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 庄闲棋牌官网官方版 -199IT //www.otias-ub.com 发现数据的价值-199IT Mon, 18 Mar 2024 11:41:32 +0000 zh-CN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5.4.2 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难适应晚年离婚 //www.otias-ub.com/archives/1680774.html Mon, 18 Mar 2024 11:41:32 +0000 //www.otias-ub.com/?p=1680774 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晚年离婚、分手或丧亲后的情感问题上更为挣扎,这表现在抗抑郁药物的使用率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尽管女性在重新结为伴侣后会短暂减少抗抑郁药物的使用,但这一效果对女性来说明显是短暂的,这突出表明了她们在适应这些生活变化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以及需要有针对性的支持。

《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型长期研究表明,如果抗抑郁药的使用模式能够说明问题,那么女性可能比男性更难以从情感上应对离婚或晚年关系的结束。

虽然在离婚、分手或丧亲之前和之后,男女都会增加抗抑郁药物的使用,但女性的用药量要高于男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男女双方重新结为伴侣后,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都会略有减少,但对女性来说,这种减少尤其短暂。

研究人员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在高收入国家,50 岁以上的”灰色离婚”呈上升趋势,因此,重新结为伴侣的情况也在增加。

晚年关系变化趋势

他们补充说,晚年抑郁症也比较常见,据估计有 10-15% 的 55 岁以上老人会出现明显的临床抑郁症状。但很少有研究关注晚年离婚/感情破裂、丧亲之痛或新恋情对抗抑郁药使用的心理影响。

因此,研究人员决定跟踪 228644 名年龄在 50 岁至 70 岁之间、经历过离婚、感情破裂或丧亲之痛的老年芬斯在 1996 年至 2018 年期间使用抗抑郁药的模式,以及这些人后来重新结为伴侣的影响。

共有 85031 人(37%)失去了亲人;75009 人(33%)离婚;68604 人(30%)因分手而不再与伴侣同居。随后,平均有 53 460 人在 2 至 3 年内开始了新的关系:分手后 31238 人;离婚后 15958 人;伴侣去世后 6264 人。

与女性相比,更多的男性在丧亲或感情破裂后重新结为伴侣。离婚后重新伴侣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抗抑郁剂的使用模式

伴侣死亡的男性和女性在事件发生前 4 至 1 年间都增加了抗抑郁药的使用量,在事件发生前 3 个月和事件发生后 3 个月的使用量急剧增加:男性增加了略低于 5.5%,女性增加了近 7%。随后使用量有所回落,但仍高于之前的水平。

同样,在离婚前 6 个月,男女抗抑郁药的使用量都有所增加:男性增加了 5%,女性增加了 7%。离婚后,男性和女性的抗抑郁药使用量立即回落,1 年后趋于稳定。但仍高于离婚前。

经历过失恋的女性在失恋前的 4 年中会大幅增加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男性也增加了这类药物的使用,但幅度要小得多:仅增加了3%多一点,而女性则增加了6%。

在一年之内,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回落到了分手前 12 个月的水平,随后男性的使用量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但女性的情况则不同,她们的用药量在分手后立即略有下降,而且持续时间很短,从第一年起又开始增加。

研究人员解释说:”部分康复和[抗抑郁药]使用量的持续增加似乎支持婚姻资源模型,该模型……表明失去伴侣可能会带来生活环境的压力变化(如家庭收入减少、失去社会支持),而这种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或累积。资源模式似乎仍然更适用于从同居关系中分离出来的女性,而不适用于男性”。

重新建立伙伴关系的作用

研究人员注意到,与重新结为伴侣相关的[抗抑郁药]使用量略有下降,但这种下降是短暂的,因为这些药物的使用量又回到了重新结为伴侣前的水平,或者在重新结为伴侣两年后仍保持较高水平,”这支持了先前研究中记录的蜜月效应,尤其是在失去亲人的人中”。

研究人员认为,虽然性别角色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女性心理健康受到的一些严重影响,但她们通常比男性拥有更好的社交网络,有助于减轻其中的一些影响。他们写道:”在我们的研究中,女性使用[抗抑郁药]的增加与解除婚姻关系有关,这可能确实与解除婚姻关系给女性带来的心理健康代价比男性更大这一事实有关。与男性相比,女性在重新结为伴侣后使用[抗抑郁药]的减少幅度较小,这可能与以下解释有关:婚姻比女性更有利于男性的心理健康,而且老年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从重新结为伴侣中寻求情感支持。此外,妇女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来处理混合家庭之间的人际关系,比如与伴侣子女的关系,这可能会损害她们的心理健康。”

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因此无法确定原因。研究人员承认,他们的研究结果存在各种局限性,包括无法说明伴侣关系的数量和时间长度。家庭支持网络和生活安排也可能对这些药物的使用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但他们得出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在晚年生活中适应婚姻解体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的支持需求”。

编译自:ScitechDaily

自 cnBe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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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率居高不下,谁最急? //www.otias-ub.com/archives/935309.html Sun, 08 Sep 2019 03:13:03 +0000 //www.otias-ub.com/?p=935309 有人说,现在年轻人面临的三大终极问题是:结婚了吗? 为啥不结婚? 为啥还不结婚?

钱钟书说婚姻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那么,年轻人的婚姻状态,究竟谁最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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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离婚率大相径庭

近日,民政部发布了2018年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国内结婚率跌至7.2‰。事实上,自2013年攀至9.9‰以来,结婚率已经连续六年下跌了。但是,国内的离婚率则是连续15年上涨,2017年已经来到3.2‰。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世间原只无情好”的真实写照。不过,自2018年8月出台的离婚冷静期之后,似乎这种情况得到了缓解,2018年离婚率与2017年持平。

虽然国内离婚率不断走高引发了很多关于人口减少的担忧,但其实这也是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号称离婚如同吃快餐的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离婚率也曾一度高达50%,而现在也降低至20-30%的区间。

根据马里兰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Philip Cohen的研究,截至2016年,美国的女性离婚率已经降至0.11‰,也就是1000个女性中离婚人数为11人。

Philip Cohen最后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现在这代人离婚率降低是因为结婚年龄普遍偏晚。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年轻时候积累了丰富的恋爱经验,进入婚姻时更谨慎、也更有判断力,谈恋爱容易,谈婚论嫁难,这才是当代的婚恋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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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政府不怕离婚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感情是个人的事,但对于国家而言,就需要平衡多个问题。比如离婚率高隐含的人口增长问题。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移民政策还是相对开放和包容的,即使在移民政策收紧的2017年,仍然有超过70万的人选择移民美国,而这占到了当年国家新增人口的30%。移民的基础是有完备的产业链和相对公平的不同种族竞争环境,在这些方面,美国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产业造血能力和种族包容程度都有比较优势,因此能够在跌破2.0的低生育率情况下,保持国家的人口竞争力。

另外,美国对非婚生子女同等待遇的态度,也让很多大胆的未婚妈妈生下了非婚生的宝宝。据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有40%新生儿是其父母在没有合法结婚情况下出生的,目前,这一趋势还在稳步上升。这些因素加起来,就是美国的低结婚率和高离婚率下为什么还能保持人口优势的原因。

尽管也面临人口锐减,相对美国的移民优势,欧洲的办法有点捉襟见肘。

虽然英国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硬脱欧”,但欧盟的核心——德国仍然寄希望于这个飘摇破碎的联盟能够继续走下去。在人口问题上,顶着万般不情愿,德国随着默克尔的大手一挥,已经接收了200万以上的难民,而大部分都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

德国联邦统计局网站6月27日发布消息,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第14次人口协调预测结果: 2018年,德国有5180万人处于20岁至66岁的工作年龄。到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400万至600万,达到4580万至4740万。如果没有净移民,到2035年,德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约900万。

长远来看,接收难民还将带来教育、养老、社会稳定等一系列后续问题,而且现在外界依然对德国接受难民的事情褒贬不一,但德国国内生育率低导致劳工缺乏的问题确实得到了改善。

如何解决人口困境,我们的邻国日本其实更有发言权。

近年来日本深陷老龄化危机,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少政客都呼吁女性多生孩子,甚至有政客称“不生孩子很自私”。

但时任首相仍回应,“生不生孩子要交给本人来选择,但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同时,日本也启动了多项政策来改善人均生产力。

受困于生育意愿低下,日本常年生育率维持在1.4左右。

2015年上任之初,安倍政府将生育率提振的目标设定为十年后达到1.8。先是给生育奖励,为育儿家庭提供一笔日元现金奖励。

2018年9月,安倍提出,为了应对日本的“银发社会”、“少子社会”,日本将致力于打造“终生不退休社会”,将就业年龄提升到65岁,以扩大就业范围。

同时,安倍政府提议,将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延迟到70岁(现为65岁),“如果民众可以延迟到70岁以上才领取养老金,他们将获得更为优渥的福利。”

在应对人口问题上,虽然日本已经走在前面,但毕竟日本人口规模与国内不可同日而语,鼓励生育的政策现在国内已经实施,延迟退休也已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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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怎么做?

8月28日,韩国统计厅发布《2018年出生统计(确定版)》,合计生育率仅为0.98,即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足1名子女。韩国成为世界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

根据自1970年以来每年编制的韩国政府报告,2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这一创纪录的低水平使韩国接近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底部。这甚至低于日本,日本多年来一直在与低生育率作斗争,2018年的生育率为1.42。

总生育率衡量的是一个女子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

先来看一组人口数据,这是过去60年左右中美的总生育率变化对比。剔除掉异常数据以后发现,中美的生育率在1991年基本接近,而如果从最近的数据趋势来看,2019-2020年之间,中美的生育率又即将趋等。

人口游戏是一场国家之间的终极博弈。

自从2012年实质进入刘易斯拐点以来,意味着国内的“人口红利”已经挤压完毕。2015年10月,国内正式启动“二孩”,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此前五年时的年均出生1644万人。但是,考虑到高房价和经济下行的因素,二胎政策释放人口增量的能力正在下降。

北大社会学教授郭志刚曾说,国内对低生育风险的认识仍然不足。从世代更迭的角度来看,出生率至少要在2.0以上,才能让人口稳定在同样基数。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15年全球人口总生育率为2.50,而1975为4.50,1995为3.10。

计划生育时代,中国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独生子女政策虽然稳定了人口增速,但失独老人、独生子家庭养老压力增大的问题这几年逐渐成为社会现象。一刀切,不顾历史进程和未来的政策显然得不偿失。

但在“二孩”时代,我们可能继续在犯类似的错误。我们的“二胎”政策只落到了生育环节。首先暴露出来的是哺乳期妇女的产假、受到的职业歧视并没有解决。

其次,主要城市的幼教体系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婴儿潮。那么势必造成很多育龄妇女必须全职照顾家庭。

最后,如果生养成本依然高企,那么最后二胎政策未来很有可能造就一大批素质不高的人口。因为少数精英群体和中产家庭会衡量生养成本,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本身就不低,家庭人口增加会导致收支天平的失衡。历史经验来看,人口质量的结构一旦从纺锤型变成三角形,那么社会不稳定因素将急剧增加。

仓廪实而知礼节,人类理想社会是按需分配,但放开生育势必把这最后的理想也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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