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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社交和参与学生俱乐部、社团和运动队跟发展重大症状的几率较低存在关联，另外还能促进那些在开始课程时已有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人的康复。

研究人员指出，向大学生活的过渡恰好是精神疾病出现的高峰期，其中大部分（75%）是在青年时期开始的。

这些疾病中最常见的是焦虑症和抑郁症，被称为“内化性疾病”，因为它们是针对内部的或是在内部经历的，经常包括悲伤和孤独。

研究人员希望找出哪些因素可以预测那些开始上大学时有中度到重度焦虑和/或抑郁症状的学生的康复情况以及哪些因素可以预测没有预先存在的焦虑和抑郁症的一年级学生出现这些症状。

研究人员借鉴了2018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一所大型研究型公立大学就读的一年级学生的代表性样本的调查答复。该调查探讨了以前跟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有关的因素，并在2018年9月第一学期开始的2周内提供、在2019年3月考试期开始前的2周内再次提供。

受访者还提供了关于潜在影响因素的额外信息：父母教育、早期生活逆境如离婚和性/物理/情感虐待、一生中发生的情绪和焦虑障碍。

大学生幸福感量表被用来评估学生在大学校园内和跟同学之间的归属感，而青少年复原力量表的社会支持分量表被用来衡量社会支持的水平。

学生使用酒精、安眠药和无处方的兴奋剂、大麻、止痛药、鸦片制剂、迷幻药和其他娱乐性药物的数量和频率在两个时间点都得到了正式评估。

据悉，约有58%的合格学生完成了第一轮问卷调查和评估（5245人中有3029人），37%（1952人）完成了两套问卷调查。

在2018年学年开始时，受访者中具有临床意义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流行率分别为32%和27%。到2019年3月，这些数字已经分别上升到了37%和33%。

对跟康复有关的因素的分析表明，在课程开始时有内化障碍病史的学生跟没有这种病史的学生相比，没有从明显焦虑/抑郁症状中康复的可能性几乎是4倍。

但那些感到跟大学生活和同伴有联系的学生则有更大的几率从抑郁和焦虑中恢复过来，在这个量表上每增加一分，分别对应18%和14%的高几率。

至于跟第一年出现的焦虑/抑郁症有关的因素，关联性量表每增加1分，跟发展抑郁症和焦虑症状的几率分别降低10%和6%。

但药物使用的增加跟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得分（范围在0-24）每增加1分，跟发展临床显著水平的抑郁症状的几率提高16%。

由于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因此不能确定原因。并且研究人员还指出，这些发现可能不会更广泛地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大学。

他们补充称，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着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和维持，包括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

然而研究结果对大学的心理健康政策、计划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认为，俱乐部、社团和体育活动的可用性可能是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关键。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中度到重度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在进入大学的学生中非常常见并在第一年中持续存在。大学的联系可能会减轻持续或突发症状的风险，而使用毒品似乎会增加这些风险。”

研究预计全球经济在COVID-19大流行病的第一年将萎缩近5%，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将增加1.2亿人。而且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危机不同，低收入国家的这些冲击通常会增加弱势群体的死亡，如婴幼儿和老人。

以前发表的关于该大流行病对间接死亡的可能影响的预测（那些不是由COVID-19本身造成的死亡）主要集中在对基本卫生服务的假定破坏程度上。

这项研究的作者转而研究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下降所代表的总体 “收入冲击 ”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12个月以下儿童生存的影响。

他们将1985年至2018年期间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中报告的人均GDP数据与520万次出生联系起来。这些出生的大多数（82%）是在低收入和中低等收入国家。

然后，他们应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9年和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测，预测2020年的经济衰退对128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的影响。他们的计算表明，2020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婴儿死亡人数将增加267208人，相当于该年预期的婴儿死亡人数增加了7%。

南亚（8个国家）的婴儿死亡人数估计最高，共计113141人，其中多数的超额死亡人数预计在印度（99642人）。印度的年出生人数最高（24,238,000），而且预计2020年的经济缺口特别大，为-17.3%。

作者指出，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非洲估计有28000-50000名婴儿超额死亡。与之相比，2020年的估计数字为82,239人，反映出大流行病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估计缺口更大。

他们接受了他们预测数字的几个局限性，包括他们的计算借鉴了回顾性的数据，以及他们只考虑了GDP波动对婴儿死亡率的短期影响。

而且2019年10月和2020年10月经济增长预测之间的差异被解释为只代表大流行病的影响。研究人员解释说，尽管一些国家经历了其他重大冲击，如自然灾害或政治危机，可能也影响了国民收入水平。

他们写道：“无论预测死亡的确切数字是多少，我们的分析中估计的大量超额婴儿死亡强调了这一年龄组对负面总收入冲击的脆弱性，例如由COVID-19大流行病引发的冲击。”

他们解释说：“有几种机制可能推动了0-1岁儿童死亡率的增加：家庭层面的贫困将导致婴儿的营养和护理做法恶化，并降低获得卫生服务的能力，而经济危机也可能影响卫生系统提供的服务的供应和质量。

他们补充说，虽然他们专注于对婴儿生存的可能影响，但其他弱势群体也可能受到影响。”

“随着各国、卫生系统和更广泛的全球社会继续努力预防和治疗COVID-19，我们还应该考虑提供资源，稳定卫生系统和加强社会安全网，以减轻大流行病和相关封锁政策对人、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他们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