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9年，印度电信市场总额增长6%，其中用户设备（手机、平板电脑和数据卡）实现了26%的强劲增长。

在大规模网络扩建的支持下，运营商基础设施和运营商托管服务部门实现了5%的增长，而企业通信市场也在强劲需求的刺激下实现了6%的增长。

唯一出现收入负增长的分支是电信服务部门，降幅为8%。广播服务细分市场实现了8%的正增长。

Voice&Data的年度“电信业调查”包括市场规模以及对各行业不同细分市场的分析。覆盖范围遍及以下主要细分市场：

电信服务：语音服务、数据服务、VAS、企业数据服务等。

用户设备：手机、平板电脑和数据卡。

运营商基础设施：核心和接入、电信塔、OSS/BSS、测试和测量、电源解决方案、软件、解决方案和咨询、托管服务、运营商网络和电信电缆。

企业通信：主动式网络（交换机、路由器、WLAN）、结构化布线系统、台式电话、IP和SIP电话、PBX系统以及音视频会议、软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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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外市场研究公司Markets and Markets的报告指出，到2020年光网络和通信市场价值达259.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12亿元）。

光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类型分为波分多路复用、同步光网络/同步数字系列、光纤通道以及其他。光网络和通信的主要应用有航空与国防、政府、制造业、海底、矿业、交通、石油天然气、医疗、电信、能源等。

报告覆盖的区域有北美、欧洲、亚太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从市场收入来看，欧洲是最大的市场地域。亚太地区、北美及其他地区被认为是发展潜力大的市场，由于中国、日本、印度和中东为市场增长提供了动力。

光网络和通信市场快速增长是因为基础设施和汽车发展提供了关键机会。市场的主要推动力有对100G服务的增长需求、不断增多的数据中心部署、以及云服务越来越多地采用。当然，市场还受到一些限制，如高昂的基础设施成本，终端用户缺乏产品知识等。

光网络和通信市场中的主要参与者有法国阿尔卡特朗讯、美国思科、美国威瑞森、中国华为。

注：本文采用汇率1美元=6.2058人民币元

由于“每用户电信支出”在现实中总是一个缓变量，“用户净增”一般总是影响行业收入增长的最大因素。当市场步入饱和，净增相对存量的比例跌至低位时，行业收入增速也会相应跌向低位。根据工信部近日发布的2014年度统计公报，按可比口径测算(已补偿了营改增因素)，2014年中国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6%、移动通信业务同比增长3.3%，行业收入增速与用户增速的表现一致，都步入了饱和新常态。

2009-2014年各制式移动电话用户发展情况

2009-2014年3G/4G用户和TD用户发展情况

在工信部往年公报中，会用“电信业务收入增速”与“GDP增速”比较，并称“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连续三年(注：指2011年~2013年)高于同期GDP增速”，今年由于电信业收入增速太低，公报就不再与GDP做比较了。但实际上，与“按现价计算的行业收入”增速比较的基准，应该是“按现价计算的名义GDP”增速，而不是“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实际GDP”增速，这样才能真实反映电信业收入规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到底是扩张的还是收缩的。

2011年~2014年，中国“电信业务收入增速”分别为10.1%、8.9%、8.5%、3.6%，而名义GDP增速为17.8%、9.8%、9.5%、约9.0%，电信业实际上在连年跑输GDP，电信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实际处于持续收缩状态，而不是以往公报所描述的“高于同期GDP增速”那样的“扩张”。

若电信业的产出也用虚拟的不变价计算(即不考虑业务价格，只考虑“业务量”，比如流量、话务等)，则该产出指标就是“电信业务总量”概念，根据工信部统计公报，2011年~2014年以虚拟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分别为15.2%、10.7%、15.4%、16.1%，这个指标在数字时代的意义已经不大，但该指标与“电信业务收入增速”的差距越来越大，仍可反映出电信业的“量收剪刀差”近年来的扩大趋势。

从行业结构角度，2014年也是中国移动通信行业再次显露出失衡迹象之年。3G起始的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以用户数计的份额格局为“移动72.0%、联通20.3%、电信7.7%”。到2013年，行业份额格局逐步调整为“移动62.2%、联通22.8%、电信15.0%”。2009年至2013年，中移动每年份额下降约2个百分点，中联通和中电信合计份额则相应上升约2个百分点，3G在事实上起到了均衡行业格局的作用。若4G再延迟1~2年，只要最大份额运营商的份额低于60%，行业基本可算作达到了“非显著失衡”的最低要求。

4G发牌打断了这一趋势，而4G牌照的不对称发放方式则进一步扭转了趋势。作为4G起始的2014年，年底行业份额格局变为“移动62.5%、联通23.1%、电信14.4%”，中移动净增占据全行业净增的68%，逆转了份额下降趋势，份额回升了0.3%。中联通录得2010年以来最缓的份额增长，中电信则逆转为2009年以来的首次份额下降。

2014年行业3G/4G用户增长1.86亿，2G用户减少1.29亿，随着未来行业总用户净增量的进一步减少，中国市场的“3G/4G用户增长”将基本等于“2G用户减少”。由于3G高端用户电信消费几乎等于4G用户，而2G用户电信消费一般普遍低于3G/4G，所以从宏观看，对运营商最有意义的数字就是2G用户向3G/4G用户的转化量，而将自身原有3G大规模转化为4G则意义不大，甚至可能得不偿失。

2014年底，三大运营商的2G存量为“移动4.71亿、联通1.50亿、电信0.67亿”，比例关系为“移动68.5%、联通21.8%、电信9.7%”。大致估算可知，中移动要保持份额不显著减少，只需大致保住已有的存量用户即可；中联通和中电信要保持份额稳固，则在保住全部存量的前提下，至少要从中移动抢过来5000万用户。

抢对手存量用户的难度，要比抢同样数量的新用户的难度大得多，市场饱和后，弱势运营商将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强势运营商则更易于巩固原有地位。即使2015年后三大运营商4G进入均势，只要中移动保住存量更为有力、中联通和中电信抢用户较为不力，格局就难免继续失衡。

市场一直有声音呼吁中联通和中电信要以更积极的竞争来稳住份额，但目前看来中联通和中电信对份额得失似乎并不是太着急，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一是积极竞争必然影响短期财务，市场并不是都会认为长期发展比短期业绩重要；二是中电信和中联通仍有垄断性的有线业务，并不像纯无线运营商那样，丢失无线市场份额后会直接引起企业总体亏损；三是更重要的，既然行业重大问题都是监管层直接干预确定的，行业即使失衡，可以预期监管层还会干预。

“市场饱和”和“GDP增长下降”双击下的电信业总是难言乐观的，中国市场没有特殊性，行业的收入侧将进入饱和市场新常态。但在投资侧，2014年中国电信业仍然“新兴”惯性十足，行业收入完成1.15万亿元，行业投资达到4000亿，“投资-收入比”达到35%，这对饱和市场来说是极其高的，行业的投资侧要适应新常态，未来还需大幅度调整。

如果“调结构”意味着消费在宏观经济中的扩张，“扩大信息消费”意味着“信息消费”在消费中的扩张，而且这些都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可以预期“信息消费”将会以比GDP高的速度增长。信息服务消费、终端产品消费和电信消费作为“信息消费”的三大支柱，一大支柱电信消费(对应电信业务收入)实际在相对收缩，而且难以刺激(即使马上可以再上5G也没用)。另两大支柱将是未来信息业增长的主力，特别是互联网产业所支撑的服务消费和终端消费，未来可能一枝独秀，独撑信息消费。

via：C114中国通信网

为了完成这份国际通信市场报告，Ofcom在九个国家发起了网上调查，本次调查的目的在于确认消费者在通信领域的消费金额，以及他们对相关服务或者产品的态度。参与本次调查的九个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西班牙以及中国。而根据来自中国的数据显示，中国与其他八个国家存在一些很明显的差异。本报告按照不同的内容进行了章节划分，分别在不同的章节对电视和视频、广播与音频、互联网与一些基于网络的内容、电信与网络以及邮递业务进行了介绍，报告将对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通信行业的差别进行解释。

在本章涵盖的指标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根据来自中国的参考数据统计出来的。为了尽可能地解释这些差异，并减少重复的章节内容，报告选择了通过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报告将通过四幅图表来解释对来自中国的这些数据差异的思考，在这些图表中，报告将中国与目前最大的通信市场——美国进行了对比，然后又将中国与英国进行了对比。

存在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如下所示：

1)与其他市场相比，由于本身存在的人口、经济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原因，中国存在较大的抽样差异;

2)不同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以及态度;

人口和经济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人口总数多达13亿。因此，中国的人口组成是非常多元化的——中国有56个众所周知的少数民族，14种主要语言，而方言的种类则多得数不胜数。中国拥有的领土很辽阔，地理差异性也相当大，这一大片土地被分成了31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

由于上述的原因，中国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别。其中，东部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就业人数(48.5%)和国内生产总值(GDP 53.1%)中占到了较大的比例;而由于人口等原因，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三省的发展不如东部这些省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一半人口居住在农村。

家庭收入水平也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从中国整体水平而言，基于购买力平价学说调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8,400美元(折合5,300英镑)。不过，具体到个人就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居民比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年收入高出2.5倍左右，在使用基尼指数的137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27位，而美国排名第42，英国排名第91。越高的基尼指数排名意味着，收入分配水平越不平等。从中国的整体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8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服务的提供与使用

富余和贫困阶层之间的差异被部分地反映在通信服务的提供上。对运营商而言，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通信基础设施投资的意愿明显要低。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往往是由该地区较低的收入水平造成的——譬如那些位于山区和沙漠地区的西部省份，这些地区往往位于农村。反过来，这种基础设施的缺乏又造成人们获得相同通信服务的代价要更昂贵。如此的恶性循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抑制。

因此，中国固定网络的基础设施也因地而异。在大城市，各大运营商(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都推出了光纤宽带服务。然而，大部分地区的宽带连接仍然是相对较慢的，并且很多都还是基于DSL。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能够使用上宽带网络。

很多的中国公民并不拥有个人电脑，五个中国人中也许只有两个人能够接触到互联网。在2011年年底，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用户仅为1.36亿。这表明，82%的中国农村人口没有使用互联网。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农村互联网用户仅占到了在线人口的26.5%。

与此相应的，中国的宽带使用率也是较低的：在中国，每100个家庭中只有39个拥有固定宽带连接(在美国，这个数目是76，而在英国是77)。中国较低的宽带使用率有一部分原因是，有些地区没有电话线——不过这个情况在中国因地域不同而不同。在某些中西部省份，每100个人中只有不到70个人拥有电话(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都统计在内);然而就全中国而言，这个相应的数值是86.26。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通信用户消费者主要以移动电话为主。2011年，中国地区的手机出货量为2.91亿部。当年年底，在中国移动连接用户多达9.86亿个，这部分用户在2006到2011年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7.3%。在中国，97%的电话量都是由移动电话发起的。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英国由固定电话发起的电话量要远远超过中国;另外，英国只有52%的电话量是来自移动电话。

在中国所采取的研究方法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以及人口的多样化，在中国开展一份调查研究是极具挑战性的;此次的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譬如说，我们的调查问卷被翻译成中文普通话，这就使大概30%的人口(这些不说普通话的人)很可能被排除在外。

我们只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中开展了调查。与在其他国家进行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时需要尤其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同时，不能看成是完全对等的状态。

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主要是城市中拥有较高收入的一部分群体，也许有可能是早期的技术使用者。在中国，89%参与我们调查的消费者年龄都小于45岁。与从其他国家收集到的数据相比，中国受访者在我们的样本中不属于“典型的”更广泛的人群。

也正因为如此，来自中国的一些调查结果看起来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我们下面研究的案例中也会强调这一点。

在中国获得的研究结果

接下来，我们将从四个图表来说明在中国、英国和美国消费者研究之间出现的差异，每一个图表都是来自相应的市场版块，表格中也包含了消费者调查的内容。

案例一：设备拥有率

图1

图1中显示出了相应设备的拥有率，其中智能手机的(81%)、笔记本电脑(78%)、平板电脑(41%)，数据显示，中国人群拥有这些电子产品的比例都要高于英国和美国。然而，由于在英国和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高于中国，所以假如将中国的全部消费者都考虑进来然后重新进行数据统计的话，中国的这些设备的使用率就可能要比美国和英国要低一些了(我们假设那些拥有这些设备，但是却没有拥有互联网的用户数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前提下)。

在中国开展的消费者研究可能更多的反映出的是，年轻的中国富裕阶层对这些最新的消费类设备的追捧。中国现在是苹果的第二大销售市场，苹果是iPhone智能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的制造商。在中国，有线电视的使用用户也在迅速增长，每年增长率都超过678%，但是这部分用户的基数很小。

案例二：首选的通信方式

图2表明，在中国，人们与朋友和人家进行沟通最常使用的方法是通过电话进行语音通话。与此相反的是，在英国和美国，面对面的沟通是比较受欢迎的。

这种差异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偏好。不过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我们的受访者的年纪较年轻造成的。在我们开展的消费者研究中，在不同国家中的年轻受访者都更加倾向于使用移动电话进行沟通。此外，移动网络在城市地区的覆盖率较高(城市也是中国因特网用户更多的地区)，这也可能促进了移动电话的使用。

案例三：对伦敦2012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报道

在图3中显示的研究数据表明，在中国，消费者主要通过个人电脑去了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相关报道。不到1/4的中国受访者表示，预定的电视节目是他们最大的消息来源。

同样，我们几个参与比较的国家样本之间的差异，似乎也解释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对游戏的消费差距。在我们得自中国的调查样本中，有更大比例的一部分消费者属于早期的因特网使用者，并且他们也更加热衷于使用更新的技术去玩游戏，譬如说使用手机(11%)和使用平板电脑(3%)。

然而，时间也许会对人们观看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全球性现场活动的观看习惯产生影响：在中国，很多活动都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进行的，所以选择在第二天早上通过网络来收看赛事内容，可能是中国消费者的首选，其次再是观看现场直播。

案例四：通过平台消费新闻

我们通过类似的观察方法研究出了中国人的主要的新闻来源，如图4所示。根据我们的消费者调查，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因特网在中国似乎比在美国和英国的地位更加重要，电视对中国人来说，重要性还是要低于因特网。同样，这也可能与我们所调查的样本组成有关系，在我们选择的人群样本中，年轻化的群体以及技术爱好者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不过还有一些证据可以表明，在中国人们更加倾向于消费在线的新闻消息：中国的5大新闻网站中的4个只对消费者提供网络服务，而不提供报纸、广播或者新闻机构等多元化的消息渠道。在美国的5大新闻网站中， 只有3个仅提供网络服务，其它都有多元化的服务方式，而在英国仅提供网络服务的新闻网站仅有1个。这也反映出来我们调查的结果，大多数的英国受访者表示，电视是他们的主要的新闻来源，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英国广播公司是英国最受欢迎的新闻网站。

2013年第一季度韩国LTE用户数同比增长438%，渗透率同比增长427%，仅用半年时间用户数由1000万增长至2000万。韩国通讯市场突飞猛进，面积小且人口稠密可能是其快速发展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面积小且人口稠密并非通讯市场发达的必然因素。韩国通讯市场异常发达背后到底存在什么发展要诀。

　要诀一：技术创新

SK电讯被认为在电信行业中最具创新性的科技公司之一，是最具创新性的移动服务提供商。自1984年启动韩国第一代模拟网（1G），SK电讯一直引领移动电信服务的普及，1996年全球率先商业化CDMA（2G），2000年商业化CDMA2000 1X，推出视频电话服务；2006年商业化HSDPA技术，全球率先在WCDMA 3G网络中实现手机应用；2011年推出韩国首个4G LTE；2012年7月全球率先成功商业化的多载波（MC）技术；2013年6月全球率先推出LTE-A网络，全球首款适配LTE-A网络手机三星Galaxy S4 LTE-A。

SK电讯创新突出之处在于网络技术持续创新，而不单是业务创新。区别于其他业务型运营商，SK电讯偏向于技术驱动型的电信服务商。技术驱动型在于电信服务商掌握网络核心技术，可以自主驱动网络的演化，而非单纯依赖外部技术辅助被动推动网络演进。

技术主导型与业务主导型的重要区别在于，技术主导往往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基本出发点，业务主导则为以运营收入、利润为基本出发点。技术主导考虑更多的是需求，技术成为推动需求，引领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业务主导考虑更多的是成本问题，在业务主导公司中，制约其发展不是技术，更多的是运营成本与利润。当一项有用的技术出现，大大改善用户体验，满足用户需求，在技术主导公司中技术可能得到推广，而在业务主导公司中，迫于技术推广成本庞大，技术往往得不到有效推广。

技术演化带来通讯市场发达

2013年第一季度SKT ARPU 同比增长4.4%，KT同比增长8.3%，LG+同比增长19.8%。这主要由于更多用户开始使用ARPU值更高LTE网络。2013年第一季度，SKT LTE ARPU 比整体ARPU高44%，比整体智能机 ARPU高22%，如下图所示。

电信业增长一度依赖用户渗透率与ARPU值提升，但随着用户饱和、资费下降、颠覆性商业模式出现，作为电信主要增长来源的ARPU同样面临下滑趋势。然而新网络技术的普及，电信业可以再度迎来ARPU的持续增长。

目前电信运营商所面临量收不匹配的问题，其实是伪问题，流量压力并不存在，流量困境只是电信运营商迫于短期成本压力自设障碍。电信运营商大可以加快网络升级步伐，流量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技术演化创造更多新商业机会

新网络技术有效支撑新业务的发展，新网络演化伴随着新业务生态诞生，新业务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推进网络演化的成本。SKT往往率先升级网络，随即推出新业务，新业务在得到网络有效支撑情况下往往受到较多用户欢迎，得到意想不到发展效果。

随着LTE网络成熟、LTE-A网络的普及，电信业真正走向移动宽带数据时代，以数据为中心的时代将带来更多新商业机会，电信运营商将迎来前所未有创新机遇，业务转型或变革都将创造无限商机。

要诀二：产业链协同

韩国运营商除了技术创新突出，还有其他运营商无法比拟的产业链把控优势。除了KT，SKT、LGU+均为韩国大财阀的子公司，这是韩国运营商与别不同的地方。韩国财阀经营项目普遍涵盖多个行业或者同一行业上下游。

SK集团曾一度拥有自主手机生产商SK Teletech(后被泛泰收购)，目前拥有通信设计研发公司SK Telesys，2009年推出W品牌手机，SK集团在2012年还收购半导体公司海力士（Hynix），LG集团旗下则有庞大LG电子。韩国运营商通过集团力量轻松掌控产业链的上下游，还与三星、泛泰等终端厂商保持战略合作，保证网络、终端、应用的协同配合。

韩国运营商还考虑与合作伙伴如何实现共赢。SKT、KT都推出双赢伙伴政策（win-win partnership policy），SKT主要为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培训、资金援助、奖励等，KT提出“三不政策”主要为不阻遏、不争利，不互为竞争，鼓励现金结账等。双赢伙伴政策一定程度能扶植中小规模公司，壮大产业平台。以下为SKT双赢伙伴合作平台。

韩国通讯市场成功不仅仅是韩国运营商有足够战略与目光，更是韩国通讯产业链生机蓬勃，韩国终端厂商同样引领全球，韩国手游、音乐、影视等增值服务无不走在世界前列。韩国通讯市场成功是整个产业链生态造就出来的，而这生态形成则要归因于更底层的政府政策制度等。

要诀三：公平竞争与政策

韩国通信委员会（KCC，前身为韩国信息通信部）通过实施非对称管制，压制垄断，实现某程度自由竞争。非对称管制实则是监管部门对主导运营商与非主导运营商在资费、结算、准入等方面采取非对称的管制措施，推动市场竞争格局形成。主要措施包括资费管制、互联互通管制、市场份额管制、号码携带与统一前缀号、频谱管制、终端补贴管制等。以上管制措施大多数为压制主导运营商，偏袒非主导运营商，实施差异化对待，规范有损公平竞争行为，确保市场公平竞争。

非对称管制有助建立有序竞争体制

2000年4月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要求SKT在2001年6月底之前把市场份额所占总额的比例降到50%以下，否则每天罚款10亿韩币，SKT采取停止促销、减少广告、对欠费用户强制停机等一系列降低市场份额的措施，营业人员还主动劝用户去KTF（合并为KT）和LGT（合并为LGU+）两家公司申请入网。经过努力，终于把占有用户市场份额的比例降到了49.7%，同时KTF的市场份额升到34.5%，LGT达到15.8%，建立稳定的经营基础。市场份额等管制措施避免出现市场过度失衡的局面，建立有序的竞争格局。

非对称管制有助加快新业务推广

2012年12月，SKT、KT和LGU+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抢夺用户提供违禁补贴而遭到KCC重罚。SKT被罚68.9亿韩元，KT和LGU+分别被罚28.6亿和21.5亿韩元。三大运营商在一段时间内还被禁止签约新用户：其中LGU+为期24天，SKT限期22天，KT被禁20天。

KCC认为电信企业试图以过度补贴从对手公司挖走用户的做法有损公平竞争，敦促移动运营商将注意力集中在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降低服务费用上。终端补贴管制在一定程度遏制运营商恶性竞争，将更多资源放在技术研发与创新，提高服务水平，降低资费。

韩国从移动市场开放之初就开始实行非对称管制措施，为韩国移动市场带来有序的竞争环境，移动市场基本形成“竞争加剧—市场扩大—投资扩大—竞争加剧”的良性循环，为韩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发展提供增长的动力。所应形成良性循环机制确保运营商有足够的财力与精力创新业务与普及网络，而不是在恶性争夺用户中互相耗损。

韩国通信委员会不仅实施非对称管制政策，还有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政策。消费者保护并非构建于政策之上，而归根于公平自由竞争环境当中。在没有公平竞争环境，即时有再多消费者保护政策，消费者也不会得到应有的保护。公平竞争环境，无论对于电信服务商还是消费者都是十分重要。市场良性可持续发展，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赛立信通信研究认为，韩国通讯市场异常发达背后存在众多原因，而众多原因归结起来韩国通讯市场成功只源于整个市场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系统。技术创新、产业合作、公平环境三者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良性关系，技术创新既基于公平环境，又由于创新所带来机遇给商业环境带来更多公平空间，机遇与公平空间同时给大企业与小企业创造出合作机会，产业合作也最终促进技术的创新。

韩国通讯市场发达，归功于政府有效监管与产业链的协助，同时也由于韩国通讯运营商担负起普及前沿信息科技的重任，引领信息科技进步，才能造就韩国通讯市场成功。

通讯运营商应不仅仅是网络运营的提供商，只管向用户收取套餐月费，更应该是普及前沿信息科技的引领者。（赛立信通信研究部 谢剑超）

备注：韩国三大运营商简介

SKT：SK Telecom，隶属SK集团，韩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2013Q1无线市场份额为49.36%；

KT：Korea Telecom， 2013Q1无线市场份额为31.72%；

LGU+：LG Uplus，隶属LG集团，2013Q1无线市场份额为1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