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正在重塑全球健康和经济格局，老年人需要更多的服务来满足照顾需求、慢性病和经济不安全感。

2024年，美国长寿创业公司的融资规模是欧洲长寿创业公司的两倍多。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科技和医学进步的推动下，人类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70岁以上。

预计2050年，5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45%，高于2001年的28%，原因是寿命更长，出生率更低。

10个行业380多家初创公司支持健康老龄化。

欧洲的健康老龄化创业公司今年已经获得了4.6亿美元投资，预计将超过2023年。

从历史上看，长寿吸引了最多的资金，但2021-2022年除外，因为Silverhealth活动非常活跃。

欧洲长寿和银色健康的顶级投资者

虽然预期寿命在延长，但健康状况不佳的时间却增加了10年，而且比例保持不变，部分原因是慢性病。

通过预防保健、早期干预和更好的管理来解决慢性病问题是控制欧洲医疗保健费用的关键。

与更广泛的数字卫生融资趋势类似，针对年龄相关疾病的数字工具获得的投资在2021年达到顶峰，此后有所下降。

预计2050年，欧盟将有3810万人需要护理，需求已经超过了护理人员和设施的能力。

70多家初创公司为欧洲银发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在过去的20年里，预期寿命一直在趋于平缓。现在的比赛是为了取得突破，延长健康生活的时间。

正在获得资助的减缓或逆转老龄化的不同方法有哪些？

2024年，美国长寿创业公司筹集的资金几乎是欧洲同类公司的3倍。2022年对美国来说是突出的一年，主要由Altos Labs的30亿美元融资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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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环球市场播报

“老”是什么？是六个笔画，还是六十年不能被概括的人生？如果给老加上限定条件“女性”，又给人怎样的第一印象？社会对于女性，尤其是对50+女性的长期忽视透露出深刻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甚至于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称呼这一群体。

202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未来1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迎来史上最大的“退休潮”，这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女性。而随着60、70后女性陆续退出职场，进入人生后半场，觉醒的她们亟需一场正名。

持续关注中国老龄化社会和女性力量的Wavemaker蔚迈积极参与并致力引领这个浪潮。近日，Wavemaker蔚迈与资生堂中国联合发布《关于50+女性的9个关键词和美的倡议》（以下简称“《倡议》”），通过定性民族志研究，从时间、衰老、自我三个维度揭示她们的生存状态，将50+女性更加真实、鲜活、恣意的模样展现出来，帮助她们探索打破框架后的自我，试图共建一个友好的社群文化并推动全社会的价值认同。

在主流文化中失焦的她们

此前Wavemaker蔚迈发布的《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潜藏价值》系列报告中指出，中国的老龄化群体已成为当下的增长变量，更会是未来的增长常量。报告预估，中国一到三线城市老龄化群体的消费实力高达年均6.64万亿人民币。

巨大的人口数字意味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对老龄化群体的认知偏差阻拦企业兑现这万级的消费力。银发消费市场存在着三个巨大的挑战：供需严重失衡；需求认知偏颇；资源分配两极化。虽然是红海市场，但银发经济蕴藏的潜力仍未被高效开发，而其中女性的特殊需求和消费力被掩盖在群体的失落中。

当下，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角色正在重构，处在人生新阶段的50+女性们也需要重新“对焦”。于是，Wavemaker蔚迈联合资生堂中国发布《关于50+女性的9个关键词和美的倡议》。“在过往的很多对话中，都可以体会到，人们对于老龄化群体的理解普遍存在偏差。隔代差异、成长时代的不同、对“衰老”的固有认知等等，都对理解需求产生了根本层面的挑战。本次联合资生堂中国进行的定性研究，试图探寻其活力与热情背后的三大驱动力——‘时间’、‘衰老’和‘自我重建’。希望启发更多企业去关注他们，感受其绽放与浓烈。”蔚迈中国趋势研究与市场负责人赵林娜表示。

资生堂中国市场研究部门负责人蒋瑛分享道：“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充满了变革与想象力，其中，中老年美容护肤需求的崛起是不可忽视的趋势。我们早已关注到50+姐姐对追逐美的热情，以及拥有开放心态、乐于学习、积极拥抱第二人生的向往。然而，目前这个话题仍处在行业探索的初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更多有愿景和使命感的企业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她们，并将目光聚焦于她们。”

资生堂中国市场研究经理卢玢在本次倡议中指出：“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大、当前规模小、认知率低，仍是当前中国中老年化妆品市场的重要特征。放下偏见，走近她们，你便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与热情，感受到时间与衰老的积极能量。”

资生堂品牌（中国）总经理林玉蕙亦在此次研究中总结道：“50+的她们正在重建生活圆心，将铆心对准自己，重新审视人生的目的，探索自我发展的边界与平衡，从而激发内心的丰盈。”

一场社会学的求索和进步

沿着时间、衰老、自我三个维度，《倡议》用9个关于50+女性的关键词做出回应和解答。

在解答之前，《倡议》揭示了一些关于50+女性的“反常识“：时间、衰老、自我，看似是摆在老龄化人群面前的三座大山，非但没有阻止她们前行，却如同烈火，映得她们愈发鲜活。看似困在时间和衰老中的50+女性们，其实远比外人更理解时间的意义，不被生理年龄束缚。经历过特殊时代背景的她们遇见了“自我重建”的规模性契机。

由此不禁让人反问：时间的⼒量，如何催使⼈重新出发？衰⽼的现实，如何让她们焕发新⽣？⾃我，又是如何突破社会期待的框架动态发展的？这些问题的答案组成了中国一代女性意识觉醒的历程。时代成就了她们的现在，却没有给出未来的答案，她们便自己去寻找。

处在40+美好时光和70+从心所欲之间的50+女性们，对于时间的敏锐度急速上升，她们在意识上会主动回避70+生活的灰色印象，将注意力放在“今天”，在每一个“今天”用力起舞。在充斥着媚青焦虑的社会文化下，年龄的上涨并不等同于衰老，而是丰富的阅历和广阔的见识，生命的厚度给予50+女性们对抗衰老的钝感力，在退休后拥抱第二人生。这不是个例，是中国50+女性的群像，冲破审视和评价的50+女性们用“中⽼年”、“熟龄”、“姐姐”、“新⻘年”等标签和称谓定义自己，在蜕变中重获对生活的掌控感，领略岁月的美。

《倡议》带大众理解了50+女性，更重要的是，鼓励更多还在迷茫和退缩的50+女性们跳脱出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尊重并不断地发掘真实的自我，再通过群体的觉醒带动舆论的转变和社会环境的改善，打碎构建在50+女性身上的刻板印象，构建一个包容、多样的老龄化社会，共营“第二人生”。

Wavemaker蔚迈与资生堂中国希望透过《倡议》，与50+女性共情同频，向社会传递人文关怀和品牌温度，让社会议题和品牌价值观更有力量。

报告下载：添加199IT微信公众号【i199it】，回复关键词【50+女性的9个关键词】即可下载

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预期寿命都已经超过他们的父辈与祖辈。全球老年人的数量预计将在未来的二十年内成倍增长，达到13亿之多，形成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人口结构改变。1960年以来，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了19年，但“健康寿命”却未延长，因为在延长的近20年时光中，绝大部分人的健康状况欠佳，这意味着人们将十分依赖照护，无法尽情享受美好生活。

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挑战切实存在，但我们也不应过于消极，忽视了伴随社会形态变化而蕴含的种种机遇。麦肯锡健康促进研究院认为，落实四大转变可以重新定义一个全面健康的老龄化社会：

• 投资疾病预防、促进健康发展
• 加快多样创新、培育创新生态
• 释放跨界潜力、共筑健康事业
• 赋能个人管理、自主掌控健康

在本文中，麦肯锡健康促进研究院重点探究了老龄化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六类老龄健康关键需求，以及蕴含丰富机遇的四大转变举措。

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结构转变，带来挑战蕴藏机遇

到205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今天的7%增加到16%，绝对数量更是达近四番增长，从4亿增加到15亿。【1】全球老年抚养比也已经从1950年的0.08，攀升至今天的0.14，预计将在2050年达到0.22，这意味着每一个65岁以上的人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1950年的12人降低到4.5人。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65岁以上人口数量位居全球首位，同时面临比世界平均水平更高的加速增长（见图1）。在过去的人口普查中，我国老年人口占比持续增长，但每十年增幅一般不超过2%。2020年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达到13.5%），且增幅达到4.6%。按照这一发展趋势，中国将在“十四五”后期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即60岁以上人口占比数超过20%，2040年前后超过30%，成为深度老龄社会【2】,【3】。

为何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会加速？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60周岁。即凡年满6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而国际标准为65周岁以上。而中国第二次婴儿潮就是从1962年开始的，持续时间超过10年，当年新生婴儿超过2500万，1963年则接近3000万。

这就意味着，按照国内标准，今年将有接近2500万人成为老年人，明年则接近3000万；即便按照国际标准，从2027年起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也将加速，至2030年，中国65周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0%，步入所谓的超老龄化社会。

因此，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社会，中国预计只需要9年时间，相比较而言，日本从深度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超老龄化社会（1994年-2006年），用时12年。德国老龄人口占比在1972年到达14%，36年后（2008年）再次突破20%，进入超老龄化阶段。法国从1990年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达到超老龄化社会，也用了28年。

从已经成为超老龄化社会和正在迈向超老龄化社会的经济体看，中国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的进程无疑是最快的之一（另一个国家将是韩国），其原因很简单，一是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之前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到70年代以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乃至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出生人口数量从陡增到骤减，产生人口结构类似“头重脚轻”的扭曲；二是随着生活保障和医疗水平的提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

相比之下，2020年印度的老龄化率只有6.57%，还没有步入老龄化社会，而且，2023年印度的总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为何印度没有步入老龄化，且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大约比中国年轻10岁呢？主要与人均预期寿命有关。例如，在196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要比印度高两岁，如今则相差7岁。而且，印度没有实施过计划生育，属于高生育率的国家。

中国与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走势图

来源：世界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可见，印度和全球大部分国家一样，人口的增长比较自然，而且高出生率下老龄化进程非常缓慢。我国则不一样，从上世纪50年代提出鼓励生育政策到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了出生率。加上我国较早就建立起完备的医疗服务体系，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才使得我国过早地步入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

老龄化加速会产生哪些问题?

在讨论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时，很多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未富先老”，为此，我们不妨把韩国、中国与印度这三国国家的人均GDP做一比较，60年前，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差距并不大，如1961年韩国为93美元，中国为76美元，印度为85美元。但韩国是从1975年左右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开始崛起，到1995年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可谓“未老先富”。

几乎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是未老先富，原因很简单，在未步入老龄化之前， 劳动力充裕，成本相对低，具有先发优势。但中国由于诸多原因，在1950-1990年这40年中，GDP在全球的份额并没有上升。

以美元计价的中、韩、印人均GDP走势比较

来

源：世界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不过，1990年以后中国开始腾飞，如199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317美元，比印度低50美元。但如今人均GDP水平已经是印度的5.5倍。由此可见，只要时间足够长，赶超的机会总是存在的。印度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是国内经济波动过大，经常出现负增长，包括本币的大幅贬值等。

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显著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自2011年以后，经济持续减速，这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时间非常吻合，说明人口老龄化会影响经济增速。例如，通过研究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深度老龄化迈向超老龄化进程中的GDP增速变化，发现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步入深度老龄化之后，GDP增速都出现了显著下降，而且平均增速都不超过3%。

例如，德国在1972-2008年这36年中，GDP增速最高为5.3%，其中有6年出现负增长，年平均增速只有2.2%；而在步入深度老龄化之前的60年代，GDP增速多次出现7%或8%以上的增长。

德国GDP增速走势图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德国属于欧洲最强的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状况也是最好的，相比之下，英国、法国、葡萄牙、加拿大等已经步入或即将步入超老龄化国家，在此过程中的经济增速比德国更低；日本经济增速则长期徘徊在零增长附近，其中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期间的平均增速只有1.26%。

那么，我国在步入深度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速是否也会下台阶呢？我们不妨从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入手，即支出法下的拉动GDP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未来走势。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形成（即投资）对GDP的贡献巨大，2008年至2021年，平均贡献率在43%，两倍于全球各国的平均水平。说明投资拉动型模式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但是，这一模式到了后期，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和债务率的上升。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三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273.9%。

全球主要经济体杠杆率（%，2018年）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上图可见，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新兴经济体，也就是说，在未富先老的同时，还存在“未富先债”问题。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占比中，民间投资的占比在下降，国有投资的占比在上升，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例如，，基建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目前已经低于专项债融资成本。例如2020年以来，专项债资金用于土储、棚改等项目用途受到较大限制，主要通过城投平台用于基建项目。城投平台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的中位数已经从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1.3%，明显低于专项债平均发行利率，从侧面解释了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

今年基建投资增速超高，1-10月份同比增长8.7%，而2018-2021年基建投资增速则出现断崖式回落，说明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基建投资事实上成为逆周期政策的主要发力点。而房地产投资增速之所以出现大幅回落，是销售面积的回落幅度更大，如今年1-10月份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5.5%。

房地产的繁荣，依托于需求，但人口老龄化加速，不仅城镇化进程放缓，而且也会导致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这从两个方面都会终结房地产持续20余年的上行周期。而且，房地产的需求下降又会拖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因此，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会呈现下行趋势。

老龄化加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上。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少数产业外迁现象，这主要是我国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经超过三千多万，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与印尼、越南、印度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明显反差。此外，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出现回落，出口增速将比经济增速的回落更迅猛。IMF预测2023年的全球GDP将回落至2.9%,外贸出口的增速将更低。

2023年我国外需面临很大挑战

来

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老龄化率上升对于消费应该是有利的，因为老龄化率上升，将伴随着储蓄率的下降，相应地会增加消费率。但是，我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因为人口老龄化加速而得到提升。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中，居民部门从GDP中获得的收入偏少。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2020年我国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4.8%，而美国高达83.4%，印度为76.9%，全球平均占比为60%左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消费对GDP的贡献自然也少。

2020年部分国家居民可支配总收入/GDP

来源：彭博、CEIC、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各国居民消费率比较（%）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过程中，但目前的保障度仍不足。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和美国类似，由三大支柱构成：即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补充养老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金制度三个养老保障制度组成。但第一支柱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比62%，这也反映了政府养老压力较大，而第三支柱占比几乎为零。

到2021年末，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10亿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只有179元。故核心问题是我国养老的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不够广。随着从今年开始持续十年以上的退休潮的来临，原先就存在巨大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将凸显，今年前三季度，居民存款比去年年底大增13.28万亿元，说明居民部门防御性需求上升，平均消费倾向显著下降，这将影响消费的“底气” 。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消费，因为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通常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反映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上升，如今虽略有回落，但还是处在0.46的偏高位置。疫情之下，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在10倍以上，且2021年又有所走扩。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从1-10月份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只有0.6%，与房地产相关的家具、家电、建材装潢等均出现负增长。而美国10月份零售额的同比增速高达8.3%，可见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

综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速的下降恐怕难以避免。我国在向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迈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是其他高收入国家不曾遇到过的，即中国经济在人口处在“青壮年”阶段时，因各种耽误而没有能顺利晋级，却在“老年”阶段却要参与“晋级赛”，毕竟岁月不饶人。

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日本经济在年轻时没有被耽误，现在尽管已经“失去30年”，却依然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没有抓住年轻时代的机会，如今就需要克服各种困难，迎接诸多挑战。

对策：中国经济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型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每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我们通常采取逆周期政策来拉动投资，因为该方式见效快，实施便利，操作性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基建投资刺激政策，2019年开始实施的针对企业部门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2020年开始推动的新基建政策等。这些政策都对稳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消费的繁荣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基础。消费虽然是“慢变量”，但如果总是嫌拉动消费见效慢，过度依赖投资拉动，最后势必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而这一划时代的巨变，恰恰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密不可分。例如，中国以农业人口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处于尾声，这是因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要落叶归根、告老还乡，所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逐年下降。

人口向超老龄化迈进的过程中，不仅年轻人的占比下降，而且总人口也出现下降，加上城镇化进程放缓，诸多因素叠加，导致购房需求大幅下降，持续20余年的房地产上升周期结束了。与此同时，过去一直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建投资，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也无法维持高增长，且受到地方债的约束。这也意味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只能越来越依赖于消费。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可见，消费这一基础一定要打扎实。而消费的增长需要由居民收入的增长为前提，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看，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今年以来，随着全国房价的普遍回落，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将显著减少。

为此，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即从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上获得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在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

第二，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增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也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原因。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的二、三支柱的体量；继续推进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降低老百姓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负担。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中央财政从2023年起，向全体公民发放多期消费券，第一期规模不低人均1千元。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占总人口前20%的高收入组的人均水平超过后20%低收入组十倍以上，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捐款非常必要。

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如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共接收境内外慈善捐赠2250多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大幅增长38.21%，但占GDP总额仅有0.21%，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主要捐给教育事业，对低收入家庭的帮助不大。但从增速看，未来发展慈善事业的空间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藏富于民，大幅提高对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水平，就能够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如果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央政府的20%左右杠杆率水平并不高，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具备充分提高杠杆率水平的空间。      

来自：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1、雇用和留住工人

高流动率和招聘新员工的困难提高了与护理质量相关的风险，并产生运营、声誉和法律成本。为了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工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充足的资金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下改善薪酬、工作条件和职业前景。

2、提高工人的技能和资格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提高和越来越复杂，工人的知识和技能已经跟不上步伐。为了维持护理质量和患者体验，护理提供者应探索基于团队的工作方式，共同投资于员工的能力，并支持有利于招聘和培训员工的政策。

3、确保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

许多老年人护理人员在工作中感到不安全，工作中的身心健康挑战会影响生产力和护理质量，并给服务提供者带来风险和成本。供应商有机会改善沟通、职业支持、供应链管理和治理。

投资劳动力对于行业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应对棘手的劳动力挑战的解决方案包括重塑员工体验和重组组织的工作方式。高级护理需求和商业模式的发展，该行业必须对其劳动力进行投资，以便机构既能应对新冠的长尾效应，又能在不断变化的老龄化世界中保持生存。

行业面临压力

在需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老年护理提供者正在努力应对新冠的影响以及长期存在的财务和运营挑战。处理好劳动力挑战可以作为在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取得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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