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底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75.86万，较2022年减少5.1%；与此同时，韩国统计局发布的同期数据显示，去年，韩国2023年新生儿人数仅为22.997万人。上述数据皆为两国统计机构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韩国学者金允俊（音译）告诉第一财经，无论是出生人口的下降，还是新婚人数的减少，都反映了现代日韩民众在生育观念上的转变，也暴露出诸如高育儿成本、激烈的职业竞争、社会老龄化等多重社会问题的交织影响，“尤其是新婚人数的减少，则进一步揭示了当前日韩社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

皆创历史新低

就去年的新生儿总数，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日本新生儿数量已经连续8年减少。此次公布的新生儿数据还包含在日本出生的外国新生儿数量，因此，去年仅日本本国新生儿数量约为70万。

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日本出生人口减少的速度超过预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上述数据公布后表示：“日本出生率下降的情况非常危急。到2030年，未来6年左右的时间里，年轻人的数量将迅速减少，目前将是扭转这一趋势的最后机会。”

同期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去年日本的死亡人口高达159.05万人，是出生人口（75.86万）的两倍多。这种“死亡赶超出生”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日本人口在去年减少了83.19万人，降幅创下了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2023年日本的结婚数量共有48.93万对，是二战以来首次低于50万对，创历史新低。日本制药企业乐敦于3月2日发表了的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年轻人未来不想生孩子的比例，已经创下最高纪录，达到55.2%。

面对上述严峻的现实，特斯拉CEO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发出警告：“如果情况不发生改变，有朝一日，日本将会消失。”

在韩国，伴随新生儿数量下降的还有总和生育率。所谓总和生育率，即适龄女性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数量。韩国统计局同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依旧呈下滑态势，为0.72。2022年为0.78。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通常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维持世代更替水平。据韩国政府方面预测，今年的相关数据也不乐观，新生儿人数与总和生育率还将持续下降。韩国统计局去年推算，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或为0.68。

由韩国统计厅编纂、每两年更新一次的《人口形势展望》显示，韩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约5184万的峰值，此后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即每年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展望》此前预计，韩国新生儿数量到2025年降至约22万，2072年进一步降至约16万。但如今结合最新数据来看，韩国新生儿数量的下滑比政府预期的要快。

政府如何破解？

面对困扰已久的“少子化”问题，近些年来日韩历届政府都在积极应对，比如通过加大预算投入、增加生育补贴和住房支援、保障育儿假等，来鼓励生育、缓解少子化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已在去年警示，如果韩国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提振低迷的生育率，韩国经济将在2050年陷入负增长。对日本而言，也是如此。“高龄少子化”催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已成为困扰日本经济发展和产业复苏的关键因素之一。

去年，日本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回应中强调，日本的少子化情况已形成“危机”，日本政府将采取多项措施鼓励结婚和生育。此前，他多次表示，出生率减少“可能动摇日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基础”，他承诺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当前政府的首要任务。

日本政府已在去年4月首次成立专门针对“少子化”问题的“儿童家庭厅”。同时，作为新的应对措施之一，日本政府也已正式宣布于2023年度增加新生婴儿补助金，从目前的42万日元增加到4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当然，由于日本各地医疗机构收费标准不同，这一补助水平略高于日本全国约45万日元的平均水平。

在韩国，历届政府也是一方面通过促进生育率、一方面积极调整经济的“双轨制”政策，以适应少子化和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当前尹锡悦政府还希望通过楼市调控政策，加大住房供给，来缓解年轻人的压力，以期提升生活质量。

韩国保健福祉部前部长朴凌厚表示，在接受低生育现实的同时，政府将集中力量改善导致这一问题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同时，他认为，缓解低生育、少子化问题，还需要企业、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等应齐心协力，推动根本性的改变，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尹锡悦甚至在2022年称，在过去16年间，为增加人口数量，韩国政府已花费了2000多亿美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在去年承诺，将用“翻倍的预算”来实施“前所未有的少子化对策”。

对于日韩政府这些年为缓解人口问题投入财力缘何收效甚微，金允俊认为，当前日韩政府的政策主要忽略了那些越来越多不愿走到这一步的年轻人，“对于已婚已育的家庭来说，在当前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家庭、工作与经济的关系，也是考验，对于女性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