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亚洲在2024年依旧贡献了全球增长的近60%，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5年亚洲地区经济增速将显著放缓，从去年的4.6%下降至3.9%。2026年的增长将为4%，也低于先前预测。

这一下滑趋势是普遍存在的。预计本地区发达经济体今年的增长为1.2%，比1月的预测下调了0.7个百分点。但日本的增长将小幅上升至0.6%（去年为0.1%），主要得益于实际工资增长的预期，有望拉动消费；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今年的增长为4.5%，下调了0.5个百分点。中国2025年预算中的财政扩张预计将部分抵消关税上升和贸易政策收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增长被下调至今年和明年均约4%。

关税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削弱亚洲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动能。在国内需求乏力的背景下，出口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一直是主要的增长引擎。而在一些国家，借贷激增抑制了消费支出，并加重了债务服务负担。

博文指出，亚洲对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在高科技产品需求带动下保持强劲，特别是人工智能推动的增长显著提升了对美出口的价值。通过全球供应链的直接路径，这种增长让许多亚洲经济体对美国需求波动和保护主义上升变得更加脆弱。

第一，刺激内需与结构再平衡。许多亚洲经济体需从高度依赖出口转向更加依赖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模式。中国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社保体系等举措被认为是朝正确方向迈进的关键改革。

第二，出口市场多元化与区域一体化相结合。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商品、服务、数字贸易与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协调，提升区域韧性，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实现这些目标依赖于数字能力，新加坡成为全球最具数字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韩国和印度在数字政府服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第三，深化财政与金融改革。各国需在确保财政可持续的同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来保护弱势群体并维持内需。货币宽松（在通胀接近或低于目标水平时）和汇率作为缓冲器的作用，也应得到利用。例如，泰国与蒙古正在实施债务重组与财政规则改革，印度则通过加强税收管理提高财政收入。斯里兰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稳步推进财政整顿，也实现了显著提升收入与缩小赤字的目标。

第四，促进科技与人力资本投资。随着生产率增长放缓，亚洲必须依托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推动经济转型。投资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尤其是服务业领域，将为创造高质量就业与可持续增长提供保障。

第五，绿色转型与气候韧性。气候脆弱的太平洋岛国，应优先加强气候适应性建设，包括基础设施抗灾能力、农业与水资源管理、清洁能源转型等方面。获取稳定与长期的气候融资将是这些国家提升韧性的核心。

文章总结指出，亚洲经济正处于战略转型的关键时刻，在全球经济重构的关键时刻应抓住机遇，调整增长战略，从“世界工厂”转型为“区域引擎”。通过前瞻性改革与区域协作，亚洲有望续写新的增长篇章，实现更具韧性、可持续与包容的发展目标。

虽然各国情况不同——预计三分之二国家的公共债务将趋于稳定或下降，但2024年10月《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未来的债务甚至可能会高于预测水平；为了以较大可能性稳定或减少债务，我们需要开展规模比目前预测的大得多的财政调整。报告认为，各国现在就应针对债务风险实施精心设计财政政策，保护经济增长并保障脆弱家庭，同时利用货币政策的宽松周期。

逊于预期

许多国家的财政前景可能都逊于预期，其原因有三：巨大的支出压力、债务预测的乐观偏见，以及大量的未识别债务。

IMF此前的研究显示，整个政治界对财政问题的讨论已愈发倾向于增加支出。各国需要增加支出来应对诸多问题，包括老龄化和医疗保障、绿色转型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地缘政治日益紧张导致的国防和能源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表明，债务预测往往会大大低估实际结果。从提前五年的债务率预测来看，其实际值比预测值平均高出了10个百分点。

本期《财政监测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在险债务”框架，将宏观金融和政治的现状与未来所有可能的债务结果联系了起来。这种方法超越了通常对债务预测点估计值的关注，可帮助政策制定者定量分析债务前景的风险并确定其来源。

该框架表明，在严重的不利情景下，全球公共债务率可能在三年后达到115%，较当前的预测值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经济增长疲软、金融环境收紧、财政滑坡以及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重要的是，各国在影响其融资成本的全球性因素面前正变得更加脆弱，这些因素包括系统重要性国家（如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带来的溢出效应。

大规模的未识别债务是实际公共债务远高于预测值的另一个原因。一项对30多个国家的分析发现，40%的未识别债务来自于政府的或有负债和财政风险，其中大部分都与国有企业的亏损有关。回顾历史，未识别债务的规模一直很大，平均为GDP的1%到1.5%，且其在金融压力时期会急剧上升。

更大规模的财政整顿

如果公共债务比看起来要高，那么当前在财政上的努力很可能是不够的。

财政调整在遏制债务风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通胀放缓和央行降低政策利率，各经济体已能更好吸收财政紧缩对经济的影响。推迟行动代价高昂且存在风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需要的纠正也会变得更大；经验表明，高债务和缺乏可信的财政计划会引发不利的市场反应，从而减少应对动荡的回旋余地。

我们的分析考虑了围绕债务前景的特定国家风险，表明目前的财政调整（截至2029年的六年中，其规模平均为GDP的1%）即使全面实施，也无法以较大可能性显著减少债务或使其稳定下来。平均而言，一个经济体需要在该时期实施累计约为GDP 3.8%的紧缩，才能确保以较大可能性实现债务的稳定。在债务预计不会稳定下来的国家（如中国和美国），当局需要作出的努力则要大得多。但这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政策选择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关注民众

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调整如果校准不当，将因总需求下降而造成巨大的产出损失，并可能伤害弱势群体，导致不平等加剧。因此，当局需要通过谨慎设计来减少调整的成本，它们还要争取公众对必要财政调整的支持。

财政措施的选择很重要，因为各种措施的影响不同，且需要进行权衡取舍。例如，削减公共投资的产出损失最大，且会影响长期增长前景；减少社会转移支付则会损害脆弱家庭并加剧不平等。

当局需要将以民众为重和以增长为重的财政措施妥善结合起来，且具体的做法因国而异。发达经济体应推进福利改革，调整支出的优先次序，并增加低税收地方的收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具有更大潜力来调动税收收入（通过扩大税基和增强税收征管能力），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并保护公共投资来支持长期增长。

速度也很重要。我们的分析表明，按节奏持续推进调整可以缓解财政风险，同时减少其在产出和不平等方面的不利影响（相较突然的紧缩可降低约40%）。尽管如此，一些债务困境风险较高的国家需要实施前置式的调整。

在调整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财政治理，包括建立可信的中期框架、独立的财政委员会和健全的风险管理。加强财政风险评估，密切监测国有企业的或有负债，及时发布细致的债务统计数据——这些措施可以减少未识别的债务。

高企的公共债务是一个问题。即使是一些公共债务水平看似可控的国家，《财政监测报告》也认为其风险很高，未来几年的实际债务结果可能比预测的更差。目前的调整计划尚不足以可信地稳定或减少债务。报告还指出，精心设计的财政调整有助于降低债务风险，改善公共债务前景，并减轻对社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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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中文业界资讯站

如今的经济学家鲜少查阅亚当 · 斯密 1776 年的《国富论》，尽管这一著作因揭示了市场运行的规律而备受赞誉。当代经济学家往往更倾向于阅读简练并含有清晰方程式的期刊文章，而不是亚当 · 斯密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涉及历史、社会和经济分析的巨著，需要花上好几个下午才能勉强读完。

亚当 · 斯密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20 世纪后期，他的思想得到了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理论的倡导者的拥护，但当代经济学家的建模方法和数学工具箱与斯密的文学、人文主义方法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经常用他们高度抽象的 “一般均衡” 理论来证实斯密著名的概念“看不见的手”，并解释实施社会有效市场经济所必备的条件。斯密模糊的隐喻被尖端的数学计算清晰表达出来，为了得到实际运用，它被应用于一个简化到连斯密都几乎认不出来的经济模型中。

但是，从十八世纪冗长的 “政治经济学” 向二十世纪数学化的 “经济科学” 的转变，要比以斯密为中心的叙述所体现的更加迂回曲折。在斯密的巨著出版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出现了模型研究的早期震颤，后来演变为一场重塑经济学的地震。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弗朗索瓦 · 奎奈（François Quesnay）（路易十五的主要情妇蓬帕杜夫人的私人医生）在六十多岁时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得到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第一个经济思想家学派。奎奈从有机体中的血液循环中得到启发，创造了第一个经济模型，即 1758 年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这是一张由之字形折线构成的图表，描绘了经济中货币和商品的流通。

经济表写成于工业革命前夕，奎奈认为，经济价值最终来源于农业，特别是 “净产品”：即农民获取了维持生计所需的东西后剩下的东西。当农民支付地租后，地主才能购买衣服和家具，工匠才能购买食物；这些剩余通过经济流通并推动经济发展（“之” 字形折线代表连续几轮的支出）。就这样，奎奈的经济表为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 1930 年代提出的关于收入循环流动和乘数的理论埋下了伏笔。作为勒内 ·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忠实拥趸，奎奈试图使用一致性和理性原则来分析经济学问题，这是现代经济学家的口号；在早期，经济学思想的方法不具备系统性，并且深受传统和宗教的影响。

迈向现代经济学风格的另一个大踏步发生在十九世纪初，当时一位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大卫 · 李嘉图（David Ricardo）读罢《国富论》受到启发，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为经济学领域带来了具有严谨性和逻辑性的新标准。他把经济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农场，其土地的肥沃程度各不相同。当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上升时，农民将不得不在不太肥沃的土地上也种上庄稼。然而，在更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庄稼的农民并没有因此获得更高的利润；相反，地主却从中受益，因为农民为了争夺最肥沃的土地，愿意支付更高的地租。李嘉图从一些假设开始，坚定不移地开展逻辑思考，通过长长的推理链条来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地主倾向于以牺牲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利益。

李嘉图的研究使他的一位读者、散文家托马斯 · 德 · 昆西（Thomas De Quincey）十分高兴，在此之前，他已经对当时他所认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无能而彻底感到厌倦。（他声称，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可以很轻松地 “用女士的扇子把他们的‘真菌头’吹成粉末”。）但是，当德 · 昆西拿到李嘉图的文章并阅读第一章时，他感到十分惊喜。德 · 昆西认为，李嘉图终于发现了正确的经济规律。它们就像是 “一束光，照亮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那些能力欠佳的经济学家只能挣扎其中，试图理解混乱的现实但却以失败告终。

李嘉图巧妙地运用了简化和假设，以专注于研究眼前问题的本质，也即建立一个经济模型。李嘉图主要通过文字描述构建模型，奎奈以图表方式构建模型，但二者都没有用到当今经济学中使用的抽象数学。研究经济学方法的当代历史学家玛丽 · 摩根（Mary Morgan）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出现始于经济学家对 “小世界” 的想象：将经济现实提炼为模型，无论是数学模型还是其他模型，这成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经济学学科的基础。正如植物学家对蝴蝶特征的研究一样，经济学家也研究一种模型如何表现以及它与其他模型的比较，对于小世界应该代表的更大的世界，他们有时几乎不予参考。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学家 “探究” 了他们的模型。他们还使用这些模型来“探询”：了解模型实际上揭示的更大的外部世界。奎奈以他的经济表为依据，认为对法国农民的高额征税正在扼杀经济，因为这些税收减少了宝贵的净产品规模。

经济学中最负盛名的小世界之一是每个经济学学生都会学习的富于独创性的埃奇沃斯盒状图：一个简单的矩形，其中包含许多的点，每个点代表一对商品组合（如苹果和香蕉），这些商品被分配给组成一个经济的两个人。顶部是重叠的 “无差异曲线”，代表每个人对这两种商品的偏好。从两人最初的苹果和香蕉分配情况开始，该图显示了如何进行商品交换以达到“社会最优” 结果（当在不损失另一方利益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无法从进一步的交易中获利）。

从盒状图中的任意一点开始，都有可能通过交易达到一个更有效的位置。可能的起点包括每个人拥有相似数量的商品，或者一个人几乎拥有所有商品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通过这种方式，效率和分配被分离开来：有些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但却非常不平等。盒状图优雅地展示了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成果——第一福利定理，它确立了竞争性市场的效率，并且其几何结构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数学语言，以及演变为复杂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些人认为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现代化身。

埃奇沃斯盒状图以十九世纪末的数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弗朗西斯 · 埃奇沃斯（Francis Edgeworth）的名字命名，是经济学中所谓的边际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该革命引入了微积分来表示变量的 “边际” 变化，例如边际效用（由商品消费量的微小变化而引起的该消费者效用的变化）。从那时起，经济学的小世界中，数学方程式越来越常见。在二十世纪，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采用了数学方法，包括从凯恩斯的著作中发展出来的宏观经济学、罗伯特 · 索洛（Robert Solow）开创的增长理论、基于博弈论的现代工业经济学，以及将理论模型与数据联系起来的计量经济学。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不仅是风格的变化，而是反映了一种看待世界的全新方式。斯密认为，人们的行为被各种动机和欲望所驱使。在做生意时，他们会讨价还价，来做成一笔好的生意，但他们也谨慎、正直、对他人抱有同情心，也有能力感知到无聊和沮丧。为了将经济行为纳入其严密的模型中，现代经济学抛弃了这些复杂的人性特点，转而强调那些更加简单和高度程式化的特点。埃奇沃斯盒状图所描绘的不是充满激情的人类，而是冷血无情的 “经济行为人”：独立的意识点，不谋划、不好胜、不嫉妒、不沮丧，而是冷静地在他们可选的一系列商品之间做出一致的选择。他们的身份仅仅在于他们有能力根据理性的规则做出选择，而他们思维的单一性使得他们很容易被锁定在简单的矩形或方程中。

李嘉图利用他的理论来推动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在听到他提出的理由后，一位议员说，“李嘉图的争论使得他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显然，李嘉图严谨的推理风格似乎很新颖也很奇怪，但人们对于经济学家标新立异的看法至今仍然存在。二十世纪初伟大的奥地利经济思想家约瑟夫 ·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经济学转变为一个建模学科的一些后果表示了强烈反对。特别是，他抨击李嘉图设计的理论遗漏了社会现实中重要但不便于研究的复杂方面。熊彼特认为，为了形成逻辑链，李嘉图进行了十分彻底的抽象和简化，以至于他的结果实际上是重言式的。熊彼特对李嘉图的抨击过于严苛，但批评者仍在继续指责经济学家沉迷于 “李嘉图恶习”——永远玩弄那些巧妙而优雅但完全不切实际的经济模型。

在本世纪初，经济学家因未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而受到批评。有人说，他们对 “理性行为人” 的假设使他们忽视了高级金融领域中显而易见的非理性和渎职行为。他们缺乏古典经济学家的广度，他们狭隘的眼光未能发现实体经济中的病态，而这些病态会给许多人带来经济痛苦。同样，许多经济学家现在也认识到了不平等加剧的负面后果，但这种认识是否与他们的概念理论相悖？在埃奇沃斯盒状图的小世界里，资源的分配是通过矩形中一个点的位置来表示的，这种方法高度抽象，以至于完全剔除了影响谁在财富斗争中获胜的制度和权力的混乱历史。

经济学家是否以牺牲 “探询” 为代价来进行“探究”？如果是这样，那么挽救措施不一定是要全盘放弃建模和数学方法，而是更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支持经济学早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可用的成分可能已经存在了。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之外，一直存在着基于多种方法的非正统经济思想传统，而最近经济学的主流分支已开始拓宽其研究方法。特别是，新兴的行为经济学领域已经引入了使用心理学概念的更加符合现实的经济模型。托马斯 · 皮凯蒂（Thomas Piketty）700 页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大获成功，这表明，人们仍然对那些呈现宏大历史叙事和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有力批判的大部头书籍感兴趣。好的经济学很可能会继续依赖于新的理论，这些理论以有益的方式简化现实，同时使模型能够取得适当的平衡，既使模型本身具有吸引力，又让模型成为窥探混乱难测的经济现实的工具。

全球近40%的就业机会与人工智能有关，发达经济体面临更大的风险，但也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能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在发达经济体，由于认知任务导向型工作的盛行，大约60%的工作都与人工智能有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体风险敞口为40%，低收入国家为26%。

人工智能将扩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前几波对中等技能工人影响最大的自动化浪潮不同，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扩大到了高工资人群。潜在的人工智能互补性与收入呈正相关。因此，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工智能取代或补充高收入工人的程度。

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强劲的话，可能会给大多数工人带来更高的增长和更高的收入。由于资本深化和生产率激增，人工智能的采用有望提高总收入。如果人工智能在某些职业中有力地补充了人类劳动，并且生产率的提高足够大，那么更高的增长和劳动力需求就可以弥补人工智能对劳动任务的部分替代。

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在从有被取代风险的工作转向互补性高的工作方面做了更好的准备；年龄较大的员工可能更容易受到人工智能变革的影响。相比之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表现出较低的流动性。适应能力强、熟悉新技术的年轻员工可能也能更好地利用新的机会。相比之下，年长的工人可能会在再就业、适应技术、流动性和新工作技能培训方面遇到困难。

为了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潜力，优先事项取决于各国的发展水平。一项新的人工智能准备指数显示，先进和更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应投资于人工智能创新和整合，同时推进适当的监管框架，以优化人工智能使用带来的效益。对于准备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技能劳动力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对于所有经济体来说，社会安全网和对易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对于确保包容性至关重要。

因此，各项预测值越来越符合经济“软着陆”情景，也即在不出现经济活动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降低通胀。这在美国尤为明显，目前我们预计其失业率增幅比较温和，将从3.6%上升到2025年的3.9%。

但全球经济正出现重要的分化，一些地区的经济活动远远低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更为明显。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增长前景改善，其消费和投资展现出了韧性；相比之下，欧元区经济活动的预测值则被下调。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展现出的韧性也强于预期。

三股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支持服务业经济的需求呈强劲增长势头，而服务业已实现近乎完全复苏，但目前需求增速正在放缓。

紧缩的信贷环境对房地产市场、投资和经济活动造成了压力，特别是在那些依赖高比例调整利率按揭贷款和拥有较低储蓄意愿或能力的国家。在一些经济体中，企业破产的数量正在增加，尽管其初始水平相对较低。不同国家目前处于不同阶段的加息周期：发达经济体（除日本外）的加息接近顶峰，而一些较早开始加息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巴西和智利）已经开始实施宽松政策。

去年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影响了通胀和经济活动。依赖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经济体经历了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和经济的急剧放缓。能源价格上涨对欧元区核心通胀的推动起到关键作用，这与美国情况不同，美国核心通胀受劳动力市场供需紧张的压力。

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尽管已呈现疲软迹象，但仍保持活跃，失业率处于历史低水平，这有助于促进经济活动。实际工资水平也已上升，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的现象。此外，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范围已大大缩小，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灵活的办公和远程工作安排使高收入群体受益更多，减轻了他们面临的工资压力。

评估风险

尽管一些极端风险（如银行业的严重动荡）自4月以来已有所缓和，但总体风险仍偏向下行。

在气候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下，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更加波动。这对于通胀控制来说是一个严峻的风险。从6月到9月底，由于“欧佩克+”（指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一些非欧佩克成员国）延长了减产的限制期限，石油价格上涨了大约25%，随后又下跌了约11%。粮食价格始终居高不下。如果俄乌冲突升级，可能对粮食价格产生进一步扰动，对低收入国家会带来更大困难。此外，地缘经济割裂也导致各地区的关键矿物等大宗商品价格差异急剧增大。正如我们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这可能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风险，包括对气候转型所带来的风险。

此外，尽管基础通胀和整体通胀均出现下降，但仍处于高位，让人担忧。而短期通胀预期已经攀升至明显超过目标的水平，不过目前这种趋势似乎在发生变化。正如《世界经济展望》的第二章所详细阐述的，降低短期通胀预期对于有效抵御通胀至关重要。

此外，不少国家的财政储备已被侵蚀，债务规模高企，融资成本上涨，经济增速减缓，这使得国内需求与可用财政资源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有必要重新关注财政风险管理，以应对日益脆弱的危机情况。

根据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尽管货币政策已经收紧，但很多国家的金融环境仍有所放松。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面临风险重新定价的危险，进而引发美元升值、资本外流、借贷成本上升和债务问题加剧。

政策优先事项

在我们的基准情景中，由于各国央行坚持收紧政策立场并努力避免过早宽松货币政策的出现，通胀率将持续走低。一旦通胀下行趋势稳定下来、短期通胀预期减少、通胀开始逐渐接近目标值，应逐步降低政策利率，并继续承诺保持价格的稳定。

为了重建缓冲，财政政策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取消能源补贴，并继续保护脆弱群体，这样可以有助于降低通胀。去年，在疫情期间采取的紧急财政措施被取消后，财政和货币政策曾经一度协调一致，但今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程度有所下降。对于美国来说，财政赤字的大幅度上升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在通胀周期的当前阶段，财政政策不应该是顺周期的。

我们需要重新关注中期前景。全球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将大大减缓，其财政空间将变窄，债务脆弱性和风险敞口将增加，缓解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所带来的长期创伤效应的机会将减少。

在经济增长放缓、利率上升和财政空间缩小的背景下，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非常关键的一项任务。为了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速，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谨慎而有序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那些强调治理、企业监管和对外部门进行改革的举措。这些“第一代”改革不仅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可以提升后续改革（无论是信贷市场改革还是绿色转型改革）的效果。

多国间的合作可以确保国家获得更好的增长效果。各国应该避免实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扭曲国际贸易的政策。此外，各国应该保证关键矿物和农产品在气候转型过程中的流动畅通，从而实现绿色走廊。这种绿色走廊有助于降低波动性并加速绿色转型的进程。

为了实现共同繁荣，所有国家都需要避免地缘经济分割。为此，各国应该努力恢复对基于规则的多边框架的信任，这将提高透明度和政策确定性。建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指出，尽管全球经济在今年早些时候展现出了韧性，经济重新开放带来了增长反弹，且通胀自在去年达到峰值后已有所下降，但现在放松警惕还为时过早。经济活动仍不及疫情前的水平（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各个地区的分化日益扩大。多个因素正在阻碍经济复苏。

全球分化

在发达经济体，随着政策收紧开始产生负面影响，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2.6%放缓至2023年的1.5%和2014年的1.4%。美国增长前景改善，其消费和投资展现出了韧性，2023年经济增速预计为2.1%；相比之下，欧元区经济活动的预测值则被下调至0.7%，其中，德国预测值仅为-0.5%。

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展现出的韧性也强于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小幅下降，从2022年的4.1%降至2023年和2024年的4.0%。但中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其面临着房地产危机和信心减弱带来的日益严峻的阻力。基金组织预测中国2023年经济增速为5%，相比7月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

由于货币政策收紧，加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预计全球通胀率将从2022年的8.7%稳步降至2023年的6.9%和2024年的5.8%。总体来看，核心通胀（不包括粮食和能源价格）预计也将下降，不过速度慢于总体通胀，2024年将达到4.5%。大多数国家的通胀预计要到2025年才能回到目标水平。

三股力量

报告指出，各项预测值越来越符合经济“软着陆”情景，也即在不出现经济活动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降低通胀。目前，三股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首先，服务业几乎已实现完全复苏。过去一年中，服务业的强劲需求支撑了以服务业为导向的经济体，包括法国、西班牙等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国，这与中国、德国等制造业强国形成了对比。

其次，信贷环境收紧正在给房地产市场、投资和经济活动带来压力，这在可调利率按揭贷款比例较高的国家或家庭动用储蓄的意愿或能力较低的国家更是如此。

第三，通胀和经济活动受到了去年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严重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经济体经历了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和经济的急剧放缓。

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虽已出现趋软迹象，但仍然活跃，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这帮助支撑了经济活动。

政策优先事项

在基金组织的基线情景下，由于各国央行维持紧缩立场、避免过早放松货币政策，通胀将持续下降。一旦通胀下行趋势牢固确立、短期通胀预期下降、通胀开始向目标靠近，就应逐步下调政策利率，同时继续承诺维持价格稳定。

财政政策需要重建缓冲，措施包括取消能源补贴，同时，还应继续保护脆弱群体。这也将有助于降低通胀。美国财政赤字的大幅上升最令人担忧，因为财政政策不应是顺周期的，特别是在通胀周期的当下阶段。

报告还呼吁重新关注中期前景。全球增长前景疲软，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生活水平的速度将大幅放缓，它们的财政空间将缩小，债务脆弱性和风险敞口上升，克服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长期创伤效应的机会减少。

报告指出，在经济增长放缓、利率上升和财政空间缩小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了关键。多边合作有助于确保各国取得更好的增长成果。各国应避免实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扭曲国际贸易的政策。此外，各国应保障气候转型所需的关键矿物以及农产品的顺畅流动。这种“绿色走廊”将帮助降低波动性并加速绿色转型。

在我们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分析章节中，我们探讨了过去驱动自然利率的各种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的前景分析了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实际利率的最可能路径。

过去自然利率的驱动因素

分析历史实际利率同步下降时的问题是：国内因素和全球因素分别驱动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对美国的实际利率产生了影响？

经过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表明，尽管全球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但对自然利率的纯净影响相对较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发达经济体的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将把资金投入具有更高回报的海外资产，导致其自然利率上升。然而，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储蓄积累速度超过了它们提供安全流动资产的能力，大部分资金被重新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券（例如美国国债），这导致其自然利率的下降，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了一种详细的结构化模型来识别过去40年自然利率联动现象的解释因素。除全球因素影响净资本流动外，我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经济中所有投入要素所产生的产出总量）和人口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的变化，以及退休期的长度）是导致自然利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力。

在某些国家，例如日本和巴西，增加的财政融资需求导致实际利率上升。而不平等的加剧或劳动力收入比例的下降等因素也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较小。在新兴市场中，各国情况的差异更大，在一些国家（例如印度），自然利率在这段时间内有所上升。

总体上而言，综合研究发现，实际利率上升只是短暂现象。发达经济体央行在通胀控制后可能会放松货币政策，让实际利率回归疫情前水平。利率何时回归疫情前的水平取决于其它情景是否成为现实，如政府债务和赤字上升、金融割裂等情景。对大型新兴市场未来人口变化和生产率趋势的保守预测表明，其实际利率将逐渐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靠拢。

本文作者

Jean-Marc Natal

Philip Barrett

事实上，我们估计，在截至2026年的五年内，低收入国家的额外融资需求——即加快经济增长并使其重回与发达经济体收入趋同之路的融资需求——约为4400亿美元。

促进经济增长、加强公共财政和增加国内收入的本国改革应有助于满足这一融资需求。但是，正如我们将在4月12日的春季会议捐助国/受援国优惠融资特别会议上将要强调的那样，国际社会还需提供更多的支持——这在官方发展援助规模持续低于联合国目标（国民总收入0.7%）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较富裕国家可以将它们的资源汇聚起来，为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的工作提供资金，或是推动它们自身的双边发展计划，以便为较贫穷国家提供支持。IMF将继续与所有的发展伙伴开展合作，帮助较贫穷国家维护经济金融稳定。

PRGT是这项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它通过提供无息贷款来支持精心设计的经济规划，而这些规划能帮助鼓励捐助方、开发机构和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PRGT支持的规划也在创造环境、帮助困难国家成功解决债务问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中所看到的，PRGT还可在冲击发生时快速提供紧急支持。

在新冠疫情开始时，IMF通过PRGT迅速扩大了紧急融资和规划支持，仅在2020年一年中，其新承诺的资金就已接近90亿美元（合65亿 SDR ）。随着低收入国家的融资需求快速增加，对PRGT贷款的需求预计也会快速上升，在2020至2024年达到近400亿美元（合300亿SDR），这比其历史平均规模高出了三倍多。

筹资缺口

2021年，我们开展了里程碑式的PRGT改革，以此加快推动低收入国家从疫情中复苏。这一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融资战略能否实现——其已确认，我们需要筹集约169亿美元（约合126亿SDR）的贷款资源和31亿美元（约合23亿SDR）的补贴资源。到目前为止，各方承诺的金额已经达到了贷款资源目标的近四分之三，但却不足补贴资源目标的一半。

鉴于有关国家对IMF支持的需求创历史新高，加之利率的大幅上升，PRGT的补贴资源需求已经进一步上升。

因此，我们亟需各方做出更多承诺，以便在今年10月摩洛哥年会前实现各方认可的筹资目标。摩洛哥年会将是50年来我们在非洲举办的第一次年会。这次年会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捐助方可就保持PRGT资金稳健的中期战略达成一致，从而向非洲大陆展现它们的承诺。

如果不能确保这些资金，这将危及IMF向低收入国家提供急需支持的能力——这些国家正在当前愈发易受冲击的世界中努力寻求经济稳定。我们的信息十分明确：我们的成员国必须团结起来，加大对这些脆弱国家的支持。

而为PRGT提供资金是这么做的最好方法。

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可以弥补资金缺口，同样，国际合作也可帮助我们打破阻碍部分国家获得优惠融资的债务僵局。

尽管目前的债务率仍然低于 1990年代中期“重债穷国倡议”推出前的水平，但低收入国家的脆弱性已大大增加，这一趋势令人担忧。约15%的低收入国家已经陷入债务困境，另有45%的低收入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债务脆弱性。随着国际利率的上升，这将带来更大的风险并限制财政空间。

与此同时，债权人格局的变化也使有关国家更难对其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行重组。与过去相比，债权人已变得更加多元化，协调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完善的。地缘政治割裂正在加剧较贫穷国家面临的困境，其使国际社会更难在债务等共同利益领域达成共识。

加快执行二十国集团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对确保债权人和债务国之间的协调和信任至关重要。从乍得的成功案例中汲取的前期经验，可用于加纳和赞比亚，以推动债务重组进程。

IMF、世界银行和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印度于2月发起了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其有可能在主要利益相关方之间促成更多共识。我们正在努力，以便在4月12日圆桌会的参与方——债权人和债务人——在春季会议期间齐聚一堂时，能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显然，当我们190个成员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下周抵达华盛顿特区时，他们将有很多议题要讨论。但这些领导者决不能因为其他挑战而忽视了世界最贫穷国家的迫切需求。

为PRGT提供支持，是将这一问题置于全球议程首位的一个绝好方式。

本文作者

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欧洲的能源体系正面临着一场空前危机。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对欧洲的供暖、工业加工和电力系统至关重要，但今年其供应量已减少了80%以上。自2021年初以来，电力和天然气的批发价格飙升了15倍，这对家庭和企业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个问题很可能会继续恶化。欧洲可能即将经历第一个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冬天，其面临着价格上涨、天然气短缺和严重衰退的风险。

欧洲各国政府已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应对措施。其中的一类政策旨在减轻成本上升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设定零售价上限，关税监管，对能源密集型企业的支持计划，对能源企业提供流动性或资本支持（甚至包括国有化）等。另一类措施旨在稳定并降低批发价格，保障能源安全。相关政策包括鼓励节能和增加供应，以及限制能源成本（特别是批发天然气价格）。

这些措施不能提供清晰的解决方案，原因有二。首先，这些措施的目标相互冲突：补贴或价格上限可能会增加需求，从而使相关问题变得更糟。其次，这将产生跨境溢出效应：补贴能源消耗可能使一国消费者受益，但这也会增加消费，导致整个欧盟的批发价格上涨，损害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利益。

对现有政策选项开展评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能最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是政府协调开展工作，减少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应，同时保持内部能源市场开放，并为弱势消费者提供保护。

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供应的减少。液化天然气（LNG）是主要的替代选项。自俄乌冲突以来，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已经上升了一倍多。

批发电价的上涨源于天然气价格的飙升和核电、水电的短缺，其不得不由更昂贵的煤电和天然气发电来弥补。因此，现在满足大多数欧洲电力市场需求的最昂贵能源是天然气。这意味着大多数低成本发电企业正在获得极高的利润（除非他们通过远期销售锁定了较低的价格）。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煤电和天然气发电有所增加，也不足以满足需求。结果是，电价攀升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一些用户完全停止了电力消费，这种现象被称为“需求破坏”。欧洲能源市场已经收紧到了一定程度，哪怕是供给出现微小变化，也会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批发能源价格在上升至高位之外，还会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波动。

这种情况将最终鼓励各方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并更有效地利用电力。一种方法可能是：向企业和家庭提供资金支持，此外什么都不做，直到价格回落。但这么做的成本十分高昂。如果政府要完全覆盖所预计的能源成本的上升，那么这将很容易达到1万亿欧元，约占欧盟年GDP的6%。政府的大规模支持可能会延迟向新均衡价格的调整，产生对更多支持的需求。由于通胀加速，危机可能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毁灭性影响，并可能迫使欧央行进一步收紧政策。此外，能源部门也将面临流动性紧缩和破产。

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其核心问题，降低欧洲批发市场能源价格，减少其波动性。但究竟应采取何种措施？

价格上限的提议包括两部分：限制天然气的进口价格，以及限制欧盟内部的批发价格。

对所有的天然气进口价格进行监管将适得其反，因为欧盟将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天然气，并导致价格进一步上升。若仅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设定上限，以便削减该国天然气的利润并降低欧洲的成本，则可能更有意义——尽管这种方法并非没有风险：俄罗斯无法轻易地将其天然气供应给其他地区，因此从商业利益看，其将继续向欧洲供气——即使是按照较低的价格。但俄罗斯已经违背了自身商业利益，将对欧洲的供气量削减了80%。如果其实施报复、停止剩余的20%供气量，情况将变得更糟。

2022年6月，西班牙和葡萄牙采用了后来被称为“伊比利亚例外”的做法，限制了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这种做法有效限制了电力成本，因为燃气发电企业通常决定了边际价格。该政策有效地控制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批发电力成本，但也激励了伊比利亚发电企业通过燃烧更多的天然气发电。如果欧盟广泛推行伊比利亚的方法，则可能会推高天然气价格，损害天然气的直接消费者。电力密集型和天然气密集型产业在整个欧盟的分布并不均匀，因此该机制也将在成员国之间产生分配影响。

第三个选项是限制欧洲天然气枢纽、场外交易和交易所的所有交易。这种限制将适用于许多与天然气枢纽价格挂钩的较长期合同——包括与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合同。为了确保这种上限不会损害欧洲吸引液化天然气的能力，可以采用一种“差价合约机制”，向进口商支付国际价格与欧洲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些资金可能来自欧盟预算。这将导致天然气和电力的批发价格下降。纳税人将不得不承担起这笔费用，但他们也将因较低的价格和补贴而得到补偿。

问题在于很难对所有的交易实施上限。对相关枢纽设置上限可能会让交易枯竭，因为卖家可以通过场外交易、以更高价格出售天然气。更重要的是，如果价格大幅受限，对天然气和电力的需求将会增加。外国卖家（尤其是俄罗斯）也可能会抵制上限，减少甚至停止供应。外国买家也可能补贴液化天然气进口以保护其消费者，这将使来自欧盟以外的竞争加剧。届时，需求将超过供应，需要实施配给来重新平衡市场。

价格上限的一种替代方案是增加供应、鼓励节能。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保护消费者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扰动——这种扰动是经济低效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考虑每个国家的政策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影响基础上，如何做到这一点。

第一个问题（关于消费者保护和经济效率的）的答案，可能在于将不依赖能源消耗的支持性支付与减少能源使用的补贴结合起来，同时保留价格信号来降低需求。可以将补贴额设定为与近期的能源消耗成正比。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德国“电价刹车”机制背后的设计原则。其首先会计算一个节俭家庭的能源需求——该家庭做出了合理的努力来节约能源。然后，该计划将为该水平以下的用电提供电力零售价格补贴，超过该水平的部分则不会获得补贴。因此，额外的用电成本将大大高于平均成本，这将鼓励家庭尽可能少地使用额外的电能。

第二个问题（关于协调政策）的答案是需要达成一场重大交易，其中，欧盟国家都同意采取基本可比的做法来减少需求、增加供应。而这带来的搭便车问题（即每个国家都不愿做出这样的努力，或是宁可忽视其对邻国的溢出效应）则必须通过监管工作，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解决。获得欧盟资金等财政激励措施是可能的。

欧盟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7月，欧盟成员国政府承诺，将把冬季的天然气需求降低15%。9月，欧盟成员国通过了一项法规，承诺将采取四类政策措施：减少电力需求，对受益于高电价的低成本发电企业（煤电企业除外）设定收入上限，对化石燃料企业（包括煤炭生产企业）征收“团结贡献税”，以及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低成本发电企业将把超过收入上限的利润返还给各国政府，而后者又将利用这些资金为消费者提供支持。

这些行动是重要的第一步，这特别是因为它们强调了协调降低天然气和电力的需求。但他们忽略了供应方面。有两类措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欧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综合经济体，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购买力。欧盟可以作为单一买家与天然气供应商进行谈判。这有可能实现双赢：欧盟需要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天然气，而供应商需要长期合同来更好管理投资计划。要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就需要取代俄罗斯每年向欧洲出口的1500亿立方米天然气。欧盟有机会汇集这一巨大需求并就长期交易开展谈判，这将为供应商提供可预见的收入，同时确保欧洲天然气的安全性和可负担性。

其次，欧盟需要在短期内尽可能提高内部的能源供应。这需要荷兰等国在提高天然气产量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德国也需要在继续运营原计划关闭的核电站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在互惠基础上则是可行的。此外，还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欧盟联合基金，例如，其可为荷兰公民因天然气产量增加而上升的地震风险提供补偿。

显然，这场能源危机已经成为了一场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的巨大挑战。天然气价格上限等紧急干预措施可能会使情况恶化——如果各国不经协调、各自为政地推出价格上限政策，则将尤其如此。欧盟需要达成一场重大交易，充分发挥自身经济集团的实力，并在欧盟层面为能源政策设定方向。今天欧盟如何管理有限的供应选择，将塑造欧洲能源系统的未来。深度推进一体化并加快投资，可以使欧洲克服这场危机，并推动向更清洁、可再生和更可负担的能源转型。

报告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2%，与7月预测持平；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2.7%，较7月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且存在25%的可能性会降到2%以下。

报告指出，如果不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最严重阶段，那么这将是2001年以来最为疲弱的增长表现。

此外，报告预计全球通胀将从2021年的4.7%上升到2022年的8.8%，但2023年和2024年将分别降至6.5%和4.1%。

世界经济阴云密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Pierre-Olivier Gourinchas）表示，全球经济继续面临严峻的挑战。

他表示，俄乌战争继续对全球经济稳定造成严重破坏。随着俄罗斯将天然气供应量削减至2021年水平的20%以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较2021年上涨了四倍之多，且下一个冬季及之后发生能源短缺的可能性已经增大。更广泛而言，这场冲突推升了世界市场的粮食价格，尽管最近在签署黑海谷物倡议之后粮食价格有所回落。粮食价格的上涨给世界各地的低收入家庭带来了严重困难，这在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

古兰沙说：“持续存在且不断扩大的通胀压力促使各国央行快速同步收紧了货币环境，同时，美元对其他大多数货币大幅升值。全球货币和金融环境的收紧将在整个经济范围内产生影响，抑制需求并帮助逐步遏制通胀。但到目前为止，价格压力被证明相当顽固，这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对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外部环境本已非常困难。由于美元大幅升值，这些国家的国内价格压力显著增大，生活成本危机也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动尚未恢复，许多低收入和发展中经济体仍然处于债务困境之中。疫情之后的经济创伤尚未完全愈合，而这些伤疤又将被2022年的冲击重新揭开。

报告预测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为1.6%和1%，分别与7月预期下调0.7个百分点和持平；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为3.1%和0.5%，其中，预计德国明年经济增速为-0.3%。此外，报告预计日本为1.7%和1.6%，印度为6.8%和6.1%，俄罗斯为-3.4%和-2.3%。

政策制定者需要沉稳应对

古兰沙表示，经济前景持续面临巨大的下行风险，同时，各国在应对这场生活成本危机中的政策权衡已变得极其艰难。货币、财政或金融政策校准不当的风险已经急剧上升，而此时此刻的世界经济正处在历史上非常脆弱的时期，金融市场也已出现承压迹象。

他指出，不断加剧的价格压力会压缩实际收入并损害宏观经济稳定，因此仍是当前和未来繁荣的最紧迫威胁。各国央行目前都高度专注于恢复价格稳定，政策收紧的步伐急剧加快。报告指出，不论政策收紧幅度过小还是过大，都会带来风险。当局在必要时应使用金融政策确保市场稳定，但各国央行需要沉稳实施货币政策，坚定专注于抑制通胀。

古兰沙表示，货币政策应继续以恢复价格稳定为目标，而财政政策应着眼于缓解生活成本压力，同时保持与货币政策相一致的足够偏紧的总体立场。结构性改革能够提高生产率和缓解供给约束，从而为抗击通胀提供进一步的支持，而多边合作对于加快绿色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加快绿色能源转型

他说：“能源和粮食危机，加上夏季的极端高温，正清楚地提醒我们放任气候变化不管会产生何种影响。各方需要开展更多工作，实施气候政策，抵御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这些政策在近期可能对经济活动和通胀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但与不作为带来的巨大损失相比，这些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古兰沙表示，及时、可信地推动转型，不仅对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也将有助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如果各方能在实施气候政策、开展债务处置以及处理其他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多边问题上取得进展，则将证明目标明确的多边主义确实能为所有人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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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央行持续加息，金融环境已经收紧。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下，金融稳定风险已大幅上升。

正如我们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所讨论的，金融体系面临如下重大问题：通胀达到数十年来的高位，许多地区经济前景持续恶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存在。

为防止通胀压力变得根深蒂固，正在应对顽固高通胀的各国央行不得不加快货币政策收紧的步伐。不仅如此，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央行都面临着不同部门、地区存在更大风险和脆弱性。

政府以及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脆弱性加剧，其中许多政府已经负债累累。利率上升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紧张的实体压力。

同时，对于一些关键资产类别，鉴于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以给定价格出售资产更加困难和缓慢。市场缺乏流动性，加上预先存在的脆弱性，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放大风险定价的快速、无序调整。

在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近期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加剧，全球市场表现出紧张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政策收紧，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前景明显恶化，衰退担忧加剧，硬通货借贷成本上升，非银行金融机构压力加大。不同信用等级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普遍上升，许多国家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已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房地产问题

许多国家房地产行业的不稳定性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可能会扩大并蔓延至银行和宏观经济。鉴于住房贷款利率上升和贷款发放标准收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正在提高，更多潜在借款人被挤出市场。在某些细分市场中，过高的房地产估值可能会突然急剧调整。

新兴市场面临多重风险，其中包含高昂的外部借贷成本、居高不下的通胀和动荡的大宗商品市场。它们还面临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形势和发达经济体收紧政策的效果。

前沿市场（通常是小型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尤其严重。金融环境收紧、基本面恶化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巨大风险共同为这些市场带来了许多挑战。

迄今为止，投资者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尽管许多前沿市场面临主权违约风险，但迄今为止，许多最大的新兴市场已表现出对外部脆弱性的更强韧性。尽管如此，在今年上半年资本外流趋于稳定之后，外国投资者现在又开始撤资了。

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以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计价的债券发行速度放缓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不改善外部融资，许多前沿市场发行人将不得不寻求替代资金来源和/或调整债务安排和重组。

全球银行业资本充足率高，流动性缓冲充足。与预想不同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银行压力测试警告说，这些缓冲从某种角度看来，对于一些银行来说可能仍然不足。如果金融环境突然急剧收紧，2023年全球经济将在高通胀的情况下陷入衰退，多达29%的新兴市场银行（按资产规模）将违反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压力测试表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银行的情况要好得多。

充满挑战的宏观经济环境也给全球企业部门带来压力。信用利差急剧扩大，高成本正在侵蚀企业利润。小企业的破产数量已经开始上升，因为它们受到借贷成本上升和财政支持减少的因素更大。

政策建议

中央银行一定要果断采取行动，将通胀恢复至目标水平，并避免通胀预期失控，以防止损害中央银行的信誉。中央银行应围绕其政策决定、维持物价稳定的承诺以及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必要性进行清晰的沟通，这对于保持中央银行的信誉和避免市场波动至关重要。

汇率弹性有助于各国适应各国货币政策收紧步伐的差异。如果汇率变化阻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或造成更广泛的金融稳定风险，则能够选用外汇干预。此类干预应已然成为基金组织综合政策框架中规定的应对脆弱性的综合方法的一部分。

新兴经济体和前沿市场应借助与债权人的早期接触、多边合作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来降低债务风险。从某种角度看来，这对于已经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双边和私营部门债权人应协调预防性债务重组，以避免代价高昂的违约和长期无法入市融资的局面。在适当的情况下，它们还应借鉴G20共同框架。

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金融稳定环境。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生全球系统性事件，但政策制定者应调整具体的宏观审慎工具以应对风险并遏制金融脆弱性的进一步累积。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当局应在遏制这些潜在威胁和防止金融环境无序收紧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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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国经济政策的评估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2022年的GDP增长预测从4月时的3.7%下调至2.9%；对于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经济增长预测从2.3%下调至1.7%；美国2024年的增长预期被降至0.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随着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以及美联储提高利率，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应对通货膨胀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此外，报告对性别、阶级（贫富）差距和农村三个相关的关键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使用金融科技对缩小阶级差距和农村差距回归结果显著相关，但与性别差距没有相关性。

报告指出，研究表明光靠金融科技可能不足以缩小不同性别在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差距。金融科技发展可能需要辅之以针对性的政策举措，这些举措将直接解决不容性别在获得金融服务上的差距，并能改变整个金融业的业态和社会上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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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5.9%，预测2022年增长4.9%。2021年下调反映出发达经济体的评级下调，部分原因是供应中断；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评级下调，主要原因是疫情动态恶化。

预计到2022年以后，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3%左右。发达经济体的产出预计将超过大流行前的预测。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将持续下降，因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疫苗推广速度较慢，政策支持通常较少。

美国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胀率迅速上升。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胀上升反映了与大流行相关的供需错配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相对于一年前的上涨。

总体而言，增长的风险平衡倾向于下行。令人担忧的主要原因是在广泛接种疫苗之前可能会出现更具攻击性的新冠变种。

如果大流行引起的供需不匹配持续时间长于预期，通胀风险倾向于上行，并可能成为现实，从而导致更持续的价格压力和通胀上升，促使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正常化速度快于预期。 加快全球疫苗供应、向受限制的经济体提供流动资金和债务减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多边努力仍然必不可少。加快世界人口的疫苗接种仍然是首要政策优先事项，同时继续推动广泛的测试和疗法投资。这将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有助于防止新变种的出现，并加速全球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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