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Matthew A. Killingsworth、Daniel Kahneman（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及Barbara Mellers的最新研究，收入提高可以让人感到更幸福。

在更幸福的人当中，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稳定增长，在最幸福的人群中甚至会加速增长。

研究人员发现，大约15%到20%的人经常有负面情绪，在这一群体中，幸福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与幸福的大多数人是不同的。

当收入达到10万美元时，不快乐群体的痛苦就会减轻，但超过10万美元就很少了。这一收入阈值可能代表了一个点，超过这个点，高收入就不能减轻剩下的痛苦。例如心碎、丧亲之痛和临床抑郁症可能是这种痛苦的例子。

不过，研究人员表示，即便如此，金钱也不是幸福根源的全部，目前尚无法证明幸福感与金钱的正相关是否仍会影响这些最有财富的人。

自 快科技

人的大脑拥有个非常复杂的指南针系统，它能够在你移动时追踪你所面对的方向

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和科学学院心理学教授拉塞尔•爱普斯坦（Russell Epstein）和爱普斯坦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史蒂文•马尔谢特（Steven Marchette）带领进行的。其它合作者还包括实验室成员研究生琳赛•瓦斯（Lindsay Vass）和研究员杰克•莱恩（Jack Ryan）。研究结果被发表在期刊《自然•神经科学》上。

“想象一下从地铁口出来，” 马尔谢特说道。“你知道你此刻所处的方位，但你仍然会经历四处张望试图确定你的朝向的过程。你可能会想，‘我现在面朝市政厅，那么我一定是朝东’，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秒的时间。”

“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们是如何重置自己的方向感，以及他们实现这一点是依赖环境里哪些线索。”为了测试大脑是如何做出这些推论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实验，他们将被试者引入一个虚拟环境里，一个有四座博物馆的公园里。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者记住这些博物馆里展出的日常物品的位置。然后他们在要求被试者回答这些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时，例如自行车究竟是放在蛋糕的左边还是右边，对被试者的大脑进行了扫描。

科学家们使用了一种测量大脑不同区域血流量的技术，也被称为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对被试者进行大脑扫描，研究人员主要关注于一个名为压后皮层(retrosplenial complex，简称RSC)的区域。这个区域经历严重损伤的人们能够识别环境里的地标，但是无法回忆如何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这暗示着这片区域在导航和定位所使用的记忆类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科学家们对压后皮层的探索非常有限，” 爱普斯坦说道。“虽然我们无法调查每一个神经元，就像奥基夫和莫索尔夫妇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一样，但利用fMRI的优势之处在于我们无需事先决定要记录大脑哪部分区域。” 压后皮层编码这种信息并作为精神指南针的一部分有三种主要的途径。

一种就是“全球系统”，也即大脑会忽略一个人所处环境的任何视觉线索，而追踪一个人面对的绝对方向。事实上我们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系统存在于大脑里，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小组怀疑压后皮层是否是这一系统的中央组成部分。

第二种是“特异性”系统，也即大脑会对每一个环境独立的进行方向追踪。在这样的系统里，回忆你的桌子是位于办公室北面墙边涉及回忆办公室本身并挑选出相关特征。

最后一个方法是“几何学”系统，它建立于环境里的特征之间更普遍的关系。因此回忆你的办公桌位于办公室背面墙边需要涉及回忆办公桌和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我走进办公室办公桌位于门左边——而无需回忆办公室本身。

研究小组构建的虚拟公园对于区分被试者用于确定自己相对这些物体的位置时究竟使用的是哪一种系统至关重要。公园的四座博物馆以四叶草的样式环绕中央广场分布，但只能从南部进入这个公园。每一座博物馆都有一扇单独的门，所有的都朝向广场中央。每一座博物馆都非常独特但布局相同：一间单独的房间里包含8个独特的物体，每面墙上有两个物体。这些物体都被放在壁龛里，因此被试者只能从正面看到它们。

“我们这样精心设计是为了让被试者清楚的知道每一座博物馆的后壁指向四个主方向之一。” 马尔谢特说道。“通过将物体放在壁龛里，我们确保了他们只能朝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个方向时才能看到它们。”

在虚拟环境里随意闲逛后，被试者被测试了这些物体的位置。他们被要求在一天或两天后回到实验室内，这使得他们在接受核磁共振成像扫描前有机会刷新有关物体位置分布的记忆。随后他们被展示四个博物馆之一里的一对物体的单词，并被询问第二件物体位于第一件物体的左边还是右边。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名被试者做出回应的一半数据来校准他们对这名被试者压后皮层的测量，然后与剩下另一半回应的激活样式进行对比。“如果压后皮层支持全球系统，那么它对人们想象自己是面朝后壁还是左边的墙应该没有影响；如果你在一个博物馆里面朝北部而在另一个博物馆里面朝南部，那么激活样式应该是相似的。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这一现象并未发生。”

“类似的，对于特异性系统而言，我们预计当回忆两个不同博物馆的后壁时将会产生不同的样式，因为你将会回忆博物馆里的这间房子本身。结果发现这一现象也没产生。”

相反，当被试者设想观察相对周围环境具有相同几何学关系的物体时，无论被试者所面朝的“真实”方向是什么，产生的样式应该是相似的。例如，回忆两个不同博物馆后壁上物体将会产生相似的激活样式，即使其中一个博物馆的后壁朝北，而另一个朝东。

“基于这些相似性，我们甚至能够重建被试者回忆的位置，” 爱普斯坦说道。“基于被试者的一半回应，我们知道所需要寻找的是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完全根据fMRI数据估计一个特定视野的方位，且它们距离视野的真正位置非常接近。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仿佛我们能够从某个人的大脑里读取博物馆的平面图。由于博物馆是几何学相同的，那么压后皮层会对所有博物馆使用相同的‘平面图’。”

研究小组的结果将提供人们在方向导航时大脑里发生过程的更完整的画面。“一直以来心理学家都推断几何学对于这种记忆至关重要，” 爱普斯坦表示，“但现在这项研究首次显示它背后的神经学基础。我们希望这将提供深入研究这片大脑区域的新机会。”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显示，中国智库数量最近几年始终保持在420多家的水平。虽然从数量上看，中国已名列该报告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智库大国，但比较了解中国智库发展状况的专家的估计是，中国智库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2000家以上。科技部2011年组织开展的最近一次“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共有各类型软科学研究机构2408家。考虑到软科学研究机构的概念要比我们经常说的智库的概念要宽泛一些（在“智库”概念引入中国以前，国内学术界一般称从事决策咨询研究的机构为“软科学研究机构”，而今在一些语境中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并用，所指范围略有差别），即便我们剔除那些党政机关内部的政策研究室等部门，该调查报告中智库数量也超过2000家。由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在国际上影响力比较大，并且争议较多，我们有必要细致分析中国调查数据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数据差异的原因。

　　国内媒体一些评论曾想当然地把这种数据上的巨大差异归结为西方学者出于对智库“独立性”的苛刻要求。进而，一些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国还没有建成被西方真正“认可”的独立智库。相反，中国调查通常将官方背景的研究机构都统计在内，所以中国国内调查数据“虚高”。

　　然而，仔细分析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后，我们不难发现，报告所统计到的中国智库中，同样包括我们认定为官方背景浓厚的研究机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3年度报告的全亚洲排行榜上名列第4位，中国第1位。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中也已经阐述得非常清楚，所统计的机构包括“自治的”“准自治的”“高校隶属的”“政党隶属的”“政府隶属的”和“准政府隶属的”六类。因此，该全球智库报告并没有将各国官方背景浓厚的研究机构排除在智库概念和统计口径之外。

　　一个直接原因是国外的调查在统计上存在大量遗漏。一方面，海外研究者统计中国智库的渠道也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中国研究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不高，很多智库国际交往机会很少，甚至连机构网站都没有。两方面原因叠加就造成海外研究者无法知道大量中国智库的存在。他们的调查和观察难以如中国国内研究机构的调查那么细致全面。

　　2011年中国国内的软科学研究机构调查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受科技部委托，于2010年11月开始着手调查的准备工作，在近一年的时间中开展了制定方案、修订方案、培训、布置下发、答疑、回收报表、审核数据和分析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调查报告最终于2011年10月出炉。此次调查工作步骤严谨，统计口径科学，覆盖面广，调查具有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

　　结合中外统计数据的对比，我们有必要严肃思考中国智库事业的发展路径。最近，国内很多学者一谈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问题，就必谈美国模式。不可否认，美国的确是智库事业最繁荣的国家。但是，纵观世界各国，即便是拥有相似政治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中观层面上也拥有几乎完全不同的智库发展模式。在美国，由于基金会的支持，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蓬勃发展，非常繁荣。但是，英国的研究机构则大多是依附于政党的，那些追求独立的研究机构并不受重视且发展缓慢。和美国的思路相反，德国政府和各政党支持组建了大部分研究机构，并认为这样才能够确保智库独立于利益集团。在法国，第一家智库就是法国军方效仿美国兰德公司组建的，而那些非官方智库也主要靠政府的研究订单生存。之所以形成如此纷繁多样的各国智库发展路径，其实质是因为各国都在根据各自国情探索相应模式。

　　因此，我们也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借鉴国外智库发展模式中有益的经验，又应避免照搬某个特定国家智库的发展模式。就拿大家常提到的智库“旋转门”机制为例。美国智库领导者经常会提到“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赖以成功的法宝之一。进而，一些国内学者也提倡中国智库应建立“旋转门”机制。但是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美国以外，别的主要西方国家的智库都不存在“旋转门”机制。如此看来，中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去照搬美国“旋转门”机制。诚然，当前确有一些中国退休高级官员担任民间或半官方智库领导人，但这是转型期中国自己的探索和创新，和美国智库“旋转门”并无太多关系。政府决策者和智库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正在进行着有益探索，并且为不同类型机构发挥各自能力优势提供了舞台。

　　虽然我们强调中国智库发展模式相对其他国家的独特性，但我们仍应充分重视智库建设的“独立性”。“独立性”指的是研究者忠实于客观研究结果而不考虑研究结果是否损害了某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判断独立性的标准应考察研究机构是否能够坚持客观的研究成果，表达独立的政策主张。在中国，官方背景的智库也会公开批评政府政策，而一些公认的纯民间研究机构也承接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并以能够得到政府委托课题为荣。可以看出，一个机构是否拥有官方背景并不妨碍它根据研究成果批评政府，而一个机构的纯民间属性也不妨碍它为政府服务。

　　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影响力有助于智库保持独立性。智库有了影响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其研究成果的需求就会越大，智库获得的研究经费和影响渠道也就更多，这样就能够帮助智库摆脱依附于单一财政来源的局面。另一方面，独立性是影响力的基础。保持独立性能够取得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一旦智库的非独立观点被政府和社会所识别，这些智库研究成果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从而使其很难取得社会信任，最终只能出局。

　　过去，西方学者往往把“独立性”作为智库的组织界定标准。但是，随着智库跨国比较研究的深入，原先坚持这一标准的西方学者大都已经改变了态度。他们发现无法按照英美智库的标准强加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反，一个更加宽松的智库概念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和智库发展模式的了解。目前的共识是，独立性不再是界定智库组织概念的标准，但和影响力一样，独立性是智库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一个智库在组织上可以不独立，但它应该努力追求观点的独立性。

　　如何通过完善外部机制促进中国智库的健康发展？例如，引入同行评议、“思想超市”等竞争机制，在财务管理和组织管理上突破现有瓶颈，为智库发展构建多元化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加强智库发展的信息基础建设等外部机制，都值得进一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当然，这些外部机制建设的前提是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对中国智库事业的真实情况进行准确把握。最近，新一轮“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调查”即将开展，相信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要求，新一轮机构调查在内容上将获取更为详实的资料，并为推动中国智库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最新调查说，睡眠不足造成的危害可能比过去认为的要大，也许会导致脑细胞的永久性损失。

刊登在最新一期《神经科学杂志》上的这一研究结果显示，长期睡眠不足，使实验老鼠大脑中25%的脑细胞死亡。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说，如果这种反应同样出现在人类身上，那么试图补觉就可能是一种徒劳的努力。

科学家认为，也许有一天能研制出一种药物，来阻止睡眠不足对大脑造成的损害。

研究人员让实验室老鼠保持清醒状态，以仿效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因为做夜班或者工作时间太长而导致的睡眠不足。他们密切关注老鼠大脑中那些与保持大脑警觉有关的脑细胞。

研究人员以夜班工人的睡觉时间为模式，也就是接连三天夜里工作，每24小时中只睡4到5个小时。

在让实验室老鼠几天来按照与夜班工人相同的睡眠时间睡觉之后，实验老鼠失去了脑干部份25%的脑细胞。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说，这是首个睡眠不足会导致脑细胞死亡的证据，但是强调说，必须做更多研究，来证实人类是否也会因为睡眠不足而造成脑细胞不可挽回的损害。

科学家透露，下一步研究是检查生前做轮班工作（轮流做夜班和白班）的死者的大脑，看是否有任何脑细胞损失的证据。

而从长远看，科学家建议研制一种保护脑细胞的药物，提高人体中与睡眠有关的天然化学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