是电解液企业核心竞争力。电解液由溶剂、锂盐、添加剂三部分组成，其中溶剂、锂盐成分稳定，分别是DMC和LiFP6，添加剂品种多样，是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常用电解液添加剂主要有四种：SEI成膜添加剂、导电添加剂、过充保护添加剂、低温改性添加剂，对应提升动力电池的循环、倍率、安全、低温性能。

隔膜在动力电池中，起着隔离电子防止短路，导通离子形成回路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电池的充电快慢和安全性。锂离子电池用隔膜生产工艺有干法和湿法两种，由于工艺差别较大（干法属于物理法，湿法属于化学法），两种生产出来的隔膜各性能参数有所不同。干法除了工艺简单、成本低廉、熔点更高等优势外，无论是在厚度、拉伸强度、孔隙率、安全性等方面皆比不上湿法隔膜。

湿法隔膜是当前主流，占比逐年提升。据GGII披露，2019上半年我国隔膜总产量11.5万吨，其中湿法、干法分别生产8.39、3.11万吨，同比增速93.54%、-3.74%。从趋势上看，湿法隔膜市场占比逐年提升，从2015年38.05%增加到2019上半年72.96%。在动力电池领域，湿法隔膜在性能和安全性上有着超越干法的显著优势，更能够适应当前动力电池高能量密度化发展趋势。

湿法隔膜相较干法隔膜虽存在诸多优势，但其也存在熔断温度低、耐热性差，高温收缩率高等缺点。为改善湿法隔膜性能，目前主流工艺是在基膜表面涂覆一层陶瓷材料，利用陶瓷的刚性支撑提升隔膜的热稳定性、改善机械强度提高其耐刺穿能力，涂覆工艺日益受到重视。

除采用涂覆技术外，由于干法、湿法隔膜分别采用PP、PE材料做基膜，材料耐温性能受限，适宜工作温度在150℃以下；采用PET（熔点225℃）和PI（熔点＞500℃）材料做基膜，耐温性更佳的无纺布基膜值得重视。

锂离子电池按照封装形态可分为圆柱、扣式、方形、软包四种，其中扣式基本只在实验室测试使用。

三种形状电池各有优劣，其中软包电池在能量密度、安全性、倍率性能方面优势突出，但是生产效率低，产品一致性差，价格昂贵；方形电池成组效率高，综合性能好，工艺成熟，但是安全性差、标准化程度低，能量密度偏低等问题突出；圆柱电池虽然工艺成熟，一致性高，但是电池内阻大、倍率、循环性能差，单个电芯容量小成组效率低。

方形动力电池是当前市场主力，占比超过八成。据真锂研究统计，2019年上半年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29.80GWh，其中方形、软包、圆柱动力电池装机量分别为24.56、2.60、2.65GWh，对应占比82.4%、8.7%、8.9%。从趋势上看，方形占比持续提升，从2016年67.60%提升到2019H1的82.4%。因沃特玛“爆雷”，圆柱占比在2017年之后急剧缩小。

方形、软包、圆柱在不同车型上占比差异较大。据GGII统计2018年三种形态动力电池在乘用车、客车、专用车的装机量占比，其中方形分别为54.4%、36.4%、9.2%，圆柱为70.5%、7.3%、22.2%，软包为66.9%、18.8%、14.3%。对比发现：1）方形动力电池在专用车上的占比较低，主要是由于方形电池龙头CATL的客户基本都是乘用车和客车企业；2）圆柱动力电池在客车上占比较低，一方面是由于客车电池组能量200-300KWh（乘用车40-60KWh），而圆柱电芯单体能量较小，如果使用圆柱电池，需要的电池单体数量太大、难以管理，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圆柱动力电池主要采用三元材料，价格昂贵，用于客车上不经济。

从市场集中度来看，方形最高、圆柱次之、软包最低。据GGII统计2018年国内各形态动力电池市场集中度，方形动力电池最高，基本被CATL和比亚迪两家垄断，合计占比82.0%；圆柱动力电池次之，比克、力神领先优势明显，合计占比46.5%；软包动力电池市场集中度最低，孚能科技、卡耐等市场份额相对较高，总体各企业间市占率差别较小。

成组效率不佳、成本偏高、产品一致性差等问题造成软包电池商业化进程偏慢，但软包电池的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高倍率特性使得软包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消费领域，软包电池渗透率就超过70%。目前全球软包电池巨头LG化学等纷纷扩大产能，开发的软包电池已应用于日产、通用、大众、雷诺、现代、戴姆勒等主流车企。据EV sales统计，2018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TOP10车型，软包电池配套占2款；销量TOP10车企中7家已采用软包动力电池方案。据GGII统计，2018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上软包动力电池装机达5.1GWh，占比15.4%。随着配套软包电池新车型发布，预计软包未来市场占比提升。

5.1 车企切入Pack领域成最大势力

整车厂纷纷切入Pack领域。一方面，由于Pack的定制化属性，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整车厂切入Pack领域，可有效提升电池安全性和整车竞争力；另一方面，在补贴退坡背景下，车厂降成本意愿强烈，切入Pack领域，可有效降低成本。因此上汽、北汽等整车厂纷纷布局Pack业务，例如上汽在2010、2017年分别与万向123、CATL合资共建Pack公司，皆持股51%。

整车背景的Pack厂占整体市场的比例超过50%。动力电池Pack企业按照背景可分为整车厂、电芯厂、第三方Pack厂三种。据GGII统计，2019上半年共有130家PACK企业，TOP20企业合计装机25.48GWh，占比84.9%。TOP20厂商中整车厂占11家，分别是比亚迪、捷新动力、长安汽车、长城汽车、上汽大众、江淮华霆、威睿电动、华晨宝马、蜂巢能源、新中源丰田、威马汽车，约占TOP20市场份额54.4%，占整体市场45.9%；电芯厂7家，分别是宁德时代、国轩高科、鹏辉能源、多氟多新能源、卡耐新能源、比克电池、捷威动力，约占TOP20市场份额33.9%，占整体市场29.0%；第三方PACK厂仅有普莱德、欣旺达两家，约占TOP20企业市场份额11.7%，占整体市场10.0%。

5.2 企业布局无模组化、快充、低温改性技术

单个电芯电压低、容量小，远不能满足电动汽车高压驱动、长续航要求，故在电动汽车上应用的不是单个电芯，而是由大量电芯组成模组，再由若干模组组成的动力电池Pack。

5.2.1 无模组技术显著提升能量密度、降低电池成本

模组组装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主要作用有四个：1）提升组装效率。将电芯设计成固定的几种标准化尺寸，组装效率高，更利于Pack的结构设计；2）抑制体积膨胀。模组结构件提前施加预紧力，有效控制电芯充放电过程中由于Li+插层和产气副反应引起的体积膨胀对周围事物造成的挤压效应；3）增加安全性。模组上装有传感器，实施监控电芯状态；4）降低维修成本。模组上装有传感器，可快速定位故障位置，只用替换部分模组，不用更换整个电池包。

5.2.2 快充技术解决充电痛点

相比燃油车3分钟加油、5分钟出站，电动汽车一般30分钟左右才能充到80%，算上排队等候时间则需要更久。充电体验差极大地限制了电动汽车推广进程。2019年8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调查显示：1）新能源汽车在考虑充电时，快充关注度最高，达到了27.7%；2）新能源车用户对充电体验满意度最低，只有7.3分，说明充电体验已成为他们的核心痛点。

快充技术日益受到产业链重视，不同背景的上下游企业纷纷布局。整车厂特斯拉今年3月份推出其第三代超级充电桩，充电功率250kW，相比二代充电桩功率提升72.4%；电池厂CATL在今年9月法兰克福展会上展示了其超级快充技术，15分钟可将电池从8%充到80%，相比常规充电技术时间缩短一半；充电桩运营商国家电网，在其2018年3月招标文件中首次出现475kW充电桩招标需求。

5.2.3 低温改性技术改善汽车冬季续航

低温不仅降低材料的反应活性，而且会造成电解液凝固、离子迁移率降低、极化电压增大等。应用到动力电池，低温就会造成：1）放电容量降低（部分Li+来不及反应）；2）倍率性能下降（电解液接近凝固，离子迁移率下降）；3）放电平台降低（电池阻抗增加，极化电压增大）。根据部分代表车型冬季续航测试结果可以发现，在0℃左右的情况下，电动车续航会下降20-30%左右。

各企业布局低温改性技术，改善电动车冬季续航。电解液厂国泰华荣针对性开发低温电解液，公司搭载该款电解液电池产品，-40°C、0.2C放电容量大于90%，0.5C放电容量大于80%。电池厂国轩高科，针对高寒低区开发的低温动力电池，-40℃放电容量可达到常温90%。整车厂蔚来、比亚迪等在其最新车型均搭载智能温控系统，在低温下启动PTC加热电池组。

2019年8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车辆续航、电池安全、电池回收是消费者放弃购买新能源汽车三大主要因素，合计占比87%。未来这些消费者关心的行业痛点能够被解决吗？

6.1 解决里程焦虑：全固态、三元富锂电池值得关注

《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电动车续航问题是消费者放弃购买纯电动车主因，占比高达46%。在整车空间和质量约束条件下，提高电池能量密度是增加电动车续航最好的办法。

为此，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文件对动力电池能量密度提出规划。2017年2月，工信部联合其他部委发布《促进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指出，到2020、2025年，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分别达到300、500Wh/kg；2018年1月，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发布《<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7版)》指示，到2020、2025、2030年单体能量密度分别达到350、400、500Wh/kg。2019年1月工信部苗圩部长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19）”上披露，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量产的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已达到265Wh／kg，基本达成2020目标。

目前三元高镍体系能够实现2020年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目标，但2025、2030年目标有待新技术突破，全固态、三元富锂值得关注。理论上能够实现更高容量目标的技术有五种：全固态电池、三元富锂正极、锂空气电池、锂硫电池、氢燃料电池，其中前两者具有一定的产业化基础，后三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全固态电池有两大优势：1）安全性更高，使用的是全固态电解质，不易燃、不易发生副反应；2）能量密度更高，负极可采用金属锂，容量更高和电压更高。三元富锂正极也有两大优势：1）电池容量更高，理论容量较NCM811高20-35%；2）电压平台更高，综合放电平台在4.0-4.2V之间，比当前三元3.6V更高。

6.2 提高电池安全性：加强监管与事前预警

《2019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电池安全问题是消费者放弃购买纯电动车第二大因素，占比高达26%。2019年8月，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发布《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大数据安全监管成果报告》披露，自2019年5月起到报告发布前，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共发现79起安全事故，涉及车辆96辆。从车辆状态看，在已查明状态的车辆中，41%处在行驶状态、40%处在静置状态、19%处在充电状态；从电池材料看，86%使用三元（与三元材料市场占比高有关）、7%使用磷酸铁锂、7%电池类型不确定；从原因来看，在已查明起火原因的车辆中，58%车辆起火源于电池问题，19%车辆起火源于碰撞问题，剩余部分车辆起火源于浸水、零部件故障、使用问题等原因。

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安全性问题突出，主要原因有五个：

1）监管缺乏，部分事故可提前避免。《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大数据安全监管成果报告》显示，发现的79起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中，接入国家监管平台的事故车辆有47辆，28起事故在发生前10天内，已经被监管平台预警提醒。

2）技术不够成熟，且参差不齐。2019年6月，某造车新势力宣布召回搭载在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生产动力电池包的电动汽车，规模达数千辆，主要原因是搭载的电池模组内部电压采样线束走向不当。

3）当前动力电池特性决定，汽油着火点427℃，动力电池热失控温度200-220℃左右。2019年6月，欧阳明高教授在“2019中国（青海）锂产业与动力电池国际高峰论坛”上披露，其测试电池热失控起始温度T1约90℃、热失控触发温度T2约215℃、热失控最高温度T3可达900℃。

4）过度追求大容量，快充。高镍降低材料的热稳定性，快充增加单位时间产热量，皆会提高电池的热失控风险。

5）媒体对新事物更为关注，加深了消费者对电动汽车更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误解。以特斯拉为例，据美国消防协会披露，2003-2007年全美年平均28.7万起汽车火灾，按照2003年美国汽车保有量2.37亿台计算，燃油车着火概率1.2‰;特斯拉上市至今起火事故大约50起，到2018年底累计销量50万左右，起火概率0.1‰。美国NFPA和NHTSA多次表态，燃油汽车发生自燃概率是电动汽车的五倍。

据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预测，至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量将达20万吨（约25GWh），至2025年累计退役量约78万吨（约116GWh），其中可进行梯次利用的约为55万吨，占总退役量70%。动力电池按照电量分为三个场景：1）服役状态，使用时间较短，实际容量衰减较轻，可达额定容量80%及以上；2）梯次利用，使用时间较长，实际容量衰减严重，在额定容量20-80%之间，仍具有使用价值，用于储能和低速电动车领域；3）再生利用，实际容量低于额定容量20%，使用价值低，安全隐患大，只能破碎再生回收贵金属。

目前动力电池回收率不到1/4。庞大的数量让退役动力电池的回收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不能妥善处理，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安全隐患，还会导致镍、钴、锂等贵金属资源的大量浪费。对此，政府非常重视，仅2018年工信部就发布了4项动力电池回收相关政策，例如发布首批“动力电池回收白名单”。但是我国锂离子动力电池回收占比仍然较低。据GGII统计，2018年我国实现废旧动力电池回收1.35万吨，实际回收比只有22.9%。

我们认为国内动力电池回收率低，主要原因有五个：

1）政策约束力度不够，无激励、处罚措施。电池回收问题在铅酸电池时就存在，由于政策处罚力度不够，实际回收率也不高。但锂离子动力电池回收必要性要大得多，主要是因为：1）锂离子电池污染更严重，铅酸电池主要是硫酸和铅，而锂离子动力电池中的HF酸、有机气体污染更严重；2）锂离子电池回收价值更高，中国少镍缺钴，锂、镍、钴等金属价格昂贵，回收价值更大；3）锂离子电池安全隐患更大，锂离子动力电池容量更高有爆炸安全隐患，而铅酸电池没有。

2）回收体系混乱，责任和能力脱节。国家规定新能源车企承担动力电池回收主体责任，但是车企并没有回收技术能力，2018年发布的首批5家动力电池回收白名单，没有一家车企。

3）回收技术不达标，技术和渠道脱节。当前大量的废旧电池进入小作坊，小作坊由于没有环保监管，半手工拆卸，固定开支低，利润更高，所以其废旧电池报价更高，拿货更多；而拥有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再生利用技术的大企业，渠道拿货并没有优势。

4）梯次利用市场空间没打开，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主要用于储能、低速电动车领域，这两个领域的电池，之前长期被铅酸电池占领，目前还在替换期。

5）回收利润低，回收意愿不强烈。退役动力电池型号多，无法流水线作业；量很不稳定，无法保证设备开工率；且早期多为LFP电池，回收价值低；再加上环保、Li等贵金属降价压力，回收企业利润率很低。回收龙头格林美2018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电池材料毛利率只有22.01%。

1.1 现有住房市值数据真伪识别

当前中国住房市值是多少？与GDP的比例是否偏高？发达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关系到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如何发展，也关系到住房政策应如何调整。现有住房市值研究均存在明显问题，或夸大其辞，或混淆口径。

网文流传“2017年中国房产市值达65万亿美元，超美国、欧盟、日本总和”，在量上错误地把商品房等同于商品住宅，且误用高估的人均住房面积从而高估住房存量，在价上把规模庞大、但缺乏流动性的农村住房按商品房价格计算。网文做法为：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金额133701亿元”除以“销售面积169408万㎡”，得到“7982元/㎡”。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总人口13.95亿人”、“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8平方米”。40.8㎡/人×13.95亿人×7892元/㎡=448万亿元人民币，按美元汇率折算，恰好是 65 万亿美元。网络做法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错误：第一，在量上高估住房存量，错误地把商品房等同于商品住宅，实际上商品房包括商品住宅、商业用房以及其他建筑物。而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数据因抽样偏差可能存在高估。虽然住户调查理论上既包括家庭户，也包括集体户，但由于住户调查样本每五年轮换一次，需保证一定稳定性，实践中抽取样本多为当地有房户籍家庭，对流动性较大、居住空间较小的常住外来人口、少量居无定所的无房户覆盖不足，因此存在一定高估。第二，由于中国城乡土地二元分割，农村土地不具有市场意义的流通、交易价值，把2017年新建住房平均价格当作中国全部房产平均价格是错误的。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假设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以市价法测算中国不同类别的城镇住房市值，以成本法测算中国农村住房市值，并主要以OECD公布的国际住房市值数据为基础推算当前值作为比较。

第一，地级层面不同类型的城镇住房存量乘以相应单价得到地级城镇住房市值，地级层面加总得到各省及全国城镇住房市值。房价使用中国房地产协会旗下房价行情网公布的2018年地级层面城镇二手房价格数据。城镇住房面积使用我们2019年8月的研究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19》测算的全国、各省级、各地级的城镇住房存量。其中，由于城镇住房类型很多，价格明显差异，因此需先分类假定价格计算不同类型的住房市值再加总。具体做法如下：

1）人口普查和“小普查”等资料将城镇家庭户住房按来源分为新建商品住房、二手房、公房、经济适用房及两限房、自建房、租赁廉租房及公租房、租赁其它住房、其他等八类。商品住房、二手房、公房可正常交易，按标准价；廉租房、公租房面向住房困难群体，不可交易，假定按50%折价；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新房售价比周边同类商品住房低20%-25%，经济适用房5年后可上市交易，届时要按照与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此类型住房假定按85%折价；其余类别假定一半按标准价交易，一半按50%折价，即75%折价。全国来看，2015年八类住房比例较2010年变化不大，我们使用2015年地级住房来源占比代表2018年，缺失的地区使用2010年数据代替。各地八类城镇家庭户住房存量乘以相应的单价得到地级城镇家庭户住房市值，地级相加得到全国城镇家庭户住房市值。2）城镇集体户学生宿舍不可交易，按50%折价，城镇集体户非学生宿舍按标准价。各地两类城镇集体户住房存量乘以相应的单价得到地级城镇集体户住房市值，地级相加得到全国城镇集体户住房市值。全国城镇家庭户住房市值与城镇集体户住房市值相加得到全国城镇住房市值。3）全国城镇住房市值除以城镇存量得到当年全国城镇房价。结合OECD历年名义房价指数变化得出历年城镇房价，乘以历年城镇存量得出历年城镇住房市值。

第二，农村住房存量乘以农村住房建造单价得到中国农村住房市值。以人口普查、“小普查”农村家庭户住房数据为基础，通过合理假设农村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村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的比例关系估算农村集体户住房面积，从而得到2000、2005、2010、2015年农村住房存量，进而根据2010-2015年增长趋势推算2018年农村住房存量为224亿平。2012年及之前年份农村住房建造单价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7年来源于《中国住户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参考2015-2017年变化情况进行推算，农村住房存量乘以农村住房建造单价得到中国农村住房市值。依据同样做法可以得到各省级、地级的农村住房市值。中国城镇和农村住房市值相加即为全国住房市值。

第三，主要以OECD公布的国际住房市值数据为基础推算当前值作为比较。国际各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房地产数据口径并非完全一致。美国经济分析局根据部门类别公布数据，且并未单独公布土地价值数据；英国资产负债表将建筑物分为“住房”、“住房以外的建筑物”、“其他建筑结构”三大类，只公布了土地总价值，没有单独列出各类土地价值；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宅地”市值数据指的是建设用地，并非住房所依附的土地。OECD公布了各国1995-2014年住房价值及其所依附的土地价值数据，我们根据相同的口径 “住房价值+住房土地价值”，结合OECD公布的各国名义房价指数变化，对OECD2015-2018年缺失数据进行合理估算，进而得到国际各国1995-2018年住房市值。另考虑到日本的两次地产泡沫分别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初，OECD数据并未覆盖，我们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对日本1955-2018年市值进行补充测算。

其中主要有三点需要说明：

一是假定中国的住房价值包含土地价值。房地产有广义、中层、狭义三大口径。广义口径包含所有建筑物，比如住房、写字楼、综合体、医院、学校、政府等，中层口径包含住宅和写字楼等商业地产，狭义口径单指住宅。此外，考虑到建筑物依附土地而存在，房地产总市值应该包括建筑价值以及所依附的土地价值。需要明确我们所测算的是狭义口径的房地产市值，即住房市值。大部分欧美主要西方国家单独公布了住房价值和土地价值，而中国土地为公有制，具体价值无法量化，并且官方并未公布住房所依附的土地价值。鉴于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缴纳了土地出让金，而土地出让金是住房成本之一，土地价值在房价中得以体现，即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住房价值包含了土地价值。

二是假设农村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为家庭户的45%。根据人口普查规定，初中、小学的住校学生，幼儿园全托孩子，一律视为在家中居住，作为其家庭的现有人口；高中及以上阶段住校生按其实际居住情况登记，作为学校的现有人口。我们基于集体户定义、家庭户居住情况和教育部统计的城镇学生宿舍面积，估算城镇集体户与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比例应在27%-45%之间，并依据唯一公开的宁波鄞州区集体户住房数据样本假设全国城镇平均为35%。中国集体户人口主要在城市，农村集体户人口很少，考虑到农村人均面积大，假设农村集体户人均住房面积为家庭户的45%。我们发现，即使45%的比例有偏，对全国农村住房存量的影响不足2亿平，对结果影响很小。

三是假设各省内不同地级单位的农村住房建造单价相同。2018年全国和和各省农村住房建造单价来源于《中国住户统计年鉴2018》，其中并未公布地级单位的农村建造单价。考虑到各地建材成本差异不大，而且农村住房建造单价较低，各省处于450-1650元/㎡区间，绝大部分省份建造单价在900元/㎡左右，我们假设各省内不同地级地级单位农村住房建造单价相同。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成本法计算农村住房市值时，我们出于简单未考虑折旧。

2    中国住房市值有多大？

2.1 2018年中国住房市值321万亿元，是GDP的3.6倍，占股债房市值的71%

2000-2018年中国住房市值从23万亿元增加到321万亿元，年均增长15.7%；其中，住房存量增加、房价上涨分别贡献11%、89%；人均住房市值从1.8万元增加到23万元，年均增长15.2%，高于人均GDP的13.8%。因住房市值年均增速超过名义GDP的13%，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从234%增长到356%。2000年中国住房市值只有23.4万亿元，人均住房市值1.8万元，住房市值与GDP比例为233.7%；其中，城镇、乡村住房市值分别为20.4、3万亿元，占比分别为87.2%、12.8%。2010年中国住房市值为136.7万亿元，人均住房市值10.2万元，住房市值与GDP比例为331.1%。其中，城镇、乡村住房市值分别为128.5、8.2万亿元，占比分别为94%、6%。到2018年，住房市值达到320.8万亿元，人均住房市值达到23万元，住房市值与GDP比例为356.3%。其中，城镇、乡村住房市值分别为299.2、21.6万亿元，占比分别为93.3%、6.7%。

2000-2018年中国住房市值增长13.7倍，股市债市规模合计增长17.5倍，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比例由75%波动下降至71%。2000年中国股市市值只有5.1万亿元，债券（使用债券余额表示债券市场规模）仅有2.6万亿元，住房市值占房债股市值的75.2%。2010年中国股市市值达到30.5万亿元，债券20.7万亿元，住房市值占房债股市值的72.8%。到2018年中国股市市值为48.8万亿元，债券85.7万亿元，住房市值占房债股市值的70.5%。2000年住房市值占股债房比例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资本市场初步发展，股市债市规模合计7.7万亿元，仅相当于GDP的77.1%。而到2018年，股市债市规模合计达134.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49.4%。

2.2 东部地区住房市值占全国超6成，粤京沪苏浙鲁6省住房市值占5成

分地区看，2018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住房市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3.2%、17%、15.4%、4.4%，而各地区对应的住房存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37.9%、29.4%、26.4%、6.3%，东部地区住房市值占比明显超过住房存量主要在于房价较高。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住房市值分别为202.6、54.6、49.4、14.1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63.2%、17%、15.4%、4.4%；人均住房市值分别为38.1、14.9、13.1、13.1万元；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分别为421.2%、283.6%、249.3%、268%。而对应的住房存量分别为188.5、146.4、131.1、31.2亿平，占全国的37.9%、29.4%、26.4%、6.3%。

分省来看，当前全国51%的住房市值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6个沿海发达省份；除宁夏外，其余省份的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都大于150%，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天津等8省超过330%。从住房市值看，2018年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6个沿海发达省份的住房市值均超过20万亿元，合计164.8万亿元，占全国的51.4%。福建、河北、河南、四川、湖北等14个省份的住房市值在5-20万亿元之间，黑龙江、山西、贵州等8个省份的住房市值在1-5万亿元之间，青海、宁夏、西藏3省不足1万亿元。从人均住房市值看，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8个省份人均住房市值高于30万元，重庆、湖北、山东等5个省份人均住房市值介于15-30万元，陕西、江西、四川、湖南、河南等12个省份人均住房市值介于10-15万元，青海、贵州、甘肃等6个省份人均住房市值不足10万元。从住房市值与GDP比例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天津等8个省份的住房市值与GDP比例大于330%，云南、海南、江西、四川等13个省份的住房市值与GDP比例在250%-330%之间，黑龙江、陕西、山西等9个省份的住房市值与GDP比例在150%-250%之间，宁夏的住房市值与GDP比例最低为139.4%。

2.3 一线住房市值占全国四分之一，66城住房市值与GDP比例大于350%

分线看，一线、二线、三四线住房市值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5%、31%、44%，而其住房存量占比分别为4.1%、19.8%、76.1%，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分别为693%、345%、259%。当前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住房市值分别为80、101、140万亿元，占全国比重分别为25%、31%、44%，而住房存量分别为20.6、98.4、378.4亿平，占全国比重分别为4.1%、19.8%、76.1%；人均住房市值分别为104、35、12万元，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分别为693%、345%、259%。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住房市值分别为30.4、27.3、9、13万亿元，人均住房市值分别为141.2、112.8、60.2、100.1万元。

一二线住房市值高主要源于人口长期集聚下的人地严重错配和货币长期超发，房价明显较高。第一，人口长期大量向一二线核心城市集聚。1990-2018年，一线城市人口占比从2.8%增至5.3%，二线城市人口占比从16.1%增至20.5%，三四线城市人口占比从81%降至74.2%。人口向一二线集聚的背后，是经济的集聚。该时期，一线城市GDP占比从9.4%增至12.2%，二线城市GDP占比从23.8%增至33.7%，三四线城市GDP占比从66.8%降至54.1%。2018年，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经济-人口比值分别为2.3、1.6、1.0、0.6，这预示着四线城市人口将继续大幅流出，一二线城市人口将继续集聚。此外，核心城市优质公共资源高度富集，中国特有户籍制度使得公共资源与户口挂钩，而户口基本与房产挂钩的情况更加促进全国高收入人群向核心城市集聚。第二，人地严重错配，一二线城市土地供给严重不足。根据住建部统计，2006-2016年中国城区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城区人口增量占比16.9%，而建设用地增量占比仅3.5%。此外，大城市住宅用地被严格控制，2009-2018年一线城市住宅类用地供应面积从2585万平方米降至1426万平方米，占100个大中城市住宅类用地比例从8.0%波动降至4.5%；二线城市住宅类用地比例从45.3%波动下降至43.2%；而三线城市从39.8%波动上升至51.3%。第三，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尤其刺激供给短缺、优质公共资源富集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1998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5.2%，高于名义GDP年均增速的12.5%，全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年均增速达7.9%，低于同期M2增速7个百分点，而一线城市房价基本与M2增速持平。

具体来看，在全国336个地级单位中（不含三沙），既有94个城市的住房市值小于0.2万亿元，也有30个城市的住房市值大于2万亿元；既有36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市值大于30万元，也有125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市值小于10万元；既有47个城市的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小于150%，也有66个城市的住房市值与GDP比例大于350%。从住房市值看，2018年有94个城市的住房市值小于0.2万亿元，占比28%；有110个城市的住房市值介于0.2-0.5万亿元，占比32.7%；有102个城市的住房市值介于0.5-2万亿元，占比30.4%；有30个城市的住房市值大于2万亿元，占比8.9%。从人均住房市值看，2018年有36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市值大于30万元，占比10.7%；有66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市值介于15-30万元，占比19.6%；有109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市值介于10-15万元，占比32.4%；有125个城市的人均住房市值小于10万元，占比37.2%。从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看，2018年有47个城市小于150%，占比14%；有120个城市介于150%-250%，占比35.7%；有103个城市介于250%-350%，占比30.7%；有66个城市大于350%，占比19.6%。其中，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小于150%的城市多在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人口总量小且长期外流。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大于350%的城市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厦门等核心城市；二是三亚、丽江、大理、恩施等旅游城市。旅游城市气候宜人、景色优美，成为很多人养老休闲置业的选择，提升了当地的住房需求。可以发现，城市层面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高低与该城市房地产风险大小并无明显联系。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低并不意味着该城市地产健康发展，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高并不代表该城市风险较高。

3    中国住房市值在国际处于什么水平？

3.1 中国住房市值与GDP、股债房市值的比例在国际均较高，但人均住房市值低

住房市值与GDP、股债房市值的比例可以反映一定的风险，比例过高说明房价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相比，2018年中国住房市值为46.7万亿美元，明显大于美国的25.8万亿美元、日本的10.3万亿美元、英法德三国合计的28万亿美元。从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看，2018年中国为356%，高于美国的126%、日本的208%、德国的238%、英国的320%、法国的341%。纵观历史，主要国家在金融危机或者地产泡沫破灭前，住房市值与GDP的比例达到阶段性的峰值后出现下降趋势，跌到谷底后逐渐恢复到之前水平。具体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美国住房市值与GDP比例最高为169%，日本为216%，德国为207%，英国为269%，法国为362%。在19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住房市值与GDP比例一度高达391%。

中国住房市值与GDP比例较高源于人地错配、供求失衡以及货币超发，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导致全国住房市值高。中国人口长期大量向一二线核心城市集聚，但是人地严重错配，一二线城市土地供给严重不足导致高房价，三四线城市土地供给较多导致高库存，进而导致全国住房市值较高。

从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比例看，2018年中国为71%，高于美国的28%、日本的37%、英国的51%、法国的58%、德国的66%。但从人均住房市值来看，2018年中国为3.3万美元，远低于美国的7.9万美元、日本的8.1万美元、英国的13.6万美元、法国的14.1万美元、德国的11.5万美元。

除住房市值高外，中国住房市值与股债房市值的比例较高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直接融资比例较低，股票、债券市值较低。中国资本市场整体规模偏小，股票、债券融资占比较低，市场结构亟待改善。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股市呈典型的牛短熊长、暴涨暴跌特征，并未成为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从上证综指来看，2000-2018年上证综合指数从2073.5点波动至2493.9点，18年来仅仅提高了400余点。而美国股市基本呈现长牛状况，比如1950-2018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235.4点升至23347.46，上涨约100倍。恒大研究院6月报告《大国金融体系升级》采用宏观法计算了各经济体2017年直接融资占比，中国仅为37%，远低于美国的79%、英国的67%、日本的57%。

3.2 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为57%，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2018年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为57%，高于英国的49%、日本的37%、美国的24%、德国的22%。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实验室测算了1998-2016年中国居民总资产中的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以及非金融资产中的住房资产，其中住房资产占比从2000年的55.6%降低至2016年的45.8%。但是国家金融实验室低估了住房市值，根源在于采用经折旧调整后的住房面积乘以相应年份的住宅销售均价测算城镇住房市值，实际上使用市价法测算的结果即为城镇住房市值，无需考虑折旧。因此我们用前文测算的住房市值数据代替其住房资产数据，并将其他类别家庭资产根据2013-2016年增长趋势推算至2018年，以计算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占比。结果表明，2018年中国居民住房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比达到56.9%，高于英国的48.9%、日本的36.7%、美国的24.3%、德国的20.8%。需要指出的是此处为粗略估算，我们所测算的住房市值并不全部归家庭所有，部分属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机构。住房资产占比高与中国重视“家”的文化传统以及过去房价基本持续上涨等存在一定关系。在中国较高房产比例的另一面，则是较低比例的金融资产配置。2018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占比为40.4%，远低于美国的70.6%、日本的63.9%、英国的53.4%，略高于法国的39.2%。

4    政策建议

面对国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近期针对房地产融资出台了一系列收紧政策，从海外债、信托、信贷等全面收紧。但是当前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目前中国住房市值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在国际均处于较高位置，如果主动刺破，中美贸易摩擦都不用继续，十次危机九次地产。

4.1 以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

一是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优化土地供应。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跨省耕地占补平衡与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同时，严格执行“库存去化周期与供地挂钩”原则，优化当前土地供应模式。

二是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稳定购房者预期，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同时抑制投机性需求。支持房企合理融资需求，规范融资用途，防止过度融资。

三是转变住房供应结构，丰富供应主体。未来供应主体将从以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供给形式也将由以商品房为主转向商品房、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多品类。不过，住房供应结构的探索与政策出台须因地制宜，警惕盲目跟风。

四是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目前，房地产税呈现“重增量轻存量、重建设交易轻保有”特点，未来应减少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保有环节税费，促进开发建设、交易、保有环节税赋平衡，避免重复征税。

4.2 振兴资本市场，促进居民家庭优化资产配置结构

一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建立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适当放开混业限制并建立与之对应的监管体系、丰富资本市场层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降低交易阻力，增强市场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

二是进一步推行注册制，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引导价值投资理念。推动A股主板发行制度的注册制改革，严格执行相关信息披露和退市制度，让市场逐步选择真正具有价值的企业。同时，适当放宽养老金投资股票市场的净值比例限制，更多引入长期资金，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引导价值投资理念，让价值投资者在A股博弈中占优，形成A股长牛慢牛发展格局的微观主体基础。

三是继续加大证券欺诈的惩处力度，加快修订《证券法》，联动修改《刑法》等相关法律。在刑事责任方面，对于情节严重的证券犯罪行为，应当适当提升量刑标准，有力打击扰乱市场秩序，操纵价格，违规造假等行为，不断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制环境。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份报告，让所有留学生清楚了解到所在地区的房租水平，并让大家掌握更多实用信息与预订经验。

来自：student

全球邮轮旅游市场同比增长7％，超出国际邮轮协会预期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邮轮经济具有规模大、增长稳定、聚集性强的显著特点，逐步成为沿海港口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的特色产业，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据国际邮轮协会（CLIA）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邮轮游客量达到2850万人次，同比增长7％（见图1），高于国际邮轮协会（CLIA）最初预测的2820万人次，增长速度超出预期。北美地区邮轮游客量达到1420万人次，同比增长9％，依然是全球最大的邮轮市场。其中，沿岸国最多的海域加勒比海地区凭借优良的港口资源、丰富的旅游资源、良好的气候条件等优势条件，一直是全球最为热门的邮轮旅游目的地，集聚着众多的邮轮品牌、丰富的邮轮航线和来源广泛的游客，2018年邮轮游客量达到1130万人次，同比增长6%，继续保持邮轮目的地世界第一的绝对优势地位；阿拉斯加邮轮旅客数量超过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3%。亚洲地区邮轮旅客量增长了5％，达到420万人次。地中海地区邮轮旅客量增长了8％，超过400万人次。

国际邮轮协会（CLIA）对邮轮旅游市场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预测2019年全球邮轮游客量将达到3000万人次，并在2025年将达到3760万人次，表明国际邮轮市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全球邮轮市场主要集聚在加勒比海、亚太地区、地中海、北欧及西欧、澳大利亚、阿拉斯加等区域，这六大区域占据85%的份额。加勒比海依然是全球邮轮市场最集聚的区域，游客量占据全球近40%的市场份额，2018年达到38.4%。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邮轮旅游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客源基础，具备较大的增长空间，游客量占据全球邮轮市场的份额从2013年的8%增长到2018年的15.1%，成为全球仅次于加勒比海的第二大邮轮市场。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亚洲邮轮游客年轻化趋势明显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亚洲邮轮市场游客平均年龄为45.4岁，与2017年的45.6岁基本一致。近年来亚洲邮轮市场游客平均年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50岁以上占比50%左右，是客源市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与国际邮轮市场游客年龄特征基本相符。2018年，亚洲邮轮游客平均年龄为45.4岁，19岁及以下游客占比为13%，20~29岁占比9%，30~39岁占比16%，40~49岁占比为14%，50~59岁占比为17%，60~69岁占比为21%，70岁及以上占比为10%（见图6）。印度邮轮游客年龄处于较低水平，平均年龄为37岁，印度尼西亚邮轮游客平均年龄为39岁，而日本邮轮游客年龄较大，平均年龄为57岁。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短途航线依然是亚洲邮轮产品主力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短航线依然是亚洲邮轮市场的主要特征，2018年，62%的游客选择4~6晚的航线产品，出行平均时间为4.9天，是全球邮轮市场航程最短的区域市场。2017年4~6晚短航线依然是主力航线，占到总量的66%，而2016年为64%，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3晚及以下的产品占比26%，2016年占比为27%，下降1个百分点，因此6晚及以下的产品依然占有绝对比例，总占比达到92%。虽然不少邮轮公司尝试开发7天6晚甚至更长的航线，但6晚及以下的航线依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7晚的产品仅占4%，比2016年下降2个百分点，8晚以上的产品占比仅为15%。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22~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全球邮轮市场区域多元化特征逐步明显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世界邮轮航线分布比较集中，全球邮轮旅游活动的主要区域为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地中海区域、亚洲/南太平洋、阿拉斯加、墨西哥西海岸等，其中加勒比海地区和欧洲/地中海区域是最为密集的邮轮旅游活动区，邮轮到访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现代化邮轮旅游起源于经济发达、水域条件良好、海洋文化较为成熟的北美地区，北美地区的邮轮旅游已有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市场培育了大量的邮轮公司，使得北美地区成为全球邮轮旅游最为发达和最具活力的市场区域，也使得北美地区成为全球邮轮旅游发展的样板地区。美国邮轮市场一直引领着世界邮轮旅游市场的发展，近年来美国游客量占据全球邮轮游客量的50%左右，英国和德国共占15%左右，澳大利亚、意大利和加拿大合计占12%左右。全球邮轮市场的集中度较高，全球90%左右的邮轮游客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中国、法国、西班牙、挪威等10个国家。随着亚太地区邮轮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市场渗透率的提升，以及新兴邮轮市场的逐步崛起，邮轮市场的区域多元化特征逐步明显。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26~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助推邮轮经济消费增长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是邮轮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反映居民消费能力的指标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较好的指标，居民购买力的提升将有利于现有旅游市场的发展和潜在市场的开发。2018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比上年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4336元，增长8.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比上年增长7.8%（见图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6413元，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3066元，增长9.2%。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40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4361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318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6471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长6.8%。2018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853元，比上年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112元，增长6.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为27.7%，农村为30.1%。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30~3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国邮轮市场规模增长进入战略调整期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随着部分国际邮轮公司进行全球战略布局调整，中国邮轮市场自2017年起首次出现增速放缓，2006~2011年为萌芽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36.74%；2012~2016年为快速成长期，年平均增长率为72.84%；2017年增长率为8%。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迅猛发展后，2018年进入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高品位发展”的战略调整期。2018年中国邮轮港口接待邮轮976艘次，同比下降17.3%；接待出入境游客量为488.67万人次，同比下降1.2%。其中，接待母港邮轮898艘次，同比下降15.84%；接待母港出入境游客量为471.42万人次，同比下降0.58%。依据接待出入境游客量排名，中国十大邮轮港口分别为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广州港国际邮轮母港、深圳招商蛇口邮轮母港、厦门国际邮轮中心、青岛邮轮母港、大连国际邮轮中心、海口秀英港、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等。邮轮市场客源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前五大邮轮港口共接待770艘次，占全国比重为78.8%，接待出入境游客量达到456.92人次，占全国比重为93.5%。其中，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依然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接待邮轮375艘次，同比下降19.53%，占全国比重为38.42%；接待出入境游客量为271.56万人次，同比下降6.84%，占全国比重为55.57%，以绝对优势保持全国第一大邮轮母港地位。由招商局集团参与的邮轮港口城市中，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深圳等五个城市接待邮轮游客量约为422.6万人次，约占我国2018年全国总接待邮轮游客量的86.5%。华东、华北市场增速放缓，华南市场增长显著，前五大邮轮港中，上海、天津邮轮港口游客接待量呈现一定下降趋势，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游客接待量下降6.84%，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游客接待量下降27.49%，华南市场呈现显著增长态势，广州、深圳、厦门接待游客量分别增长20%、92.91%、100.74%（见表2~表4）。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34~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国籍”邮轮发展难，税费成本明显高于国外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国内邮轮母港的收费标准主要包括政府规费和码头企业收费两部分。同等情况下，国内停靠综合收费比美国高出3~5倍、比欧洲高出2~3倍。邮轮运营成本过高还在于，即便邮轮的注册地在中国，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仍需缴纳部分税费，主要包含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税费，占总费用的30%。因此，至今仍没有一艘“中国籍”邮轮。携程旗下的“天海新世纪号”已退出中国市场；海航所属的“海娜号”注册地为马耳他，已退出中国市场；渤海轮渡“中华泰山号”注册地在巴拿马；钻石邮轮“辉煌号”注册在巴哈马。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60~6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各级邮轮经济政策纷纷出台，破解邮轮经济发展难题瓶颈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当前，邮轮经济政策进入红利释放期。我国邮轮旅游已经实现了从小众旅游向大众旅游转变，社会各界对邮轮经济发展战略意义的认识更加清晰，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在2018~2019年密集出台邮轮经济扶持政策，尤其是出台邮轮经济政策的层级大幅度提升，邮轮经济政策的精准性显著增强，制约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很大程度上得以突破。随着相关邮轮经济政策的逐步落实，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必将推动中国邮轮经济更好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加强与各级主管部门的对接，推动邮轮经济相关政策法规集成创新，争当邮轮经济政策试验田，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推动邮轮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邮轮经济是典型的口岸经济，具有全球化、外向型特点，国际邮轮产业普遍集聚于经济高度自由的港口城市。逐步完善以服务邮轮经济为主要特色的海关监管制度，适时在符合条件的区域探索创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国已建立六个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在中国邮轮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但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撑，要争取实质性配套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创建以邮轮经济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推动国际邮轮港、邮轮产业园区与自贸试验区对接联动，实施有利于邮轮经济新业态发展的综合配套政策制度，为邮轮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创新发展空间。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71~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本土邮轮运营进入国家队时代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

绿皮书指出，为推动中国本土邮轮船队的发展，从2013年开始探索，先后有“海娜号”“中华泰山号”“天海新世纪号”“钻石辉煌号”等中资邮轮开展运营，但都面临着运营经验不足、经营亏损巨大的压力。2018年9月，“天海新世纪号”正式退出中国市场。2018年3月，中船集团与嘉年华集团在香港合资成立中船嘉年华邮轮公司，注册资本为55亿美元，其中中船集团占股60%。向嘉年华集团购买“大西洋号”“地中海号”2艘现有邮轮，并规划到2029年，中船嘉年华将拥有8~10艘邮轮，打造全球最大中资邮轮公司。另外，中国旅游集团与中远海运集团合资成立星旅邮轮国际有限公司，在厦门设立国内运营中心，首艘邮轮命名为“鼓浪屿号”，标志着中国本土邮轮运营进入国家队时代，相较于民营邮轮公司具有更好的资源和平台优势（见表2）。

（参见《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p106~1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中国邮轮经济全产业链发展存在四大瓶颈

2019年10月10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 Seatrade亚太邮轮大会联合发布了《邮轮绿皮书：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英文版）。

绿皮书指出，中国邮轮经济全产业链发展存在四大瓶颈。

（一）邮轮产业链发展总体性规划亟须建立

虽然我国邮轮码头游客接待总量呈上升态势，但邮轮经济依然不够明显，各个沿海城市邮轮都是自主性、自发性发展，缺乏全国性的邮轮产业链规划，使得“看得见的手”引导性不足。在全国各地邮轮港口经济发展极为不均衡的情况下，各地依然推进邮轮港口扩容，盲目兴建邮轮母港，但邮轮接待量与港口能级严重失衡，部分港口甚至无船停靠。除上海、海门提出邮轮建造外，福建、广州、天津等地也提出推动邮轮建造，并且不少地方还提出推动建立邮轮船供中心。所以需要进行全国“一盘棋”的邮轮总体规划，明确各地的发展定位和产业布局，加强多区域之间的联动发展，避免盲目竞争，更好推动中国邮轮产业发展。

（二）邮轮设计建造支持政策亟需加大

我国在邮轮设计建造方面起步较晚，涉及邮轮设计建造的相关核心技术掌握得比较少，从而使得技术沉淀较少。邮轮设计建造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还需要更多的邮轮设计建造配套企业的集聚，这就需要设计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邮轮设计建造企业。邮轮设计建造需要强大的资金实力的支撑，尤其是在前期的邮轮研发设计阶段（见图2），面临着投入大、几乎无收益的困境，并且邮轮建造是高风险的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所以需要更大的政策扶持，亟须保税加工等便利化政策以及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国内外邮轮龙头企业产业集聚能力有待提升

目前世界邮轮产业主要集聚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北美地区以邮轮总部及配套产业为主，世界邮轮设计建造及配套产业主要集中在欧洲地区。目前国际邮轮领域标准基本由外国垄断，中国企业进入邮轮产业的门槛和壁垒很高。高水平的邮轮经济发展需要推动全球各类相关企业的集聚，形成产业集群。邮轮修造国外高度垄断，目前配套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欧洲，我国推进国产大型邮轮修造，但尚未掌握邮轮修造的自主知识产权，缺少本土化的邮轮建造功能性平台，邮轮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及供应链管理方面较为欠缺，邮轮产业要素集聚效应偏低，区域辐射及带动效应有限。国内外优质邮轮企业集聚程度依然较低，邮轮龙头企业对产业要素的整合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

（四）缺少邮轮经济产业链发展的开放型政策体系

发展新兴经济，提升经济贡献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撑。邮轮产业是典型的口岸经济，具有高度的全球化、外向型特征，与国际邮轮经济所需政策环境高度契合，对于资本流动便利化有着较高的需求，并且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经济，对融资租赁、航运保险等有较高的需求。尤其是邮轮修造国外高度垄断，目前配套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欧洲。上海在大型邮轮修造领域将直接参与全球最高水平竞争，但缺乏自贸区政策优势，面临着邮轮产业资本流动便利化较低、融资租赁准入门槛较高、监管制度便利化不足等问题，对吸引全球企业推进邮轮产业要素集聚有较大的限制影响，不利于提升邮轮产业经济贡献。

该报告深入研究了亚太地区9个主要市场（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新西兰）中500名消费者的在线购物行为和偏好。该报告在2019年新增了日本和印度市场的研究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在全球电子商务领域处于落后状态。在澳大利亚，只有36%的购物是通过在线交易进行的，而亚太其他地区这一平均水平达到47%，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比例则要低得多。

Rakuten Marketing国际董事总经理Anthony Capano表示：“ eMarketer预测，到今年年底，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超过3.5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对于所有零售销售额增长的贡献达到64%。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太地区市场为希望进入该地区的品牌和零售商提供了大量机会。”

“本报告的调查结果将帮助品牌商和营销人员对亚太地区消费者的行为差异有更深的了解，并帮助他们发现新的机遇。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帮助企业就如何在该地区实现增长和运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市场概况

在进行网上购物的澳大利亚人中，交易主要发生在电脑（占50%）端，其次是移动设备（占36%）和平板电脑（占14%）。该研究表明，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亚太其他地区移动购物占在线销售总额的大头，平均占比为45%。

运输成本高昂是阻碍澳大利亚人在线购物的主要原因。与去年相比，今年运输成本增长了14%，有52%的受访者称运输成本高是主要的因素，其他因素包括退货（27%），付款安全性低（22%）和网站合法性（22%）。

在决定购物地点时，澳大利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消费者主要受价格的影响（分别为81.3%和80.9%）。推动澳大利亚消费者在线购买的其他关键因素包括产品种类多样（63%）、交货时间（55%）和网站可用性（50%）。20%的消费者受到优惠券和促销活动影响，而16%的消费者受到现金返还和奖励的影响。

热销品类

此外，大多数的在线购买集中在旅行产品（14%）、杂货和家庭用品（12%）和女性时装（10%）上。

搜索渠道

在线搜索是澳大利亚消费者用以寻找品牌比较受欢迎的方法，有77%的受访者表示偏好在线搜索，其次是家人和朋友（35%）以及社交媒体（27%）。澳大利亚消费者还表示，他们还会通过促销和优惠券网站（占15%）以及现金返还和奖励网站（占9%）发现新品牌。

与品牌建立联系后，澳大利亚人主要通过Facebook（29%），其次是电子邮件（28%）和Instagram（20%）进行与其进行互动。有趣的是，只有3%的澳大利亚人通过Snapchat与品牌互动。

本文编译来自：雨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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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随着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移动支付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移动支付不仅改造了传统消费形态，而且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链条。同时，移动支付为信用社会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天然土壤，为弥合区域发展差距提供了有效的抓手。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全球第一，根据CNNIC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2018年1-9月，中国移动支付业务428.2亿笔，金额199.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4.9%和33.5%。

目前刷脸支付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二线城市，因此在刷脸支付的普及过程中，三四线城市依然潜力巨大，即使步调比一线城市慢一点，但是得益于一线城市对用户的教育，以及模范和标准的建立，三四线城市依然是一片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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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育短视频作者超过99万，同比增长超过100%； 教育直播日均观看时长≈734年，日均观看人数累计高达1亿，日均直播评论超过2000万。

短视频构建教育新场景

作为一个普惠和真实的短视频社区，学习需求一直是快手用户的普遍需求。教育生态报告则用数据表明，教育这件事在快手上无关年龄与性别，更多关乎个性与互动，并呈现出地域与偏好的显著差异。

以素质教育为例，日均播放量超过10亿，点赞量超过360万，快手用户已经习惯了通过短视频学习新知识，包括书法、手绘、曲艺、生活妙招、舞蹈、摄影等；职业教育方面，日均播放量超过9亿，普通人通过学习维修、驾驶、饮食制作、服装设计等，丰富了生活或改变命运。

数据显示，18岁以下用户除了在快手获取学科知识，兴趣也兼顾计算机、动漫手绘、体操和黏土；18-30岁的用户偏爱摄影；30-45岁用户动能操作农用机械，静能写书法、吹萨克斯；45-60岁用户更关注财富知识、种花和二胡，60岁以上用户喜欢茶叶、下棋和曲艺。和日常认知不同，美发内容的男老师更多；唱歌教学方面，女生更爱教，男生更爱学。

不同的地域也有各自的内容消费偏好。广东有很多热爱研究电子产品的新新人类，上海舞蹈高手遍布，吃货则喜欢在北京和重庆穿梭；云南和宁夏则一如既往的充满文艺和知性的气质，新疆的青年正在谱写更多励志故事。同时，知识也在大小城市和南北方之间互补流动。

快手连接起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通过短视频+直播以及快手课堂等功能，为用户创造出教与学的新场景。目前，快手上52万教育内容创作者已成为付费课程老师的一员，而这仅仅是短视频+教育新生态的冰山一角。

从快手课堂到教育生态，快手的新突破

自发的教与学繁荣了快手社区，但学习体验与创作者变现却不够规范化、体系化、规模化。2018年6月，快手课堂上线，通过专有页面连接知识创作者与粉丝，并通过精选内容付费，让教育内容创作者在快手上“劳有所获”。

到今天为止，用户消费好内容获得知识的同时，高达52万的教育短视频创作者已经通过快手获得了收入，并推动短视频与教育行业深度融合，为教育拓展了“新人群”，创作出“新内容”，孵化出“新老师”，也在推动着教育营销方式、社交化学习的革新。

“新人群”体现在快手挖掘了新消费群体的学习需求。从2018年6月到2019年8月，快手教育平均每月付费用户环比增速超过95%，累计付费用户已超160万，快手教育生态初具规模。用户覆盖一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其中，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市场用户占比高于行业平均水平9.2%。

“新内容”体现在快手拓展了知识边界，探索出众多新型细分市场，除了学前、K12、成人教育内容之外，知识的边界延伸到职教、生活、拍摄剪辑、电商、丽人、书法、手工等内容领域，更好地满足大量的长尾需求。

“新老师”则体现为教育生态中老师IP更受学生欢迎，付费课程教师人数累计超过1万人。除了品牌机构，新兴知识作者群体也在出现，个人IP也能出圈，极大程度上突破品牌营销的局限，释放个体“老师”能量。

说到“新营销”，快手教育生态在知识变现方面表现出强私域渗透力。51%的作者使用短视频售卖课程，其中95.2%的人获得收益；43%的作者在直播间售卖课程，其中94.9%的人获得收益。“好内容”与“获客”的转化壁垒得以打通，免费的好内容带来付费的新转化，用户学习需求的触发机制也从心理营销向价值说服倾斜，不必高成本去买流量。

承袭了短视频和直播的强互动基因，快手教育生态呈现出“新传授”的特色。知识传受关系不止于单向的教育传输，而是更加强调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与陪伴。其中，短视频互动率高达76%，直播人均弹幕15条。

教育生态合伙人计划升级

如果说快手课堂是快手教育1.0，那么今年7月发布教育生态合伙人计划则意味着快手教育进阶为2.0。

相比以往，“教育生态合伙人计划”开始主动邀请优秀短视频知识生产者入驻快手，并提供精细的运营辅导和百亿流量支持。

这一次，除了个体优质创作者，好未来、果壳、星站TV、喜马拉雅、知乎、育学园等各领域知名企业开始主动拥抱短视频，在快手进行优质、稳定、系统化的内容输出，越来越多成功案例在快手涌现。

近日，快手进一步升级了 “教育生态合伙人计划”，从流量、资金、运营、品牌、电商、数据服务等多个维度为C端和B端的合伙人提供精细化的支持，共同发现教育与短视频结合的可能性。

快手教育生态不断发展壮大，崭新的知识传播和学习场景让人们看见了教育的未来趋势，它融汇了好内容、好老师、好前景，加速让教育回归普惠的初衷。

报告显示，海归人才在国内就业遇到一定阻力：近70%的留学生归国后遇到了文化理念、落户就学、政策限制等难题；30%的留学生认为第一份工作完全未达到预期；而在企业端，27%的受访企业认为海归的自我评价过高。

这样的困境也直接表现在海归人才的薪资水平上：报告显示，近三成海归2018年实际工资不足10万元，而有近五成海归期望2019年可以拿到10-15万元的年薪，从薪资水平上可以看出，海归学生并不如往日风光。

报告显示，约七成企业仍然重视海归招聘，68%的受访企业表示有海外校园招聘的意愿；65%会针对暂未回国的候选人设置专门的面试流程；同时，64%的受访企业愿意为海归提供额外的福利待遇。而外企和民营企业，在此意愿上更为强烈。

来自LSE校友会的杨涵认为，适应能力、成长力和国际视野是海归的三点明显优势。但相较国内毕业生，海归学生求职窗口期较短，国内企业对国外高校了解却并不多，这也样容易造成海归就业难的现象。

分析海归人才画像时，UniCareer发现，受访企业普遍更看重与“实际工作表现”相关的素质，比如实习/工作经验、相关工作技能。数据显示，约八成的受访企业更倾向拥有2次及以上实习经历的海归。

UniCareer成立于2014年，主要通过职业技能阶段式学习以及测评体系，为大学生以及在职白领提供一站式人才解决方案。 2017年7月，UniCareer获得新东方、昆仲资本联合领投的5000万元B轮融资；2018年4月，获猎聘、东方富海领投近2亿元C轮融资。

以下为报告全文（略有删减）：

男女比例4 : 6，英美仍是海归主要来源国

参与调查的受访海归中，男性占43%，女性占57%。在留学国家或地区的选择上，欧洲和北美地区依然是主流目的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为主要留学国，分别占比28%、24%、 12%；其次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与留学选择目的地比例接近。

学历硕士居多，商科海归占五成

近六成的受访海归在海外已经或即将取得的最高学历为硕士。51%的受访者的主修专业为商科，医学专业较少，仅为2%。男性更倾向工程学与自然科学，女性则集中在商科、人文与社会等。

情感与文化因素是回国的首要原因，第一份工作更看重公司平台

“情感与文化因素”位列受访海归回国就业的主要原因榜首，占30%。对于海归来说，国内所能给予情感及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促使其回国极强的推动力。除此之外， ”国内个人发展机会更多”，“看好国内经济形势”，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位。

对于国内第一份工作，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海归认为“公司平台”是其在求职时优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才是“工作城市”、“薪资”和“与所学专业的匹配度”。

回国后的困难与问题，海归感受各有不同

虽然回国发展对留学人员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当谈及回国后遭遇的困难时，有三分之二的受访海归表明了烦恼，其中“文化理念融合难”与“优惠政策享受难”被提及最多。不过“政策享受难”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访海归对政策的关注度低有关。有20%的受访海归认为政策的宣传力度小，而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海归不知从何了解政策的窘境。

超八成海归回国半年内就职，近三成海归年薪低于10万

国内招聘平台是受访海归回国求职的首选渠道。86%的受访海归可以在回国以后的半年内找到工作，求职时长1年及以上的占比仅为7%。近三成受访海归的初始年薪低于10万，高于15万的占比仅为四成。

北上广深薪资优势依然明显，新一线城市吸引力不断攀升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依旧为海归最偏好的国内就业城市，68%的受访海归选择其作为第一份工作的所在地。同时，得力于近年来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和经济快速发展，阿里网易等知名企业云集的杭州、国家新兴高新产业重点城市苏州、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西南重镇成都等新一线城市逐渐崭露头角，对受访海归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从整体上看，受访海归的分布情况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政策颁布情况相吻合。

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的薪资结构也有所不同。初始年薪高于15万的受访海归中，79%的工作地点位于北上广深，而在其他城市的占比仅为21%。当把初始年薪提高到30万以上时，会发现差距愈发明显，可见北上广深的高薪机会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海归就职行业多元化，新兴行业前景广阔

在深化供给侧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行业快速发展，成为受访海归最倾向的行业。其他行业的分布呈现多元化，排名第二的IT/互联网占比为15%，与国内该行业的吸引力与繁荣景象不符。这或许是受有限的企业需求量和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所影响，且相比国内学生，海归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对比不同行业之间的薪资占比差异性，可以看出新能源/新材料行业的薪资最具竞争力。其20万以上的初始薪资占比最高，占到整个行业的46%。作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发展新能源作为顺应科技潮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因此相对应的，该行业也有着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更高薪资的期待。

民营企业成海归就业主体，创业型企业薪资水平高

受访海归第一份工作的就业单位主要集中在本土民营企业，占比超过1/3。相比之下，创业型、外资和民营企业能提供的初始薪资更高。其中，创业型企业薪资水平最高，这不仅体现了创业型企业对海归群体的认可，也说明了其对人才的渴求。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薪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如互联网等行业的民营企业的初始薪资比外资企业还要高。

海归就业方向与所学专业基本一致，男女青睐岗位存差异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海归的就职岗位基本与所学专业方向一致。其中作为海归主流学科的商科、工程学、人文与社会，其基本匹配与完全匹配的总占比分别为72%、69%、60%，均高出平均水平，这与此类岗位在市场上充足的需求量是分不开的。而作为匹配度占比最高的艺术与设计学科，则与其象牙塔般的专业层级与大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度增加相关。

除此之外，调查结果还显示，男性海归与女性海归在岗位职能的选择上存在不同的倾向性。选择研发/技术作为第一份工作的男性海归比女性海归要多出32%，而选择人力/行政的女性海归则比男性海归多54%。这不仅与男女在专业选择上的倾向性正相关，也与男女本身的思考方式与行为特质相关。

通用类岗位对专业更宽容，技能型工种高薪高门槛

从整体上看，受访海归的就业岗位呈现多元化；就职通用类岗位的占比要高于技能型岗位。这也部分反映了求职市场上岗位的供需差异。比较各类岗位与其相关专业的匹配度，可发现金融/会计、设计/艺术、研发/技术的匹配度最高，这证明了技能型岗位对求职者专业背景的要求更高。而市场/销售类岗位由于对求职者的专业背景最为宽容，且市场需求强烈，发展空间宽广，反而吸引了大批非商科专业的海归求职。

分析不同岗位中20万以上高薪的占比，会发现技能型岗位相比通用型岗位占比更高。显示出技能型岗位门槛虽高，但同时会以更优厚的薪资待遇来吸引人才的意愿。通用型岗位中，以人力/行政在高薪中占比最低，这与其岗位本身的职能特性相关。

“质” “量”一起抓，实习经历助力求职

60%的受访海归在求职前拥有至少2份实习经历，没有任何实习经验的占比仅为19%。在拥有实习经验的受访海归中，其实习与之后所从事工作相关的占比高达66%。

同时，拥有2份及以上实习经历的受访海归，其实习与之后所从事工作的相关度，会高于仅1份实习经历的受访海归。这由于实习通常与毕业后的职业规划相关联，所以实习经历的增加，会使得这些受访海归拥有相对更清晰的职业规划。

调查结果还显示，受访海归的实习经历与其对所从事工作的满意度相关联。实习经历可以分为从实习份数与实习相关度两个维度。实习份数越多，工作满意程度越高。实习与所学专业衔接度越高，工作满意程度也越高。

约三成海归认为工作完全未达预期，公司平台成最大不满因素

43%的受访海归表示国内的第一份工作基本符合期待，同时29%的受访海归认为第一份工作连基本预期都未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