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称，现预计全球经济今年将创下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小增幅，从去年的增长3.6%放缓至增长2.9%，2020年预估为增长3.0%。

OECD表示：“全球前景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确定。”“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正在对信心和投资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

OECD称，如果各国政府对于如何做出应对继续犹豫不决，全球经济有进入一个新的持续低增长阶段的风险。

该组织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仍将缓慢，如果贸易冲突蔓延到其他经济关系上，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OECD下调对美国和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预测。该组织现预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今明两年分别增长2.4%和2%，5月时预测为增长2.8%和2.3%。该组织对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印度、俄罗斯、沙特和南非2019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幅度更大。

OECD国家面临的负面因素中，贸易摩擦是最严重的，但并不是唯一一个。该组织还警告，若英国没有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直接脱欧，英国经济产出可能要比有协议脱欧的情况低2%，欧盟要低0.5%。这将使得英国经济陷入衰退，欧盟濒临衰退边缘。

“末日博士”鲁比尼周四撰文表示，在我们纪念雷曼兄弟倒闭10周年之际，人们仍在就金融危机的起因和后果、以及为下一次危机做了什么准备以及吸取到什么教训辩论不休。

但展望未来，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会引发下一次全球衰退和金融危机，以及将在何时发生。

鲁比尼认为，目前全球扩张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因为美国有巨额财政赤字，欧洲仍在复苏道路上。但到2020年，金融危机和全球衰退的条件将会成熟，或迎来新一轮金融危机。

2020年发生金融危机的10大理由

首先，目前推动美国经济年增长率超过2%的财政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到2020年，刺激计划将消耗殆尽，届时将把经济增长率从3%拉到略低于2%。

其次，由于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时机不佳，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通货膨胀正超出预期。因此，到2020年，美联储将继续把联邦基金利率从目前的2%提高到至少3.5%，这可能会推高短期和长期利率以及美元。

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也在上升，而不断上涨的油价正加大通胀压力。这意味着其他主要央行将跟随美联储走向货币政策正常化，这将降低全球流动性，并对利率构成上行压力。

第三，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贸易争端几乎肯定会升级，这将导致增长放缓和通胀上升。

第四，美国其他政策将继续加大滞胀压力，促使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特朗普政府正限制向内/向外的投资和技术转让，这将扰乱供应链。

这将限制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而需要维持增长的移民进入美国，阻碍了对绿色经济的投资。同时并没有解决供应方面瓶颈的基础设施政策。因此一旦出现调整，流动性不足和贱卖/低估的风险将变得更加严重。

第五，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当其他国家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的保护主义进行报复时，增速可能会放缓。已经脆弱的新兴市场将继续受保护主义和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

第六，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和贸易摩擦，欧洲经济增长也将放缓。此外，意大利等国的民粹主义政策可能导致欧元区内部债务不可持续。政府与持有公共债务的银行之间仍未解决的“恶性循环”，将放大这个风险分担不足、不完整的货币联盟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场全球衰退可能会促使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彻底退出欧元区。

第七，美国和全球股市存在泡沫。美国的市盈率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50%，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的估值已经过高，而且鉴于其低收益率和负期限溢价，政府债券也过于昂贵。随着美国企业杠杆率达到历史高点，高收益信贷也变得越来越昂贵。

此外，许多新兴市场和一些发达经济体的杠杆显然过高。商业和住宅地产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出现价格过高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乌云密布，新兴市场股票、大宗商品和固定收益资产的调整将继续。前瞻性投资者已经开始预测2020年的将出现增长放缓，市场将在2019年重新评估风险资产。

第八，一旦出现调整，流动性不足和贱卖/低估的风险将变得更加严重。中间商减少了做市和仓储活动。高频/算法交易将增加“闪电崩盘”的可能性。固定收益工具也越来越集中于开放式交易型指数基金和专用信贷基金。

在规避风险（risk-off）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将无法再以美元计价的巨额债务作为安全资产。随着通胀上升和政策正常化的进行，各国央行在后危机时期提供的支撑政策已经不再可靠。

第九，尽管美国经济增速达到4%，特朗普仍在攻击美联储。但到2020年选举年，那时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1%以下，失业也会出现。特朗普制造外交危机来“左右局面”的可能性将会很高，尤其是如果民主党今年重新执掌众议院。

因特朗普早已挑起了全球贸易争端，且不敢攻击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他最好的目标将是伊朗。通过挑起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他将引发与1973年、1979年和1990年油价飙升不相上下的地缘政治冲击。不用怀疑，这将使得即将到来的全球衰退更加严重。

最后，一旦上述完美风暴出现，能解决危机的政策工具却极度缺乏。大规模公共债务已经限制了财政刺激的空间。更多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受到资产负债表膨胀和降息空间不足的限制。在民粹主义运动死灰复燃、政府几近破产的国家，金融部门的救助将是效果甚微的的。

特别是在美国，议员们限制了美联储向非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提供美元债务流动性的能力。而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正使得推行欧盟层面的改革、建立必要的机构以应对下一场金融危机和衰退变得更加困难。

与2008年不同的是，当时各国政府拥有防止经济衰退所需的政策工具，但在目前总体债务水平高于上次危机的时刻，那些必须面对下一场衰退的决策者将束手无策。当危机到来时，可能会比上一次更严重、更持久。

上一次全球“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市场中风险事件此起彼伏，波动率却徘徊在纪录低位。波澜不惊的表象之下，究竟有多大暗潮正在伺机而动？

管理逾90亿美元的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 Management）驻伦敦固定收益基金经理Ian Spreadbury认为，当前投资者所处的一些环境比上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还要更恶劣，显而易见的系统性风险正在上升。

首先，尽管有着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政策和长期超低利率的支持，全球GDP增速却远低于上次危机爆发初期时的水平，连3%都不到。“名义增速更是一直滑向19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Spreadbury在报告中写道。

其次，导致当年危机的结构性因素也开始恶化。全球债务对GDP的比率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远超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的水平，而且仍呈现上升势头。“债务泡沫已经回归–也许只是在构成上有着少许变化，”Spreadbury说。

第三，虽然实际波动率和隐含波动性都很低，但与十年前不同的是，全球经济政策面临的不确定性与衡量投资者焦虑程度的VIX指数出现了明显分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大幅升高，意味着政策出现错误带来的风险加剧。Spreadbury指出，市场对所谓特朗普通货再膨胀交易的乐观态度“错位”，正是风险所在。

从宏观环境上来看，当前的市况和上次信贷危机的前夜还有一些相似之处： 2006年也是全球货币紧缩的一年、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波动率也接近纪录低位、公司债利差也是如此，股市处于牛市、高收益债券回报率接近10%。

“考虑到以上因素，投资者现在需要认识到风险，需要多元化，这已经不是过度追求收益的时候了，” Spreadbury建议，“我一直强调投资组合的安全性，降低对高收益风险的敞口，并专注于高信用等级投资类债券，选择性地投资政府债券、通胀挂钩债券以及新兴市场。”

剑桥大学(Cambridge)神经学家、前华尔街交易员约翰•科茨(John Coates)领导的一项独创研究显示，金融交易员在市场强烈波动期间所感受到的压力，会降低他们对风险的兴趣。这种现象可能会延长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

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研究综合了实地和实验室研究。科茨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市场波动性上升的8天内，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一组交易员分泌的压力荷尔蒙可的松(stress hormone cortisol)水平平均增加了68%。

这些科学家将这一发现带到剑桥大学的阿登布鲁克医院(Addenbrooke’s Hospital)，他们利用药理作用——氢化可的松片剂——来提高实验志愿者体内的可的松水平，同样是8天内增加68%。接着实验参与者玩了一场激励式冒险游戏。结果显示，可的松水平提高的试验者风险兴趣大幅下滑，其中一项衡量指标显示下滑幅度达到44%。

科茨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对金融界影响重大。亚临床压力会影响人们的冒险行为，而这是常规风险衡量指标所检测不到的。他表示：“无论是交易员、风险管理者还是政策制定者，没有人意识到，一种强大的生理机制在影响市场。”这项研究还对风险偏好稳定的假设提出质疑。他表示：“这种假设……是几乎所有经济模型的基础，并且事实上也是所有市场情绪指标的基础。”

在市场提供最具吸引力的机会时，个人和企业事实上却往往会变得无动于衷。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最需要冒险者，但压力荷尔蒙的不断升高会助长普遍的避险情绪，这种情绪有时被称为非理性悲观。科茨教授总结称：“这种对压力的反应，可能会因此加剧市场的不稳定并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

译者/梁艳裳

via：FT中文

《英国医学杂志》17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男性自杀率出现上升趋势。

这项报告对金融危机爆发后54个经济体的自杀率进行了统计研究，调查对象是年龄在15岁以上的自杀者。

调查显示，欧洲15岁至24岁的年轻男子中，自杀率同比上升了11.7％；而同期美国45岁至64岁的中老年男性的自杀率增加了5.2％。

研究认为，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大幅上升，和这些国家男性自杀人数增加有着密切联系。

统计显示，2009年欧洲各国的失业率在17％~35％之间，2010年的失业率同样居高不下。

此前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体中有超过1万人因经济危机自杀。

在上一代人看来，美国7.6%的失业率是很严重的经济衰退；而如今，它却成为了经济改善的迹象。确实，前不久在华盛顿出席春季会议的各国财长中有许多人都对此心生羡慕。在欧元区的17个成员国中，失业率高达12%而且还在不断攀升，西班牙的失业率更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在过去19个季度中的10个季度，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萎缩。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吗？

未来会有人（而且已经有人）撰写如何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书籍，关于原本应该救助谁、应该任由谁破产的争论会持续不休。不过，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一个经济体在遭受严重的金融冲击后该如何加快复苏，过去这些年教给了我们什么教训？

我们很难了解情况原本可能会怎样。现在的事件尚未结束，所以没有人能知道已采取的措施将带来的最终结果。即便如此，一些初步的教训似乎还是显而易见的：

教训之一：作出正确的诊断。

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肯•罗格夫(Ken Rogoff)写了一本讲述金融危机史的书（其有关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的数据前不久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质疑）。他认为我们要记住的最重要事情是──“当经济衰退还伴随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经济就会陷入长时期的缓慢增长。”

减轻失业和被驱离家园的阵痛是人道之举。然而，眼下这种衰退更像是一种慢性病。罗格夫说，如果你意识到你无法迅速走出衰退，那就需要改变对风险的计算法。这意味着你要做些短期内在政治上（很可能也在经济上）会带来阵痛的事情，比如说注销坏账，因为它们会在日后给你带来回报。罗格夫称：“这实际上关系到经济将缓慢增长五年还是15年。”然而，当第一波主要金融冲击来袭之时，美国和欧洲都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教训之二：心中存疑时，要做的更多，而不是更少。

这句话听上去轻率鲁莽，特别是考虑到此次危机就是由过度放贷、借款和冒险所引发的。然而，近期历史表明，最初的预测永远悲观不足，在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后，意外的失望总比惊喜更有可能出现。自2009年以来，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官员就一直对经济增长形势持过分乐观态度。

假如美联储能够让一切重来的话，它大概会更快采取更多降息、印钞和购买国债的举措。假如国会愿意配合的话，巴拉克•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的大多数经济顾问也会制订更多财政刺激方案。

当然，也有另一种与此相对立的观点认为，是财政“药方”本身而不是“剂量”出了差错。但关于“刺激越少，情况可能更好”的论点从近期历史中得不到太多支持。例如，迄今为止英国在试行财政紧缩方面的过往表现毫不出色。尽管英国央行采取了种种举措来抵消政府严厉的开支削减措施，但该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低于预期。

教训之三：金融危机关系到的是经济学，与道德无关。

在这么多人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之后，大家出现了说教的冲动：要防止造成危机的种种罪恶，惩罚作恶者，在经济上奉行节俭之道。

从长远来看，这显然是正确的。然而，在遭受巨大的金融冲击之后，如果每个人都立即同时减少债务，那经济就将一直萎靡下去。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在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应鼓励借款和支出，并暂时把认为这么做可能会使大家未来犯下更多罪恶的忧虑放到一边。

教训之四：关注银行。

正如本•贝南克(Ben Bernanke)在其学术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在“大萧条”时期，美联储未能认清正是垂死挣扎的银行阻塞了经济的信贷动脉，这种认识错误导致经济受创。贝南克在最近这次危机中又研究了上世纪90年代的情况，当时瑞典和日本双双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瑞典选择了吃猛药，它整顿银行体系，从而使经济恢复了增长。日本没有做到这一点，其经济也停滞了10年时间。在本世纪头10年，美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欧洲则没有。

美国与欧洲对银行的压力测试的对比颇具启发意义。压力测试的意义在于让市场确信，银行拥有（或者是将会被迫募集）足够的资本金来抵抗住糟糕的经济。

在美国，事实证明2009年的压力测试获得了市场的信任，政府也承诺用纳税人的钱救助无法从市场募集到所需资金的银行。欧洲的压力测试缺乏可信度，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承认政府债券的价值或许不值其面值是个棘手的事。此外，欧洲各国政府仍然没有形成为无法募集到资金的银行提供支持的令人信服的机制。

如此一来，美国的银行被普遍认为状况良好，并开始更加愿意放贷。与此同时，欧洲一些大银行依然被认为处境岌岌可危，它们也不愿意放贷。现在，各国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压力测试。

教训之五：也要关注借贷者。

假如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但却假装能够偿还，这对借款方和出借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这种做法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注销债务，特别是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会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美国，四分之一以上有抵押贷款的房主所负担的贷款都高于房产价值，有些经济学家呼吁对大量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或是将其抹掉一部分。但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他们都未发现这样做的回报能超过他们为此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他们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过分的谨慎延长了房产市场的萧条，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

欧洲则不甚愿意免除欧元区外围国家（参见教训三）的债务，因为这样做会显得自己似乎是在奖励这些国家肆意挥霍。这使得欧洲银行业面临着政府所欠其债务可能无法全额偿还的风险。。这还迫使负债的政府大幅削减开支和加税，它具有引发恶性循环的风险：政府的紧缩政策加剧了衰退，衰退反过来又使政府的财政赤字上升。

教训之六：采取效果持久、随时间推移逐渐发挥作用的财政政策。

事后看来，布什政府在2008年的小规模财政刺激举措和奥巴马政府2009年刺激举措的具体措施不适于解决当时的问题。（参见教训一。）临时减税（两届政府均采取了该举措）或是为购房购车提供减免税优惠使经济得到了短暂的提振，但其效果逐渐消退，使得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假如国会同意的话，更明智的刺激举措本该是没那么“及时，有针对性和临时性”的措施（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2008年1月提出的解救方法），它们应该是更加“迅速、大规模和持续”的措施（萨默斯在2008年11月提出的方案）。比如说，如果当初向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金，本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更长久的提振。

教训之七：要有退出策略并要需加以解释。

大家依然在不停地担忧形势将以悲惨结局收场，这将导致企业、消费者和政界人士束手束脚并因此伤及经济发展。大企业在继续囤积大量现金，彷佛它们正在为巨大灾难做准备一般。
政界人士则受到他们自身对赤字的抨击所累，选择了即时和时机未成熟的财政紧缩举措，因为他们无法就如何应对真正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一问题是福利支出未来会不断增长。

美联储已经阐明了其退出策略，告知市场在其开始加息前会发生什么情况，它还制定出了在未来某个时候着手缩减其规模达3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的计划。但是，没有人能肯定美联储会做好这件事或是具备迅速采取行动的政治勇气。

正如一个爱开玩笑之人最近所言，贝南克看到了出口，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到达出口。

（编者按：本文作者David Wessel是《华尔街日报》专栏“Capital”的专栏作家。该专栏着重分析经济状况、以及影响全球生活的其他事件。）

然而，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影子银行”的规模在持续缩小。截至2012年3月，“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负债规模已经相当，均在15万亿美元附近。如下图所示（点击查看大图，下同）。

在过去16个季度里，美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持续缩小，各个季度的缩水幅度如下图所示。

把美国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的负债规模合并起来看，可以看出，“去杠杆化”的趋势依然在持续。

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包括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政府支持企业（GSE）及其他机构发行的证券、资产支持证券、融资公司、公开市场票据及回购协议。如下图所示，在“影子银行”规模缩小的过程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