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柳叶刀地区健康-美洲》杂志上的这项首次研究发现，2021年有32.8%的美国成年人经历了抑郁症状升高，而在2020年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有27.8%的成年人经历了抑郁症状的升高，在大流行之前有8.5%。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抑郁症状的最重要预测因素是家庭收入低，没有结婚，以及经历过多种与大流行有关的压力因素。这些发现强调了大流行病与其对人口心理健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抑郁症的持续高发率并不遵循以前的创伤性事件，如飓风艾克和埃博拉病毒爆发后的模式，通常情况下，抑郁症在创伤性事件发生后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在COVID-19大流行的12个月后，抑郁症的水平仍然很高。

该研究是美国第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使用自控抑郁症筛查工具，即病人健康问卷-9（PHQ 9）研究COVID之前和期间的抑郁症流行率的变化。2次调查使用PHQ 9评估抑郁症状，并收集了相同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调查还收集了与COVID-19相关的压力因素的数据，如失业、亲人因COVID-19而死亡、财务问题、感到孤独和缺乏儿童保育。

“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简称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是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等44家单位，历时3年完成的科研项目，是我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在此基础上，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许秀峰教授和卢瑾教授作为并列第一作者，与项目组成员合作，针对抑郁障碍开展了深入研究。该研究成果9月份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布。

抑郁障碍包括抑郁症、心境恶劣障碍和未特定型抑郁障碍，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2019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抑郁障碍在精神障碍中的疾病负担占首位；在全球所有疾病的疾病负担中抑郁障碍排名第13位，在中国排名第11位。

此前在中国没有具全国代表性的抑郁障碍精神卫生利用数据。因此，该研究成果意义重大，首次提供了我国成人抑郁障碍流行病学患病率及其分布特征、临床症状严重程度、社会功能损害程度、获得各类治疗状况的全国数据，对于研究抑郁障碍流行病学特征和相关因素具有重要学术地位。

研究结果显示：抑郁障碍在中国的分布特征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失业者高于就业者，分居、丧偶或离婚者高于已婚或同居者。

中国的成人抑郁障患者的特点包括：首先，女性患任何一类亚型抑郁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和12月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其次，家庭主妇、退休、失业人员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和12月的患病率均高于有工作者；第三，分居、丧偶或离婚者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明显高于已婚或同居者；第四，与最年轻的年龄组(18-34岁)相比，抑郁症和心境恶劣障碍的患病率在较大年龄组中更常见。抑郁症和未特定型抑郁障碍发病年龄均约为14岁，但心境恶劣障碍发病年龄约为18岁。

此次研究成果是在中国31个省中抽取157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疾病监测点，完成了中国成年人（≥18岁）精神障碍横断面的流行病学调查，有28140名受访者（其中12537名男性占44.6%和15603名女性占55.4%）完成了调查。

卢瑾教授在会议间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和世界相比，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偏低一些，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导致，其中包含中国人有“述情绪障碍”。此外，社会经济发展与抑郁障碍有一定关系，抑郁障碍是与社会心理相关的一个状态，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心理压力大，以及离异、分居婚姻状况，失业都会导致患病风险增加。

该研究从英国生物库数据库中获取了8.6万人的数据，包括对有关精神和身体健康的问卷调查的回答、血液样本和基因数据。在这些参与者中，31%的人患有重度抑郁症（MDD），这是一种慢性抑郁症，会给人的生活带来重大问题。

除其他外，该研究发现，与未患有抑郁症的人相比，患有抑郁症的人血液中的C反应蛋白（CRP）水平也较高，这是一种炎症标志物。尽管考虑到可能影响炎症的潜在因素，包括体重指数和吸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平，但仍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总体水平更高。

同样，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患抑郁症的遗传风险越大，他们可能有更多的炎症，突出表明在体内更多的炎症和经历临床抑郁症之间可能有直接的生物联系。

该研究的资深作者之一Carmine Pariante教授解释说：

我们对数据的大规模分析剔除了社会经济背景、健康状况不佳、不健康的习惯以及免疫功能障碍的遗传倾向，作为抑郁症和炎症之间关系的唯一解释。通过这种排除法，我们表明，在抑郁症和炎症增加之间的关系背后，可能有一个核心的生物过程。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一过程，并揭示其在抑郁症发展中的作用的更多细节，我们就能为试验这一广泛的精神健康障碍的新疗法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