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调查是经合组织首次对澳大利亚 2021 年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尽管 2021 年第三季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收缩，但经合组织预计澳大利亚 2021 年的年产出增长将达到 4%，2022 年为 3.3%。

经合组织表示，澳大利亚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仍然很大”，澳大利亚在疫情暴发时出现了结构性逆向的迹象，包括生产率和工资增长明显放缓。从较长期来看，财政支出压力将会加大，在目前的政策背景下，老龄化相关成本将导致公共债务上升直到 2060 年。

税收方面，报告指出，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消费税 (GST)“相对较低”，消费税占其税收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小。在过去 10 年中，消费税收入占总税收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如果最近家庭消费模式的变化持续下去，这一情况还将继续。因此，一旦经济复苏站稳脚跟后，澳政府应致力于提高消费税收入。其他税收改革措施包括降低资本利得税折扣，减少对私人养老金，尤其是对高收入者有利的养老金征税的调整。澳各州政府应该用“精心设计” 的经常性土地税取代印花税。

经合组织：2021澳大利亚经济完整报告–在线版

《经合组织2021年中小企业和创业展望》为疫情危机和政策应对对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它反映了长期问题，例如中小企业债务或中小企业在更具弹性的供应链或创新扩散中的作用。该报告包含对经合组织国家的影响、脆弱性因素和复原力来源进行基准测试的国家概况，并重点关注中小企业的流动性支持和复苏计划。

为遏制COVID-19大流行病而采取的对流动性、贸易和活动的限制引发了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下图所示）。所有的公司和行业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但中小型企业（SME）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在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如食品和住宿服务）中，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过高，它们往往不得不关闭业务。那些能够继续经营的企业中，许多企业的收入大幅下降，并因此面临严重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根据Facebook/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的商业未来调查，在2020年5月至12月期间仍然营业的中小企业中，55-70%的企业销售额下降，其中三分之二的企业销售额下降超过40%。

政府的反应迅速、有力，有效地缓解了第一波打击。应急方案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通常混合了补贴、延期付款、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帮助中小企业和企业家保持活力。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2020年有20%-40%的中小企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获得政府支持。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和营业额大幅下降的公司受益最大，包括通过改变破产程序，加上财政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助避免了一波破产。

不过中小企业也一直在自力更生，通过调整他们的商业模式，特别是通过更多地采用数字工具。面对限制措施，在线销售的中小企业的表现明显好于其线下同行，50%的中小企业在大流行期间增加了数字化快速通道，从而帮助加速了数字化转型。

随着许多国家限制措施的放松，以及疫苗接种率的提高，许多中小企业和企业家正在迈过单纯的生存而走向繁荣。在经历了最初的低迷之后，新创企业已经复苏，许多国家的企业创建量达到或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风险资本市场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社会创新举措也遍地开花，不仅是为了应对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而且是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企业利用其长期的比较优势来应对社会趋势，实现地方、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商业和消费模式。

虽然现在说这些最近的创新和商业动态是否会导致更高的生产力、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还为时过早，但考虑到所做的投资，这些变化中有许多是准备持久的。在大流行期间增加使用数字工具的中小企业中，大约三分之二的自营企业和小型企业，以及超过75%的中型企业宣布这些变化是永久性的。

然而，原先存在的风险和脆弱性仍然存在，而且出现了新的风险和脆弱性。尽管规模很大，但政府的支持在帮助自营职业者、小型和年轻公司以及妇女和少数族裔企业家方面效果不大，从而扩大了原先存在的不平等（下图所示）。在接受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的比例方面，也有很大的跨国差异，这反映了体制环境、执行机制的有效性和财政能力。在2020年底，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仍然需要支持。

还有人担心，如果支持措施迅速解除，中小企业的债务及其促进复苏的能力，在潜在的破产浪潮之后，可能会对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政府将需要确保对有生存能力的公司及时进行债务重组，并实施有效的清算程序，以确保资源不会被错误地分配给结构上不可行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各国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债务支持机制来长期减轻中小企业的债务，以及由政府支持的具有灵活还款条件的贷款。

复苏的速度也将取决于中小企业获得适当和多样化的资金来源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全球可持续金融趋势，旨在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纳入投资计划，正在迅速成为主流。这为能够展示ESG绩效的中小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对投资者而言，但也为那些无法做到的公司带来了挑战。

大流行病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复原力的更大重视，也可能导致国际供应链和投资的重新配置。即使不直接出口，许多中小企业也会通过其买方-供应商网络受到全球价值链变化的影响。由于封锁影响到其价值链上游或下游的供应或需求，许多小企业遭受产品短缺和价格波动。那些投入难以替代的价值链受到的冲击特别大，使专业化（以前是许多中小企业的资产，在危机前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脆弱的根源。建立复原力需要在采购和生产地点方面实现某种程度的多样化，而这一战略对于小公司来说更难采用。这也可能涉及到跨国企业从某些地方撤资，但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为中小企业创造风险和机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危机还重新点燃了关于产业主权的讨论，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正在制定围绕战略性中小企业和产业的复原力的重新外包战略。

虽然中小企业加速吸收数字工具是值得欢迎的，并将有助于缩小长期存在的生产力差距，但其速度也使许多小公司容易受到网络攻击。许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继续落后，特别是自营职业者和微型企业（约60%的企业认为适应成本是一个障碍）。此外，数字密集型部门的中小企业与低数字部门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解决投资差距和技术锁定的解决方案和政策，以及改善中小企业数字技能、数据文化和数字安全的努力，对于充分利用数字工具为所有公司带来的变革潜力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复苏计划的一部分，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的数字化、再培训和绿色化。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加强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服务的范围，支持中小企业的远程工作和数字安全，并作为促进者，将中小企业与创新和知识网络以及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系起来。此外，在许多国家，对初创企业和规模化企业的支持已经扩大，不仅是为了帮助克服流动性限制，也是为了获得创新和增长资本。各国政府也在利用危机作为一个机会，加快向更绿色和循环经济的过渡，制定了大规模的中小企业绿色活动计划，有时还与数字议程结合起来。

在这些战略中，人们也更加重视具有明确地域（国家以下）维度的中小企业和创业复苏计划的功效。这不仅是为了考虑中小企业和企业家的地方性质和影响，或者是为了在设计和提供公共服务时与他们的用户群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因为利用基于地方的政策和有效的治理机制来避免公共行动的低效率的巨大潜力。

报告在线阅读地址：https://read.oecd-ilibrary.org/industry-and-services/oecd-sme-and-entrepreneurship-outlook-2021_97a5bbfe-en#page1

报告特别提及，在G20成员国中，中国将继续“突出重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具体来看，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5%，2022年将预计增长5.8%，两年的增速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全球经济的前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各经济体的恢复程度不同。在发达经济体中，有效疫苗的逐步推广已经开始允许更多的接触密集型活动逐步重新开放。同时，今年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正在帮助提振需求，减少闲置产能，并降低大流行病造成的巨大的长期创伤的风险。根据目前的计划，2022年的财政支持可能会有所缓和，但信心的提高和公共卫生限制的减少将会鼓励家庭消费。然而，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滞后的疫苗接种部署、新一轮的感染爆发和相关的遏制措施，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压制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政策支持范围有限的地方。

世界经济现在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活跃水平，但到2022年底仍将低于疫情前的预期水平。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增长将由美国的强劲上升带动，在2021年上升到5.3%，然后在2022年放缓到3.8%，强劲的个人消费支出有助于确保大多数国家的GDP水平恢复到接近大流行前的预期。中国的经济产出已经达到了疫情前的预期水平，并将在2021年和2022年保持这一轨迹。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印度，相对于大流行前的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将仍有很大的缺口，预计只有在病毒的影响消失后才会有强劲的增长。

近几个月出现了投入成本压力增加的迹象，但全世界范围内相当大的闲置产能应能阻止基本通胀率的大幅和持续上升。最近整体通胀率的回升反映了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复苏、航运成本的激增、受冲击行业的价格随着限制的放松而正常化以及税收变化等一次性因素，并应在短期内缓解。由于许多国家的失业率和就业率在2022年底之前不太可能达到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因此在未来18个月内，对资源的压力将不大。

PDF版本将分享到199IT知识星球，扫描下面二维码即可！

与普通职业资格相比，高中职业资格证书的就业优势在减弱

尽管提供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VET）的范围可以从初中延伸到大学，但超过2/3的VET学生是在高中就读。

尽管有很多好处，但结合学校和工作为基础的学习相对很少见

拥有强有力的学校和工学结合的职业课程的国家也是那些拥有职业资格成年人就业率最高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受过高等教育成年人的就业率。但是，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只有1/3的高中生参加了这类课程。

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改善他们的学习和就业成果

大约2/3的经合组织国家为职业高中学生提供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每10名高中职业学生中就有近7人在完成学业后直接接受高等教育课程。

教育机构的总支出增速低于GDP

2017年，经合组织国家小学平均每位学生支出约为9100美元，中学平均每位学生支出约为10500美元。课程取向会影响支出水平：在高中阶段，职业课程的平均成本比普通课程高出约1500美元。在高等教育方面，2017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每个学生的总支出为16300美元。

授课和教学时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2019年，小学义务教育时间为平均每年804小时，初中年均922小时。自2014年以来，这个数字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变化超过5%。

其他调查结果

2018年，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有26%的3岁以下儿童参加了幼儿教育和保育。

1998-2018年间，国际和外国大专生数量年均增长4.8%。

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未受高中教育的25-34岁年轻人中有61%实现就业；相比之下，高中或中学后非高等教育学历的人中，这一比例为78%。

PDF版本将分享到199IT知识星球，扫描下面二维码即可！

经合组织前身为1948年西欧十多个国家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0年底美国与加拿大加入后，在1961年正式成立，现有36个成员国。该组织在两年期经济展望以外另做这一中长期经济预测。这一长期预测包括46个国家，其中包括美英法德等在内的35个OECD成员，以及中国，印度，印尼，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在内的9个非OCED成员的20国集团国家，另外还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立陶宛。

该报告称，从2019到2060年，全球经济增长趋势最大的特征就是增速持续下滑。2019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为3.4%，在未来40年，GDP增长率将逐步下跌。这主要是因为金砖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南非，简称金砖六国“BRIICS”）增长放缓。即使如此，金砖六国GDP增长率仍将远远高于OECD国家。

这也意味着OECD国家在全球产出中的占比越来越少。OECD成员在2000年曾占全球72%的总产值，到2010年10年间就已经降至54%，预计到2060年会降至43%。对比而言，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为27%，之后会出现下跌。当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下跌时，印度的比重将继续增加。到2060年，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产出中将各占比在1/5到1/4之间。

报告指出，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印尼。这种趋势拉动着世界经济重心从北美，欧洲，逐渐向亚洲转移。同时，金砖六国有充分的空间去提升政府治理和教育水平。到2060年，基本金砖六国都可以达到OECD平均水平，金砖六国的生活水平也将比现在的基准线高出三到五成。

中国和印度已经贡献了大部分的全球经济扩扩张，眼下中国为全球实际GDP增长率贡献了1.4%，比整个OECD地区的贡献还大，这种领先性贡献将持续到2030年左右。到2035年左右，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率大的拉动会超过中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最大的单一国家。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速都已出现逐渐下滑，中印两国相加，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和OECD地区持平。

随着金砖六国增长放缓，全球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也在下滑。人均GDP与居民生活水平直接挂钩，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劳动力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OECD地区，劳动力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减少导致人均GDP缩水了0.25%，欧元区则减少0.5%。这说明老龄化已经给欧元区和OECD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但随着劳工效率的提升，这些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还是有所提升。与欧元区相比，“人口红利”给金砖六国贡献了0.1%的GDP增幅。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率的拉动在印度，印尼，南非体现的更为明显，可以高达0.3%。从中国的情况来看，2000到2007年，人口红利给中国GDP增长贡献了1%。

从2030年到2060年，除了印度和南非，金砖六国其他国家也会越来越少受益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减弱这一全球性趋势让提升劳动力效率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由此，创新凸显重要性。目前，以色列，韩国，日本，瑞典和奥地利是OECD成员中对研发投入最高的五个国家，研发投入平均占GDP的3.6%。其他OECD国家会在2030年达到这一标准，并维持在这个比例。这一比例可以通过直接提升政府开支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刺激因素提升私人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来实现。研发投入的增加将让所有OECD国家受益，到2060年，提升6%的生活水平质量，这种对于生活水平提升的拉动比例在目前研发投入少的国家将体现的更为明显。

OECD在经济展望（The long view： Scenarios for the world economy to 2060）中解释说，不能因为短期经济预测准确性极低，就质疑长期经济预测的必要性。短期预测和长期预测的区别如同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多重因素，包括环境，人口老龄化，财政可持续性，以及日益上升的新兴经济体，和结构性改革。这些因素都让长期预测成为一种必须。考虑到上述诸多因素，经济短期内高频度的上下波动实际上可以被忽略，相反，需要更加关注那些缓慢变化的趋势。其次，这些场景设定不是为了给未来提供一个现实的预期，而是强调一些可能在中长期影响全球经济的因素，例如环境问题。

PDF版本将分享到199IT交流群，支持我们发展可加入！

        性别平等一直是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OECD的新调查“性别平等：逆境之战”显示了2017年性别平等的发展情况。

        从受教育来看，经合组织国家的女孩和年轻女性已经超过男孩和年轻男性。但是在职场、企业和公共生活方面，性别差距仍然存在。显然，公共政策对减少这些不平等做的并不够。

        超过半数国家将对女性的暴力是做最有亟待解决的三大性别不平等问题之一。其他问题还包括，女性同工不同酬，家务活分担不平等。

        有些公共政策在过去五年已经有很大改善。在很多国家，带薪陪护确保男性和女性获得同样的照料。

        同时OECD的调查显示，尽管有这些发展，性别歧视依然存在。

        值得关注的是，OECD的数据显示了各国在两性薪酬方面的差距。这个问题在韩国尤其严重，一名男性雇员比一名做同样工作的女性雇员的收入高36.7%（2016年）。在日本，这个问题也很严重，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为25.7%。尽管北美的情况稍好些，美国和加拿大男性比从事相同工作的女性收入高18%以上。尽管希腊经常成为经济发展负面新闻的头条，但是在两性收入差别方面表现最好，男性只比女性收入高4.5%。

        199IT.com原创编译自：OECD 非授权请勿转载

在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中，商业、管理或法律是最受成人欢迎的高等教育学位。经合组织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的25‑64岁人士中，平均23%的人选择以上三个学科之一，而5%的人选择自然科学、统计学或数学，4%的人获得信息和通讯技术学位，17%的人获得工程、制造或建筑学位。这一学科分布与高等教育新生相似，表明学生对这些学科的兴趣保持稳定。

但是，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兴趣随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增加，2015年，这些领域在博士毕业生总人数中占比几乎是本科毕业生相应比例的两倍。这些学科也得到高等教育阶段留学生的青睐，在经合组织国家求学的留学生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科学相关学科，占比最高。

由于工程课程与业界密切相关，高级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比高等教育的学生对工程专业兴趣更浓。高级中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选择工程、制造、建筑专业，这一比例是高等教育的两倍多。

创新型社会蓬勃发展的需求提高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专业的就业率：信息及通讯技术（ICT）专业的就业率有望比艺术及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新闻与信息专业的就业率高出7个百分点。但是科学相关专业的就业率却参差不齐：自然科学、数学和统计学专业的就业率与艺术及人文学科专业很可能持平，但均低于工程或信息及通讯技术专业。

毕业生男女比例持平在某些专业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高级中等职业教育尤甚。高等教育阶段的男女比例失衡有所改善，但在工程、制造和建筑专业，新生仍仅有四分之一为女性。而在卫生和福利专业，女性接近新生总数的四分之三。在工商管理、法律、自然科学、数学和统计学等其他专业，新生男女比例已基本持平。
今天成年人普遍获得了更好的教育，但是有些人仍然被甩在后面

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国家及其伙伴国的劳动力教育程度已经提升。2000年，绝大部分青年仅拥有高级中等教育学历，如今的25‑34岁成年人中，高等教育学历群体占比最高。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及其伙伴国高级中等教育以下学历的青年人占比也已下降，2016年，经合组织国家中这一比例平均降至16%。尽管高级中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越来越多，但是完成课程仍然并非易事。在有真实分组数据的国家，约有25%的学生未能在开始课程后，在理论终止日期后两年内完成学业。这些学生中，又有五分之四不再继续深造。这是一项巨大的损失：没能完成高级中等教育课程的青年人（25‑34岁）失业率接近17%，而完成课程的青年人失业率是9%。

拥有高等学位的成年人投资于教育，因而获得了丰厚回报：与高级中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相比，高等教育学历的成年人就业的可能性要高出10个百分点，平均工资也高出56%。他们还率先从经济衰退中恢复：高等教育学历青年人就业率已经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未完成高级中等教育的青年人的失业率依然在低位徘徊。如果青年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可能性也低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同龄人。有鉴于此，青年人越来越倾向于继续深造，改善其资质，而非在完成义务教育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2000年至2016年间，20‑24岁年轻人中，继续深造者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而就业者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

高等教育总开支增速已经超过学生入学增速

教育开支的增速远高于各个教育阶段的学生入学增速，高等教育阶段尤为明显。初等、中等及中等后非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支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增长了4%，而同期学生入学增速略有下降。相比之下，高等教育机构的总开支增速是同期学生入学增速的两倍多，这体现出政府和社会致力于优先发展高等教育。

2010至2014年，尽管初等至高等教育机构的公共开支明显增加，但增速并未赶上经合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这导致同期教育机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反而下降了2%。同理，在半数经合组织国家中，2010年至2014年间政府总支出中初等至高等教育公共开支的比重也下降了。

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公共资金比例明显高于高等教育阶段。公共部门为初等、中等和中等后非高等教育提供了91%的资金，但仅为高等教育提供总开支的70%，剩余部分由家庭承担。但是，2010至2014年间，公共资金用于各级教育机构的开支比重仍大体保持稳定。

薪酬低、老龄化，教师职业困境重重

教师是教育系统的中坚力量，但是教师职业越来越难以吸引年轻学生，教师人群正日益老龄化。教育层级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初等至中等学校内50岁以上教师人数占总数的33%，比2005年高出3个百分点。此外，教师仍然以女性居多，女性平均占经合组织国家教师人数的十分之七。但是，高等教育的教师性别比例有所改善——女性教师在学前教育阶段占97%，高等教育阶段占43%。

教师薪酬也低于其他同等学历的全职工人。这是无法吸引年轻人从事教师职业的主要原因。随着教育层级的提升，教师薪酬也随之提高，但是与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全职员工相比，教师的薪酬仅相当于前者的78%至94%。2008年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教师薪酬，导致某些国家教师薪酬原地踏步，甚至遭到削减。2005至2015年间，在三分之一有可用数据的国家和经济体中，教师的实际法定工资下降了。
其他成果：

由于对早期儿童教育的公共投资较少，该阶段在私营教育机构入学的学生比重大大高于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

普通高级中等教育课程比职业课程更受欢迎：15‑19岁学生中，参加普通高级中等教育课程的人数占37%，而参加职业课程的人数占25%，尽管职业课程在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财政支持能够减少某些高等教育机构高昂的学费重负。澳大利亚、英格兰（英国）及美国75%以上的学生都能享受政府助学贷款、奖学金或助学金。

半数以上有可用数据的国家和经济体针对公共及/或私营高等教育机构采取开放式录取系统。初级高等教育课程最常见的录取要求是学生须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时参加国家或中央级考试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组织的入学考试。

获取PDF版微信扫描下面二维码

199IT知识星球（原小密圈）已有1400+资深用户、3000+份最新最好的行业文档，欢迎您的加入！

2007年至201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年轻人和父母同住的比例增加了0.7%，达到59.4%。

2007年至201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年轻人和父母同住比例示意图

正如之前的预测，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例如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希腊的年轻人和父母同住的比例最高，分别为80.6%，76.4%和76.3%。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因为像希腊和意大利不仅仅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创，这些国家还存在着年轻人和父母合住的文化。此外，这些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是最高的。事实上，如下图所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15%的年轻人，将近4000万人处在一个：失业，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训练的状态中。意大利和希腊在该排名中名列榜首，之后是土耳其。

2015年，经合组织成员国15-29岁年轻人处在失业，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训练的状态人数比例示意图；经合组织的推特，经合组织成员国中15%的年轻人，将近4000万人处在一个：失业，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训练的状态中。

另一方面，加拿大年轻人和父母合住比例最低，仅为30%。北欧各国，包括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四国的年轻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也很低。

从情况恶化的方面来看，法国在这一方面独占鳌头，法国年轻人和父母合租的比例从2007年的12.5%飙升至53.5%。研究报告认为，法国比例的暴涨是因为法国年轻人失业或未接受教育人数的大幅上涨。2015年，法国年轻人失业或是未接受教育的比例达到16.6%，较几年之前大幅上升。根据美国新闻的报道，经合组织社会政策分布经济学家Claire Keane表示，“经合组织认为这一情况已经成为一个危机。在法国，很多人依赖自己的父母生活。年轻人从自己父母那里获得财政支持。”

至于美国，2007年至2014年，年轻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上升了3.9%，大幅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当前，美国年轻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为66.6%，高于金融危机前的62.8%。

2014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年轻人和父母合住比例示意图。

经合组织的该研究结果和美国皮尤研究公司的分析不谋而合。皮尤公司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横在选择和父母合住(皮尤的年轻人设定为18岁-34岁)。

1880年至2014年，皮尤研究公司研究得出的美国年轻人和父母合住比例走势图。

经合组织报告警告，在没有工作和收入保证的情况下，年轻人成为成年人的时间可能会被推迟。糟糕的经济前景可能已经开始影响健康，生育，犯罪，甚至是社会凝聚力。

经合组织研究报告中各个研究因素。

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尔街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